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Eric Prieto，作；颜红菲 ，译

（1.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比较文学系，加利福利亚州 圣巴巴拉CA93106-4140；2.南京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211167）

地方，作为一个重要的空间和地理概念，在文学空间性研究中发挥了持久的作用。有关地方的文学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些研究往往关注文学中某一特定位置（英国湖区、威尼斯、地中海、曼哈顿下东区），某一特定类型（荒野、城市），与地方相关的作家（乔伊斯、普鲁斯特、哈代、缪尔），或者与地方相关的文学流派或体裁，如牧歌或城市写作。这类研究往往预设一种建立在对人与地方关系的现象学理解基础上的地方定义：地方是一种来自个体内心的体验。(我在这里松散地使用现象学一词，作为“体验的”粗略同义词。稍后我将用这个词来更具体地指康德传统中的哲学。）这种对地方的现象学理解，优先考虑了段义孚和乔治·巴什拉所称的那种关系，即恋地情结（topophilia），理解为人与地方之间的一种情感的、产生意义的纽带，并强调产生强烈的“地方感”的重要性，比方说对那个地方的独特性和价值的认识。由于产生地方感的因素可能很难被概念化，也很难与他人沟通，因此，许多人文主义和现象学传统的批评家——包括文学批评家乔治·普莱（Georges Poulet）、艺术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地理学家段义孚和马克·布罗索（Marc Brosseau）、哲学家爱德华·凯西（Edward Casey）和杰夫·玛帕斯（Jeff Malpas）——都认为艺术在捕捉和沟通有意义的地方感方面能发挥出特殊的作用。

参考上述已有的认识，我们也许期望文学研究中正在进行的“空间转向”会大量使用地方概念①，然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最近关于文学空间性的研究倾向于表达对这一概念的某种抵制，有时甚至是直接的敌意——至少在上述传统的现象学意义上是如此。最近的文学和空间研究不是以主体为中心的个人经验话语，而是更倾向于优先考虑“制图策略”的分析，提倡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的理念，即把现象学经验解释为处理该经验的“结构性”因素的功能。这往往涉及到发展新的阅读模式，如弗兰克·莫瑞蒂（Franco Moretti）的工作，他主张转向对大量文本的“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然后使用“图表、地图和树谱”来分析汇总的数据，以寻找模式和走向。[1]这种对传统文学分析策略（如近距离阅读）的替代方案的兴趣被数字人文学科的最新发展进一步加强，它越来越多地转向运用地理信息科学（GIS）的工具来分析从大型文学语料库中汇编的数据，如斯坦福大学的“文学共和国地图”项目（http://republicofletters.stanford.edu/）。②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发展具有代表性，它们意味着对空间而不是对地方的偏好，前者与对中立、客观和统一权威的科学渴望相关联，后者与亲密性和直接性相关联，但也与主观经验的不可靠性相关联。空间理论家仍使用地方的概念，但倾向于将其意义归约为简单的位置（即地图上的一个点或形状），而现象学的地方概念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经验。正如阿格纽（Agnew）所说：“第一感知是获得一个住址，第二感知便是在那个住址里的生活。”[2]316-330空间转向的科学诉求要求现象学地方及其再现的（前科学的）认知相对化。这反过来意味着需要抛弃传统的文学批评的阐释策略，比如，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或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一直是非常注重经验的再现的。

这种将地方从属于空间作为批判性研究对象的趋势，反映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几个重要历史趋势的影响。计量/科学取向的地理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开始质疑区域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价值，并将地方视为一门“软”学科，过于依赖主观印象而无法产生通则式的（定律生成）结论。（关于这一点，参见恩特里金的论述[3]。）稍后，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同样怀疑现象学的地方概念，尽管原因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它依赖于对人类主体性的过时的人文主义理解，并致力于推翻这种理解。③他们的批评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地方的批评重叠，后者担心它过于依赖文化和种族的特殊性，不能为基于阶级的社会团结和行动原则提供基础。④

