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凌昊，王敏利

一、把握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闻传播学思考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何以可能”又“何以可为”，存在哪些路径？毛湛文副教授认为，应该从凝练象征符号；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形象，交流交往交融；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对话平台，传承传播传递；共享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遗产，畅通媒介设施；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基础，聚合离散；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海外认同五个方面入手，探寻新闻传播学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路径。熊建军、温雅对华夏文化共同体生成进行了跨文化考察，认为华夏文化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同化、濡化、理解与冲突等文化现象，共同体成因是基于文化体系形成动力的分析，包括融合生长能力促进文化丰满、宣威布德与刻板印象的共力促进文化转化、屈伸异变和承压修复能力确保文化延伸。

另一种思路是从比较具体的、微观的，如从传播主体、传播媒体和传播受众等视角出发，探讨如何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白贵、张红光关注央视新闻抖音号短视频新闻共情传播，认为其通过第一视角和群众视野，风格转变与语态融合，主流价值与圈层文化的改革是主流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型一次好的尝试，今后还可以从内容多元扩大共情、语态表格提升共情力度、技术融合营造共情体验等几方面做提升。邓泽玉以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例，以认知行为理论、涵化理论为基础，通过深度访谈25名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了解社交媒体接触行为，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双重边缘化”困境，但同时也促进他们建立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孤岛，在此基础上提出新媒体时代构建和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马廷魁以青海乌兰县赛什克乡的社区建设实践为例，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的交融性传播模式。通过深度访谈，其发现以村委、企业、村民为传播主体，以社交媒体为串联的交融传播在民族互嵌式社区发展和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构筑了族际之间利益相关、情感相连的共同体意识。张喜耀通过反思社交媒体景观下的新传播形态，认为新媒体景观下的媒介形态以“数字身体”的形式产生了一种新传播形态，需要谨慎处理媒介技术和人主体性之间的平衡问题，避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产生的“空洞感”。而路径的搭建则必须围绕线上、线下两大维度展开：创新社交媒体景观下，注重主流价值观念的叙事方式和结构；丰富民族文化活动，倡导亲身参与；举办线上体验活动，增强虚拟身体的在场感；重视代际传承一言一行的影响力；提升媒介素养，提高媒介信息的鉴别处理能力。

二、虚拟在场：移动短视频时代非遗文化的传播

移动时代，短视频制作简便、发布迅捷成为非遗传播者表情达意、传递信息、记录日常、娱乐消遣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如何利用传播方式不断提升非遗影像的传播力、影响力也引发许多学者关注。韦干鹏关注短视频对民族地区非遗的文化传播力，他发现非遗短视频作品不多，观看次数不高；内容质量不高，热度难以维持；传播效果不佳，缺乏稳定用户。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在于内容质量不高，缺乏创新性，难以培养稳定的粉丝；内容深度不够，创意意图不明确，传播目的不明确；没有专业的运作团队。对此，应该从重视视频优质内容创作，多平台共享；明确定位，多点发力，打造“仪式化”文化品牌；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等方面加以改进。赓续其、冶进海等认为：应该通过内容、经济、技术等方面的赋能让非遗影像“在场”，通过搭建社交化媒介平台，营造新的“非遗时空”，建构多元化的非遗智能传播体系，使其兼具“接地气”与“技术范”。杨国兴则关注影像传播对非遗传承的影响，认为影像记录与传播是传承和保护非遗的一种有效手段，应进一步关注数字化时代非遗影像的传播，包括影视传播与媒介化社会、非遗影像的媒介化生存、非遗的影响，注重传统媒体的合理利用和新媒体的充分利用。

