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宇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宋徽宗与蔡京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多有讨论，相关认识不断深化。早期研究成果如：林天蔚《蔡京与讲议司》[1]、任崇岳《论“元祐党人案”》[2]以批判宋徽宗君臣之腐败亡国为主，突出他们是一对狼狈为奸的君臣。随后研究成果注意到他们的分歧与斗争，并以蔡京四次罢相为关注点论述宋徽宗既需要蔡京的理财手段，又时刻防范其权力膨胀。刘美新《蔡京与宋徽宗朝之政局》[3]、曾莉《蔡京宦海沉浮研究》[4]、杨小敏《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5]、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6]均对这一认识作了析论。方诚峰论述了“公相体制”这一在政和、宣和年间逐渐形成的制度安排，指出它既限制了蔡京的权势，又最大限度利用了蔡京的才干，但方先生对崇宁、大观年间宋徽宗与蔡京关系互动则未展开论述。讨论崇宁年间二者关系的专文有藤本猛《崇宁五年正月政变——对辽交涉问题上宋徽宗与蔡京的对立》[7]，将蔡京首次罢相定义为“自上而下的政变”，罢相原因是宋徽宗与蔡京在对辽战略上的分歧，但藤本猛先生并未总结归纳导致此次罢相的其他原因。李洁《北宋徽宗时期苏州钱狱研究》[8]指出发行当十钱导致的经济混乱是蔡京罢相的原因之一，杨小敏《政事与人事：略论蔡京与讲议司》[9]则注意到蔡京借变法契机培植私党的过程，裴真《翰林学士与宋徽宗朝政治》[10]注意到蔡京与侍从官的勾结。上述成果为进一步探究崇宁年间宋徽宗与蔡京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参考，也在解释蔡京为何得以迅速复相这一问题上留下了进一步解读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