所有这些方法的共同点是，倾向于将对地方的关注视为一种过时的，甚至是危险的怀旧情绪，这种怀旧情绪源于一个必须摆脱的旧的人文主义文化预设。马丁·海德格尔的名声加剧了这种怀疑，他晚期的哲学强烈呼吁恢复失去的“栖息”艺术，与根植于地方的感觉相互关联。在不断揭露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之后，地方的概念和与之相关的哲学探究模式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已被否定。平心而论，正如阿格纽提醒我们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现象学地方概念本身就应该被否定，或者说它必然与本土主义或排他性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2]316-330，但有些人已经跳到了这个结论。即使我们不想走那么远，不可否认的是，海德格尔这一主题的展开确实有一种倒退感，因为它在呼吁（与他的技术批判联系在一起）要求回归到一种更真实的、田园诗般的存在方式之中（这种方式很可能从未存在过）。

尽管有这些顾虑，文学研究的学者们还是不断地发表关于地方的研究。当然，有些人干脆就像这些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以传统的方式或多或少地进行着。另一些人则对这些挑战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往往是出于维护传统人文价值、抵御新趋势的需要。因此，正如布罗索所观察到的，文学地理学领域，他定义为由地理学家进行的文学分析，是在“旨在恢复地理学中的‘人’、意义和价值的人文项目中产生的”[4]333-334。还有一些人（包括作者）努力将这些批判纳入文学地方的研究中，在这些对立的方法之间的张力中寻求新的前进方向。对于这些学者来说，目标正如梅茨格（Metzger）所说的那样，“以一种……与地方现象的本体论复杂性纠缠在一起的方式来重新概念化地方，而不是强迫自己屈从于无根据的还原”[5]91。

我的观点是，计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地方的挑战，为具体的地方研究和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它们有力地证明了重新思考传统的（人文主义）自我与世界、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概念的必要性，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一些关于地方性质的根深蒂固的假设，并着眼于完善和改进它。那么，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试图表明，现象学地方研究是如何在这些挑战中发展起来的，并且至少可以与这些挑战的部分目标相协调。

地方的理论化：认识论思考

开启有效的第一步是先看看一些著名的地方研究理论家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一个有影响力的声音来自爱德华·凯西，他完全赞同现象学传统和大陆哲学。正如他1993年的书《回到地方》（Getting Back Into Place）的副标题所说，他认为有必要发展“对地方世界的全新感觉”。对凯西来说，地方主题的丧失源于与笛卡尔和牛顿相关的认识论和科学革命，事实上与哲学中出现的心灵/物质二元论是同义词。在凯西看来，直到现象学哲学的出现，首先是康德，然后是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地方主题才开始复兴，凯西认为自己为复兴做出了贡献。凯西对地方辩护的核心是具身性（embodiment）的概念（下文将详细介绍），这对于任何克服哲学二元论的努力都是至关重要的。[6]

澳大利亚哲学家杰夫·玛帕斯继承了这一传统，利用海德格尔的Dasein概念 （可译为“此在”，在一个地方）来强调地方的中心地位。玛帕斯将地方定义为一个单一的实体，从这个实体生发出明显的客观事实（如位置）和主观经验（如恋地情结）。在这个意义上，地方被认为是基础性的：对玛帕斯来说，没有地方就不可能有意识或主体性这样的东西，因为“心智的结构本质上是与地域性和空间性联系在一起的”[6]10。在这里，“具身性”概念再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玛帕斯来说，与凯西一样，人类主体的定义不是与其动物性或物质性的肉身（即作为一个自主的心智、灵魂或精神）相对立，而是通过身体在世界中的情境性（situatedness）来定义的，这涉及到主体不断地在其环境中获得的成功应对的能力。

凯西和玛帕斯都非常注重“具身性”概念，这是他们的地方认识论的核心。他们的意思是，首先，心智（mind）、身体和世界是相互纠缠密不可分的。心智不是一个自由漂浮的实体，甚至也不是完全局限在大脑中的东西。而是通过其输入（知觉）、输出（运动过程）和认知（数据处理）机制延伸到整个身体，并从那里通过身体的感觉运动装置到达世界。正如《具身心智》（The Embodied Mind）一书的作者所说，具身意味着“认知取决于拥有具有各种感觉运动能力的身体所带来的各种经验，而且……这些个体的感觉运动能力本身就嵌入了一个更加广泛的生物的、心理的和文化的背景之中”[7]172-173。