同样，另一批学者主要通过深度调研的方式关注民族地区个体非遗的传播困境。刘壮以河西宝卷为例，认为非遗文化传播的现实困境是传承空间消逝和受众基础萎缩，并介绍推动河西宝卷传承的新媒体传播策略主要是融媒体传播、短视频加直播加非遗、建立全息数字博物馆。王诗仪以东巴纸为例论述新媒体环境下非遗传承的出路是利用数字化、科技化保护、传承非遗，不断改进新媒体技术传播手段，宣扬文化自觉，通过“非遗+”活态传播。熊艳对恭城瑶族自治县“吹笙挞舞”的生态场域修复即民俗旅游是保护吹笙挞鼓的重要途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加以保护，基于亲缘的师徒传承和传承谱系的重建，即搞好学校教育；开发乡土教材、校本教材，提高传承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多方筹资，为保护吹笙挞鼓提供资金保障；将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改良、和新的艺术融合碰撞，培养受众几个方面来寻找传统技艺的传承之道。

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传播，特别是非遗文化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新的融媒体环境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新的大门，非遗文化依靠新媒体插上翅膀飞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甚至被打造成为经典的文化IP，被大家认识和喜欢，这也为学者们对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领地。学者们大多从变革的新媒体技术入手探索民族文化传播的路径，或者通过实地调研，从自己熟知的文化个案入手探索传播的现状和新的可能。前者更多地探索民族文化新的传播形态、传播方式的共性可能；后者着力打造传播更强的个性和特色，试图以品牌成就经典。

三、多方调研：民族与边境地区卷入新媒介的景观与效果

在新的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乡村、乡民们是如何卷入新的媒介生活的？其对自我与环境的认知是否会异化？如何重构身份与价值？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学者们通过深度参与和调研。刘雯、黄晓晶通过对宁明县康峙村的调研，发现边境壮族村落的社交媒介化图景是一种跃入式的：一是跃入微景观，一种虹吸式媒介化卷入。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动态敞开式的媒介进程在特定的空间和关系中呈现着迥异的卷入速度和卷入范围，已经不是嵌入或介入的形态了，目前呈现虹吸效应。二是跃出新自我，一种脱壳式媒介化呈现。手机在传播上的快捷性和时间上的自由性，与村民们随时随地随心随意的聚会需求高度契合。这一邀约方式很好地诠释了手机媒介对村民时空感甚至真实感的建构作用。李洋等年轻研究者2019至2020年前往靖西市、宁明县调查多个中越边境乡村，探讨移动媒介嵌入之下小学的壮语教育、“越南媳妇”的现实生活、宁明县L村书记的媒介实践日常。在新媒体视角下，他们研究中越边民、手机等媒介使用情况，将其置于个人、社会、国家的三重视角，解读媒介嵌入当地文化、社会生活，分析与少数民族文化、社会生活的媒介逻辑与媒介意义，讨论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媒介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吴涵把媒介当作日常生活中的参与者，关注其处境与变化，关注其是如何参与边民日常生活互动的，从而更加清晰地描绘出边民们当下的生活。通过对边境地区的田野调查，其发现移动媒介在中越边境乡村日常生活的嵌入非常大，同时也存在较多问题。媒介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参与者，与人的社会化、话语权、编码解码等概念相联系，共同揭示处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与媒介是如何进行互动的。于凤静教授通过对在韩国的中国延边朝鲜族民众网络问卷的量化分析和访谈，对东北地区朝鲜语文媒体的境外传播效果进行评估，认为跨境传播要注重实效性，要跨出去，更要跨进去，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意愿想当然，必须从受众出发，分析受众特征，把握受众需求，以此为依托，制定、改进跨境传播策略、方法、技巧，如此方能取得跨境传播的实效。

正如喻国明教授等人提出的，从传统媒介时代到移动互联媒介时代，最大的变革是人们得以按照自己的需求与偏好来配置个人化的“媒介菜单”。无论对传播学学术研究还是传媒业实务操作，媒介接触与使用调查都是最基础最根本的。民族地区通常都有一些区域特征，在新的社会文化圈层的形成过程中，媒介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这些社会群体使用哪些媒介？如何认识世界？如何交流互动？如何参与？“信息沟”如何？这些问题都值得进行精细和科学的调研。

