陈 坤，张 婧

（1.白城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吉林 白城 137000；2.吉林体育学院 基础课教学研究部，长春 130022）

《情人》作为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最负盛名的一部著作，产生在她人生韶华已逝、人近迟暮之时。这部充满自传色彩却短短不到七万字的作品，在为我们叙述那段青春年华的往事的同时，也展现了杜拉斯本人的怀念和追忆——青春的少女、懵懂的记忆、青涩的恋情，是她无法放下的曾经。在这些细碎得无法组成情节的文字中，杜拉斯写到了湄公河畔西贡城的狼狈与落寞，写到了少女时代的叛逆，写到了初恋。作为法属殖民地上的法国人，那时的他们生活窘迫，生命沉浸在黑暗与无助的漩涡中，然而就是这些青春年华的伤痛，在成为杜拉斯一生无法摆脱的阴影的同时，却也在无声无息中给了她创作的素材、文字的信仰。杜拉斯从开始创作起便从未停止过对少女时代往事的书写，而她自己也曾说过：《情人》是一部自传式的记忆碎片。［1］如果要给《情人》中表达“美化的爱恋、感伤的情愫和淡淡的伤怀”的文字一个定位，那就是细碎，如果要给这部书中的情愫一个称谓，那就是自恋。

一、源起与界定——自恋之说

自恋（narcissism）一词最早源于一个关于水仙花（narcissus）的希腊神话。是说那耳客索斯（Narcissus）是希腊最俊美的男子，无数的少女对他一见倾心，他却自负地拒绝了所有人。然而他却意外地在一个池边看到了水中自己的倒影，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自己的影子，最后相思而死，化作了水仙花。［2］故而水仙花花语亦为自恋。自恋首次系统地出现却是来自于弗洛伊德的著作《论自恋》。在文中，他指出自恋是自身力比多向自我投注的兴奋状态，即是泛指一切身体器官的快感。弗洛伊德讲到，自恋的种类有二：一是原发性自恋，二是继发性自恋。原发性自恋每个人都有，那就是孩子将养育自己的女人当作自己的一体来爱。继发性自恋则是一种病理性自恋，它是孩子将自身力比多投射出去的过程中遭到阻碍和挫折而折返回自我的一种自我保护。［3］那么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他认为：自恋是一种以自身生命存在为基础，并且是对这种生命过程欣赏的精神功能，它是对生命过程的肯定、欣赏和热爱。按照这样的说法，杜拉斯的自恋不仅不是一种病态的自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推动着她的创作思维和创作进程，这也印证了荣格那一句“作者无一例外都是自恋倾向者。”

二、独白式细语——《情人》中自恋情结的表现

很多人都认可杜拉斯的自恋，并且有人还用了简单的三段式来描述她的这一自恋情结：我很满意自己是一个作家；我之所以成为作家在于我有过与众不同的经历；我既满意自己的现在，又满意自己的过去。［4］对三段论的诠释，杜拉斯用了她一生的行为来诉说，而1984年获得龚古尔奖的《情人》也在反反复复地说着这三点，《情人》中的自恋情结无处不在。

（一）是她还是我——关于母亲和我

《情人》保留了杜拉斯对湄公河岸那段年少时光的完整记忆。作品中反复强调了那个在风雨中漂泊、有着疾风骤雨般氛围的家庭。然而就是这样从哪个角度来看都透着不幸福因子的家庭，却给了杜拉斯许多丰富的体验。母亲是这个“家庭传奇”中至关重要的角色，她贫穷、坚强、溺爱长子，却从不会对她的小女儿微笑。

杜拉斯对母亲的态度可以说是复杂的，她既想爱母亲，又想得到母亲的爱；既恨母亲，却又想母亲对她多付出一些。或许杜拉斯是想通过写作这种方式来弥补母爱的缺憾，或许她是想通过写作这种方式告诉自己的母亲她需要爱。作品中，那个小女儿去哄骗母亲，接近母亲，她想让母亲知道无论母亲的绝望和复仇的欲望怎么样冲击着女儿，做女儿的依旧爱她。然而她的百般讨好，却没有换来多一丝的母爱。她渴望在写作中得到母亲的爱，《情人》用诗意和零碎的语言来抒写了自身的体验和情感，她写母亲是想在文学的天空中找寻失去的母爱，不惜笔墨写那位带着歇斯底里的母亲，然而她终究没有将母亲作为主角，杜拉斯说过母亲“不是我作品的主要人物，也不是出现得最多的人物。不是，出现得最多的人物是我”［5］。

杜拉斯是自恋的，她以自己为原型构造了《情人》的女主角，那个让她沉醉其中——十五岁半，腰身纤细，一双金丝高跟鞋，两条长辫子，美丽的、叛逆的少女。然而她似乎又在一旁叙述了自己的母亲作为这个角色的陪衬，让阅读者将更多的同情与关注投注到这个小小的女主人公身上，满足了她的自恋，也实现了她的目的。那个女主人公的形象让人惊叹，也让她喜悦，而“只有在她那里，我才能认识自己，感到心醉神迷”［6］。她的文字世界与她本人的生活相重叠，将她的母亲作为参照，将自我作为观照，写自我的真实，却又充满神秘色彩。她在这种神秘中，表现着对自己的认同、欣赏和满足的自恋情结。

