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明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桐城派发生于康雍之际，起于方苞之时的说法向来为人所惯知。往日虽有数家点明真相，然零星之语始终未能动摇人们固有认知①早在清代吴敏树就已一语道破：“今之所谓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吴敏树《与欧阳筱岑》）。周作人也指出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2年版，第85页）。而后漆绪邦、王凯符《桐城派文选》（1984）、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1988）、马积高《理学与桐城派》（1993）和陈平原《桐城文章流变》（1996）亦发表此类观点，可惜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出，“桐城”创派的真相才真正得以厘清：“桐城派的真正创始者，不是其他任何人，而是姚鼐。”[1]1而后人误将方苞认作开山，其实也正是姚鼐精心“制造”的结果。在汉学独当的重压下，尊宋的姚鼐出走四库，产生开宗立派以抗汉学的念头。终于在为其师刘海峰祝寿时迈出了制造“桐城”的第一步：“囊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2]姚氏借他人之口，拉入乡贤方苞、刘大魁，草创出“方—刘—姚”桐城派传承谱系，而后在《刘海峰先生传》等文中又多次强调。而他后四十年的书院讲学生涯，更为“桐城”成派打下了牢固的现实基础。曾国藩的一句话很好地概括了这一历程：“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