四、讲好民族故事：民族地区形象塑造及外宣研究

民族地区形象传播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性，民族文化特色是民族形象传播的立足点，而民族形象又是民族文化传播的载体。周德仓、谢轩、吴晗月主要关注纪录片《西藏 扎西德勒》是如何传播西藏形象的，如立足西藏实际，体现人民生活；坚持正确把握西藏发展的时代脉搏；客观展示西藏变革。而在西藏的形象塑造和对外传播过程中应该注重讲好西藏故事，增强西藏对外传播话语实践能力；打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自豪感是当下民族形象塑造及外宣的重中之重。邓玉洁研究民族文化产业街区回民街对西安城市品牌形象的影响，认为回民街丰富了西安城市品牌形象的内涵，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但传播效果还不是很理想，存在信息反馈不及时以及民族景观弱化等问题。在互联网发展环境下，回民街需要由专业管理团队进行长期规划，利用好环境区域优势带动城市经济发展，为推动西安城市品牌建设提供更强的动力。罗欣怡则以兰州老街为例，从媒介空间视角出发，探索“新媒体+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城市形象传播格局的转向，包括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策略不定义。而新背景下老街的传播需要建构实体空间与媒介空间“千面”形象的双向努力。

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要讲好民族故事，更要讲好民族团结故事，用技术助力，让受众共情，塑造新时代的民族形象还有更多研究。

五、探索新规律：新闻报道与信息传播的嬗变

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介的新闻信息传播理念发生了新变化，新闻传播专业学者要以新的媒介理念和理论来指导实践。卢毅刚、朱楠认为新的传播革命下，技术改变了曾经的习惯，同时带来了新闻传播领域、信息传播领域、社会关系领域深刻的变化。公众需要通过信息符号的互动来实现对自我的认知和身份的识别以及认同的产生。在传统的新闻传播模式无法让他们有更多获得感来建构自身与社会的必要联系时，他们开始借助技术提供的便利主动出击，成为信息生产领域不可小觑的力量，而这种冲击也更多表现在对传统新闻生产的机制进行消解的过程，并要求新闻生产进行变革。廖圣清则考虑新的传播环境下受众对信息接收中的各种干扰模式，根据详尽可能性模型，以信息模态为自变量、详细思考程度为中介变量、新闻可信度为因变量，涉入程度作为信息模态与详细思考程度之间的调节变量，建立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通过实验证明，信息多模态对新闻可信度具有显著影响，文本新闻添加图片、视频，显著提高新闻可信度评估；详细思考程度对信息多模态与新闻可信度关系具有中介作用，对于涉入程度较高的受众，信息多模态能够显著提高详细思考程度。林晓华以凉山悬崖村的扶贫报道为起点，发现主流媒体对凉山悬崖村的报道传播路线为：新京报—央媒及全国媒体报道热潮—春晚在凉山设分会场—习近平总书记凉山行—悬崖村改变。媒体的密集曝光和国家层面的高度关注是凉山悬崖村发生改变的关键性因素。扶贫报道对贫困地区的聚焦与转译，促成了社会动员与资源整合，并进而转化为国家行动与社会行动（涵化）。通过“转译”，各方行动者的力量得以整合和渗透。凉山悬崖村报道中，政府、媒体、机构、个体等多元行动主体，在信息传播和行动实践中融合、对话，从而构建了一个新的、更大的文本，并促成悬崖村的重大改变。

六、结语

2021年8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地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入手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何以可能”又“何以可为”既有从宏观侧面的整体布局设计，又有从具体、微观的个案进行传播学的解读与对策建议。当前及今后，依然还需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上寻找抓点，着力深度研究。

本次论坛议题开阔、内容深厚，学者们既有针对宏大主题的规律性讨论，又有极具现实性、针对特定地区的田野调查，既有问题意识又有开放意识，紧紧地把握时代和学术的脉动，以及民族文化的脉动。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它和我们整个国家的历史、记忆、发展密切相关。希望本次会议提出的各种观点、思路、范式能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民族地区的传播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