（二）是亲还是情——关于哥哥

在《情人》中，以杜拉斯为原型的女主人公对两个哥哥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个无所事事、流氓气十足、抢夺母爱、给弟妹带来难以抹去伤害的大哥，女主人公是讨厌的、憎恶的，她甚至想“杀死他”。大哥是在杜拉斯人生年华正美的时候留下的阴影，那个哥哥，她几乎是不愿提及的。对于二哥，可以说她在内心之中的情感也是复杂的、朦胧的。她称呼他“我的小哥哥”，这个称呼在那个年代的当地是有着特殊意义的，那是对爱人的称呼。有着喜欢、爱恋、懵懂和彼此相依那样情愫的兄妹是一对特殊的兄妹。

对两个哥哥的态度，在女主人公那里可谓是天壤之别，有极端的恨也有极端的爱，无论在伦理上还是亲情上，这种偏离了正常兄妹关系和家庭伦理的情景都是让人无法理解的。然而，在《情人》中，自小失去父爱的女孩在诉说着两个哥哥的时候，也在两个哥哥的身上找寻着父亲的影子，期待着父亲的关怀。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大哥在她心中是严肃刚强父亲的一面，代表的是强权和家庭权威，而小哥哥则是温柔亲切父亲的一面，代表着亲情和爱。这应该是杜拉斯对当时男权制度和资本主义金钱异化的一种影射和抨击。她是喜欢小哥哥的，也就是说她喜欢有着爱的家庭关系，她在说着自己和小哥哥之间的情感，是为了爱而“拯救我的小哥哥”，为了小哥哥（爱）而反抗着“我”的大哥的压迫欺负。

在《情人》中，告诉所有人她要拯救小哥哥，让小哥哥摆脱懦弱的深渊、摆脱大哥的压迫。告诉所有人她对小哥哥的恋情，逐渐饱满的情愫，难以忘怀的“初”恋。这一切都诉说着她是自恋的，自恋到炫耀着自己的不伦之恋，让读者无法驳斥她的这段恋情，反而还因为与大哥的恶劣关系而同情她的小哥哥（这个初恋的禁忌），同情她的爱恋。杜拉斯是自恋的，《情人》中她无时无刻不在攥着阅读者的心田，在细碎的记忆中找到吸引眼光的年少时光。

（三）是骗还是真——关于堤岸上的中国情人

一直以来，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禁欲主义都在阻止着人类对与性相关事物的探索，直到20世纪人类将这道神秘的大门敞开得越来越宽敞，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们才站在了人类性本欲的角度来展开了一系列的探索，而杜拉斯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情人》中的“情人”退去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岸》中白人的形象，变成了一位华人。那个中国情人是让她的家人带着耻辱色彩的，是他们家族的一个污点。然而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明确指出她不顾种族差异和别人的眼光还有家族的态度来接受这个中国情人是有着自己的原因的，她认为自己是遵从于本能的欲望而抛开了种族的差异，她与中国情人之间是通过肉欲与身体上的快感来体现他们之间的爱，她不止一次说道“我想要他”，而这种肉欲的欢愉将他们“引向极乐之境，沉浸在快乐之中”［7］。两性最原始的爱欲被杜拉斯释放得淋漓尽致，她在述说着自己的欢愉，也在炫耀着自己的爱欲，公开轻蔑了最原始的社会道德。

“我”是宗主国的白人，然而终究是一名贫困家庭的女孩，而那位中国情人虽然是非白人种但却是富翁家的独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地位的天平早已倾向了中国情人。杜拉斯的自恋表现出她在这段情爱之中的主导地位：她没有将这位情人塑造成成熟稳重和具有阳刚傲气，而是塑造成了一副懦弱胆小的样子，尤其是这位情人虽然有钱，却是靠着父亲的。在这样的关系中，她找到了平衡感，在两性中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但是中国情人屈从于家庭选择了和本国的女子结婚，这种苦心经营的平衡感在一瞬间被打破。于是，这位自恋的作家拉长了时间的维度，跨越了几十年的距离来诉说这段爱恋，用了一个著名的开头“我已经老了，有一天……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对我说‘我永远认识你……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8］来诉说不受时空控制的爱恋。杜拉斯是自恋的，她在《情人》中诉说着自尊，展示着自我爱恋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在欲爱中不断追寻着自身独立和平等地位的作者。

三、沉淀的伤痕——由自卑转化而来的自恋

法属殖民地逐渐变得贫穷落魄的家庭，给正处在青春年少的杜拉斯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伤痕：收入来源缺乏、三个子女需要养育、母亲逐渐绝望……都在杜拉斯心中烙上阴影，并给其生命中带来痛苦的回忆和不断放大的写作题材，尤其是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几个年头，她用自己年少光阴的记忆开启了一道追寻往事的大门，杜拉斯在《情人》中描述到，“十八岁开始苍老”“只有十八岁，就已经老去”，［9］这些看似淡然的口气，却带着感伤色彩，那些断断续续的语言，那些在语言中夹杂的冷瑟与悲伤，却是怎么也不能被忽视的。