这种进化思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地方重要性的方法：从分布式认知的角度来看，认知能力并不是处于一个系统的不同个体之内，而是分布在整个系统中，分布在个体所使用的工具和义肢装置中，分布在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物理环境中。哈钦斯（Hutchins）和诺曼（Norman）（1988）以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为例，他驾驶自己的飞机的能力，只有在空中交通管制员、副驾驶以及庞大系统中的许多其他参与者（包括人和技术）的帮助下才能实现。[8]瓦雷拉（Varela）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他想象了一个反例，即被“空降”到异域的主体，就像一只北极熊（或一条鱼）被丢到沙漠中，这是他最喜欢的方式之一，以否定那些有关心智的解释，它们没有充分认识到长期以来环境压力推动了我们的进化，使我们的认知过程与环境的要求相适应。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身体/心智，是因为我们和环境之间长期的环境共同进化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周围环境在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认知能力和没有什么样的认知能力方面发挥了长期而积极的作用。我们身在何处，我们就是什么样的人。（伊恩·莫里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得出了一个相关的结论：“地图而不是士兵[maps not chaps]”是人类历史的发动机。）[9]

这样的观念对我们理解人类主体性的方式有重要的影响，迫使我们抛开古典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定义，从更大的系统，即周围环境及其所有的物质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构成角度来重新思考它。我们可以在德勒兹和瓜塔里关于根茎的著作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以及奈杰尔·瑟夫特（Nigel Thrift）的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中找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瑟夫特的工作在目前的语境中特别有意义，因为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他对这种后人文主义思想的社会意义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将其置于现象学、后结构主义、地理学和社会理论的交叉点上。瑟夫特至少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与玛帕斯达成了共识：即最好避免谈论主体，而要谈论正在进行的“主体化进程”。⑤但他准备在去主体化方面走得更远，他借鉴了德勒兹、瓜塔里、拉图尔和勒菲弗尔的思想，直击诸多与瓦雷拉和行动主义相同的主题（意识是具身的、分布式的和主体间的），同时将其扩展到社会领域。因此，他在强调分布式认知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断言他所谓的“分布式前认知（distributed pre-cognition）”的重要性，而这种前认知起源于情感理论。但是，即使他断言“非表征理论是坚决反传记式的和前个体的”，而且它实施的是“不是基于主体的认知模式”，他也并没有忘记，构成这个系统的仍然是诸个个体，他们使一些比较传统的现象学的主体概念依旧发挥着作用。因此，瑟夫特声称他希望“在机器的峭壁上保持一个人文主义的壁垒”[10]275-299。

瑟夫特的非表征理论认为，理解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的关键是将实践优先于理论（表征）。这涉及到“持续进行的实践方法，而不是使我们沉思地看清所谓事物的真正本质”[11]304。在勒菲弗尔的日常和空间的社会生产概念的基础上，他强调城市的动态性、涌现性，并捍卫现象学地方概念的合法性。“这种‘地方理论’[12]虽然经常被批评为怀旧的或不负责任的，但实际上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归属感是至关重要的，归属感必须作为具体的现象发生。宏伟的计划总是被一系列的空间实践所贯穿。”[13]48-49

文学视角下的地方

前面的思考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对地方理论依赖于人类主体性倒退之类观念的担忧，明显的是，一个活跃的、越来越多的思想家群体正以令人兴奋的和复杂的方式在探索着人类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现在让我们来仔细看看文学对地方的表述。

对我而言，回到我在导言中提到的制图学和现象学方法在处理地方主题方面的对立是有益的，这可以反过来从两种图像表征的差异来思考：地图和风景画。根据不同的标准两者都提供了世界的表征。风景图像从位于一个地方的观察者的角度来表现这个地方，而地图图像则预设为一个中性的空中俯瞰或鸟瞰视图。此外，与本质上是图解还原的地图不同，风景图像的价值在于给定信息的密度和充实性。风景因其能够为我们提供身临其境的体验而受到重视。如果加以必要的变通（Mutatis mutandis），同样的标准也适用于地方的文学表征。

纵观现象学地方表征的悠久传统，我们可以追溯到文学的起源——《奥德赛》《创世纪》《吉尔伽美什》——我们发现，文学的核心能力是给读者创造一种强烈幻觉的地方精神（genius loci），以及一种浓墨重彩、内部连贯的环境印象。与纪录片的准确性或现实主义一样，都是为了创造一个地方的独特感，并唤起某种情绪。事实上，有些地方显然是虚构的（如托尔金的中土[Middle Earth]），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存在，就像巴尔扎克的巴黎或乔伊斯的都柏林一样有生命力。即使是寓言式的景观，虽然我们倾向于将寓言与图解式说明联系在一起，但也能创造出强大的地方效应，比如但丁的“地狱”。

