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鑫義 王孝武 王贵波 罗超应,* 郑继方,

（1四川省羌山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绵阳 621000；2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甘肃省中兽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甘肃兰州 730050）

从2015年9月1日至2017年6月22日，原农业部连续3次出台抗生素“限/禁用”政策与计划，从4种沙星类药物的取缔到硫酸粘杆菌素的禁用，再到《全国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行动计划》，彰显了政府解决畜牧业抗生素滥用问题的巨大决心[1]。2019年7月9日农业农村部又发布第194号公告，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退出除中药外的所有促生长类药物作为饲料添加剂。与此相协调，近年来多省市推进养殖业向“减抗”转型的方向发展[2]。然而，无论是“减抗行动”还是中药促生长饲料添加剂的发展，却都并非很理想。究其原因是：其一，近年来我国兽用抗菌药的总体使用量与每吨动物产品兽用抗菌药使用量虽然整体呈下降趋势，但2019年却出现了反弹，2019年比2017年减少26.36%，但比2018年却增加了3.79%[3]。其二，与此相应的是，畜禽产品频频被通报抗生素残留超标[4,5]。其三，欧盟“减抗”一直以来都是全球的一面旗帜；而据报道，丹麦预防性饲料添加抗生素用量虽然从1996年的106吨/年降至2001年的0吨，但治疗性抗生素使用量却从每年的48吨上升到94吨，2004年达到112吨，2007年超过120吨，近几年才没有明显增长[6]。有人给欧盟“减抗”总结出了12大教训，认为用饲料或水中的其他物质一对一地替代抗生素，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7]。其四，2012年6月1日原农业部公告第1773号在《饲料原料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