（一）旧时的心殇——杜拉斯的自卑

杜拉斯在《情人》中曾说：“我不得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姑且认为是拿吧。”［10］那时，家境困难，一个小女孩为了缓解家中危机在向班级的同学拿钱，“我知道他们很有钱”，就算这样，班级的同学发现了她的行为后，却是纵容了这样的行为，“他们没叫我赔，谁也没叫我赔”，虽然有着羞耻感和害怕，“但我还是做了”。由于家庭的困难，处于白人圈子底层的孩子不得不去骗钱，拿别人的钱，这样的情景不只出现一次，而作为监护人的母亲却也是“因为家里总需要有钱收进，无论如何，没有钱是不行的”，所以母亲也默许了孩子这样的做法，甚至允许孩子的“特立独行”，“母亲才允许了她的孩子出门打扮得像小娼妇似的，尽管对这一点她并不自知”。［11］

就是母亲的放任态度，她十五岁跟中国恋人相遇了，还和他有着亲密的接触。母亲起初是不允许的，白人和非白人的恋情，在那个时侯的越南，是有着无法逾越的沟壑的，但因为这个中国男人带来了金钱，带来了他们一家人可以生活得相对宽裕的财富，所以母亲最后依旧是容忍了这段物质与身体的关系。在劳拉·阿德莱尔的《杜拉斯传》中曾披露了杜拉斯少年时的情人，她提到了杜拉斯关于真实情人的日记，“他还算是能走出去的，因为人们……通常只注意到他的脑袋，这脑袋确实很丑，我从来不和他在街上一起走到一百米以上”，［12］她跟他在一起感到羞耻。这些在《情人》中也提到，女主人公的中国情人是懦弱的、胆小的，身体也不好，带着病态的苍白，在感情上也算不上主动和勇敢，这样的恋情，在杜拉斯看来，是充满着辛酸和耻辱的。

往事总不会因为某个人刻意的改造而变成虚无，杜拉斯无论在自己的作品中如何改造着、修饰着这位情人，在她过往的记忆中，那个曾经的耻辱和不甘是从来没有在她生命中消失的，这便是她记忆中的“梗”、生命中的“劫”。

（二）时间的催化——自卑向自恋的转化

时间会淡化一切，包括悲伤和耻辱。一直对中国情人和家族充满症结的杜拉斯，总在不断地重塑着过往的世界，那些没有多少美好的年少光阴，那些在心底留下无尽伤痕的回忆，总在此后的岁月里慢慢沉淀、慢慢深入骨髓，变成了跗骨之蛆，再也无法摆脱。

面对那些年少时光所留下的伤痕和这段伤痕所带来的无法抹平的自卑，杜拉斯无时无刻不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断重塑着这些难堪的记忆，也让这些记忆在作品中越来越接近真实——无论是《抵挡太平洋的堤岸》还是《情人》，或是那一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她不断地说着自己当年的隐秘，却又在这些隐秘中让人越来越感到她的乐此不疲和沾沾自喜以及由那段自卑中转化而来的自恋。

杜拉斯总是处在人书不分的幻境，她总在改造着自己的形象，改造着那段恋情中情人的形象，她想在书中找到一个完美的自我，找到那个时候她所期待的自我形象。她通过《情人》找到了一种在心灵和现实之间的平衡，在诉说着真实的同时，也将一个完美的自我展示给读者。自卑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口，《情人》发泄着胸中的悲愤，那字字夹带的冷色调和怨怒的情景无不让人感知其中的情感，在她自己和读者都毫不经意的情境下夺路而来，让一个完美的自我形象展示了高傲的自尊和绝对的自信，表现出她的自恋。这都从短短的几万字间慢慢透射出来，直至被人所解读。

四、结语

杜拉斯曾说：“我是一个彻底的自恋狂。”［13］杜拉斯热爱自己、肯定自己、相信自己，所以理所当然地美化自己的形象，将完美的自我展示给读者，展示给世界。她追逐着这样理想化的自己，淡化着当初那个自卑的小女孩，在黑暗中追寻着这一份难得的光明——自恋——在这份自恋中倾听孤寂中自己的声音，感受着自我的徘徊和落寞。习惯孤独，习惯自恋中的自我，达到心与心的交融，幻境与现实之间的接合。

在用碎语式独白话语写成的《情人》中，她美化的形象感染着众多的读者，她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已经随着时光的擦拭而变得美好，她爱着这个角色，细心经营着这个角色，也在这样的塑造中达成了长久以来的心愿——1984年出版的《情人》获得了龚古尔奖。在一个作家面前，所有的奖项都只是对她这部作品的承认，所有的鲜花都是对这个人的认可和崇敬。杜拉斯，在碎语间表达着自恋情结，也在独白中展示了对自我的爱恋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