这表明，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对地方的成功唤起，既是一个文本内部活力的问题，也是一个对某种真实或想象模式的忠诚问题。换句话说，地方也是一个技巧问题。这里不打算写一本关于如何建构地方的手册（那需要一本书的篇幅），而是需要就地方这个主题说几句话。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描述的艺术将在这里发挥核心作用，特别是动态描述（而不是乏味的罗列）的技巧。叙事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像旅程和调查这样的叙事手段。（为什么有些侦探小说在营造地方感方面如此成功？部分原因是它们是围绕着需要我们注意的大量细节的情节来组织的——通过像隐藏线索这样的手段——同时提供足够的前进动力来让读者参与其中。）事实上，文学技艺几乎在任何方面都可以为地方的再现服务，包括像措辞和声音这样的特征（使用地方习语和言语模式可以创造出强有力的社会环境），甚至是句法、排版和页面设计（通过模仿和谐[imitative harmony]等手段）的表现性使用。我们还可以想到巴特的“真实效应”或福楼拜的“真实的细节”或者大胆隐喻的“冲击”等技巧。（庞德的“在地铁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简洁的隐喻冲击的例子，快照式地使一个地方成为焦点。）

显然，这个清单可以无限扩大。然而，我想着重谈一个对于理解现象学模式下的文学地方来说显得特别迫切的问题：视角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牢记上一节所描述的哲学传统的路径，几乎可以认为，当我们在谈论现象学意义上的地方时，我们谈论的主体观察的视角和被观察的地方一样多。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想回到詹姆逊的认知绘图思想，这一思想主张现象学经验（“个人生活的现象学描述”）从属于结构的解释层面（“该经验存在条件的更恰当的结构模型”）。我们如何将这一论述应用于地方表征的历史？如果我们回溯时间，回到但丁《神曲》这样的文本，我们就会发现，结构层面的解释已经融入到文本本身。在维吉尔身上，诗人叙述了他从地狱到天堂的过程，这个行程他是以第一人称来描写的。但由于维吉尔的介入，他逐渐对他所穿越的风景的意义（这是寓言的和神学的）有了图式的把握，维吉尔扮演了向导的角色，既是字面意义上的（把他从一个地方引到另一个地方），也是比喻性的（解释他们所穿越的每个环境的意义和重要性）。维吉尔体现了文本的结构视角，其权威的声音，使人们有可能同时从现象学和制图学的角度来体验他们的旅行。

把时间往前推，我们发现同样的动力依然可在浪漫主义时代的一些伟大的小说中发挥作用。它们把总体叙述者的结构视角和人物的现象学经验之间的对比，很好地利用在地方书写上，创造鲜明的透视效果，丰富我们对意义的理解，也更加充实了地方的意义。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第5章第2节，用城市的鸟瞰图来预言文学的出现将标志着建筑首要地位的终结。权威的声音完全存在于这个叙述者身上，他拥有着必要的历史视角和解释权威，赋予其人物现象经验的事件以意义。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对拿破仑俄国战役的描写亦如此。他把人物的现象学经验（寒冷、大雪、莫斯科的大火、回程中泪水的痕迹）置于史学声音的权威下，由外叙事空间的叙事者来解释。在这里，小说又为它所叙述的现象学经验事件提供了自己的结构翻译，这就是类似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之声（the voice of History）。

然而，对于接下来的一代作家来说，情况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对视角和地点的描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约在波德莱尔用城市生活的喧嚣来解释城市诗人“光环的丧失”和发明散文诗的同时，福楼拜也在进行着叙事权威丧失条件下的叙事技巧尝试，例如通过有意识地使用自由间接话语叙事。20世纪初，乔伊斯、普鲁斯特、伍尔夫、福克纳等人的高度现代主义迎来了更为激进的视角实验时代，包括内心独白和意识流技巧，以及普鲁斯特式的内省。这些技巧进一步将任何权威视角的存在从属于人物的严格限制视角。这并不是说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没有权威的声音，而是说他们小说的大部分兴趣来自于他们给读者造成的幻觉，即他们通过人物的感知看到（听到、闻到和感觉到）这个世界。

这些变化对地点描写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点在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中可能不如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那么一目了然，因为普鲁斯特的重点是记忆而不是感知。但我们必须记住，小说叙述者的目标不是谈论年轻的马塞尔的经历，而是让他们重获新生，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他们第一次经历时同样的即时性。这在非自主记忆的理论中变得很明显。这种记忆不是单纯的唤起，而是对过去的重现：它们以一种更接近感知而非记忆的现象直接性迸发到叙述者的意识中。正是这种召唤能力，在普鲁斯特短语的蜿蜒曲折的帮助下，赋予了精珍（Recherche）中所描绘的地方以幻觉般的深度，就像在玛德琳蛋糕的场景中，非自主性记忆的奇迹首次出现。“在那一刻.........整个康布雷及其周边地区的形状和实体，从我的茶杯中突然跳闪出来，连着城镇和花园一起。”[14]64

在法国，这种对视角问题的迷恋无疑比其他地方更甚，这种迷恋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60、70年代，并在新小说等实验性流派中达到了其逻辑极限。例如，在罗伯·格里耶的《嫉妒》和《窥视者》中，我们发现起初似乎是一系列对物体和地点的不相关描述，以一种奇怪的临床式文体呈现，就像有人试图向我们描述照片，却不理解其意义。然而，渐渐地，由于某种图像的痴迷性反复出现，读者逐渐明白，这些图像其实是为了揭示一个痴迷者的内心运作。诸如此类的小说，不仅将叙事声音的视角限制在单一意识的思想上，而且只允许我们接触某类思想，这些思想被保持在一个接近于绝对感知的层面上，以至于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消失了。在这个层面上，叙事的权威已经被从文本中完全驱逐出去。读者要承担起通常由叙述者扮演的角色，从断断续续的图像序列中推断出隐含的故事及其意义，而永远不敢肯定地说只有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这个关于地方和视角的小历史与詹姆逊关于认知绘图的论点有什么关系？对于詹姆逊来说，现代性的到来标志着个人开始失去了将自己的现象学经验与“支配这种经验的真正的……形式”的“结构”面（structural plane）相联系的能力。而前面的分析似乎证实了这一假设。现代主义作家——从福楼拜到罗伯·格里耶——似乎觉得不得不放弃故事外叙述者的意义赋予特权，而倾向于内心独白的经验视角。他们似乎不再有主张某种结构解释特权的兴趣，这种特权我们在但丁、雨果和托尔斯泰身上很容易就能看到。在这个层面上，詹姆逊的观点是相当有益的：现代主义的出现似乎确实造成了结构性视角的危机。但我认为，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被詹姆逊忽略了，那就是这些作者并不是简单地放弃自己的权威，而是在向另一种权威发出呼吁，这种权威的力量来自于它对心智运作方式的洞察。以这种方式构思，他们对诸如内心独白和意识流技巧等限制视角的技巧的使用就可以用另一种途径来解读：作为文学对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新兴科学的贡献。⑥

我们可以说，这些小说隐含着与詹姆逊同样的问题：这些人物的经验的潜在意义是什么？但对詹姆逊来说，唯一合法的（即结构性的）层面分析是政治经济学的同义词⑦，我认为，这指向了詹姆逊论点的核心局限性：预设只有政治经济学才能提供他所说的那种结构性分析的本体论基石。对此，德勒兹主义者可能会回应说，并不存在基础性层次的分析，而是存在着潜在的无限数量的平面或强度的高原，其中任何一个平面或高原都可以作为一个解释的起点，而这个解释便将具有某种结构性的权威。对于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能够在内在经验的“分子”视角（“molecular”perspective）和皇家科学的“摩尔”视角（“molar”perspective）之间来回穿梭，就说明把绝对的权威归于任何一个单一的层面是一种错误。(这个论点是《千高原》的核心。)从这个角度看，就不得不说政治经济学是某种詹姆逊的神学。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否认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也不是要否认詹姆逊式阅读的有效性，也不是要为现象学、心理学或认知科学的基础性权威而争辩。相反，我想强调的是承认其他层面分析的合法性的重要性。每一种话语都包含在它的内部，或隐或显地，它自己的关于将解释的基本层面置于何处的想法，重要的是要找到这个层面，并探索它的解释潜力，哪怕只是出于对该话语的历史在场的尊重。

结论

出于对现象学地方辩护的目的，前面部分论述的中心是简单而明显的：对于某些类型的文本，现象学分析可能比制图式或结构式分析产生更有趣的结果。这当然不是在排斥结构性解释，但它表明，在我们寻找一种具有足够解释力的分析模式时，需要遵循文本内在的线索。这里所研究的现代主义地方叙事的例子中，鲜明地主张个人的有限视角，所以从心理学层面出发开始我们的研究就是有意义的。

当然，文学地方表征的历史不能用一个单一的视角轨迹来概括，也不应该认为从但丁到罗伯·格里耶，有一种叙事的进步在支配着文学地方表征的历史。相反，我要强调文学中地方表现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事实上，如果有足够的空间，我可以并且愿意调用许多其他模型。例如，我们可以考虑威尔逊·哈里斯（Wilson Harris）的叙述者在探索圭亚那雨林时采用的“深层生态”视角，这种视角以富有成效的方式将现象学和“深层生态”视角结合在一起(如哈里斯的《中心地带》[Heartland]等)。还有一些对叙事声音的有趣的尝试，借用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的话来说，这是种能够呈现“全球的地方感”的声音[15]。后殖民作家如爱德华·格里桑(Edouard Glissant)的《全世界》，萨尔曼·拉什迪的作品也是这种模式的创新者，还有大都市作家如大卫·米切尔的《云图》和唐·德尼罗的《大都会》。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从西奥多·斯特金（Theodor Sturgeon）的《微观的上帝》，到格里格·拜尔（Greg Bear）的《血腥音乐》，到沃卓斯基（Wachowski）兄弟的《黑客帝国三部曲》，再到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的《2312》，科幻小说呈现后人类视角的尝试由来已久。这些类型的文本有很多吸引人的东西，关于作为现象学构造的地方的性质，以及我们与空间和地方的关系都应当随着感知的规模和思想的物质建构的改变而改变。

综上所述，这些从文学角度进行的实验告诉我，文学对我们理解地方最有趣的贡献在于对各种视角的关注，而这需要表征的创新。我们不断变化的世界要求我们不断探索新的理解方式，而我们一直在研究的各种表征的技术实验将继续在这种探索中发挥作用。正是由于空间的转向，对文学地方的学术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超越人文主义的窠臼，提出重要的新问题，即文学的地方表征如何影响我们、为何影响我们以及对我们有何影响。

注释：

①按照尼尔·亚历山大的说法，我们可以说，空间转向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开始发力，90年代随着文学批评家和文化地理学家对其的共同兴趣，空间转向大行其道（见Alexander 2015，3）。

②虽然如此，现象学意义上的地方仍然是至少一些地理信息系统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例如，见Cataldi等人（2013）。这一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因为相关数据难以数字化获取），因此往往给出的结果让人感觉敷衍了事，至少对于一个追求现象学密度的文学学者来说是如此。

③理解这种从地方到空间的后结构转变的一些关键文本是莫里斯·布朗肖 （Maurice Blanchot）的 《空间的征服》，米歇尔·福柯的《他者空间》和米歇尔·德赛图（Michel de Certeau）的《在城市中行走》和《空间故事》。我在2013年的著作中更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Prieto 2013，75-102）

④大卫·哈维断言，关于地方的情感“适合于一种既排斥又偏狭的解释和政治学，即便不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也是社团主义的”，而且“地方成为无法与外部沟通的他者的场所”，对“后现代主义粗俗和商业的一面”毫无抵抗力（Harvey，1989，摘自Maucione 2014）。接着，Maucione又讲出了她自己的担忧，那就是要知道“是否有可能将地方从新资本主义、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商业化的陷阱中拯救出来”。

⑤霍米·巴巴在他的《第三空间》和间隙（entre-deux）理论中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强调差异和分化的过程，这与（单纯的）多样性相对立。

⑥对此，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疑会回答说，政治经济学的层面总是凌驾于心理学的个体层面之上。但是，对于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说，很难否认进化生物学和地理学的决定性作用，而这正是像瓦雷拉和莫里斯这样的思想家所增加的内容。

⑦把这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层面可能有些过于简单化，但我认为这个定义是符合詹姆逊的意图的。他把它称为“支配这种经验的真正的经济和社会形式”，（之后，在詹姆逊1991年收录的这一论点的版本中）他把它称为“多国资本的世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