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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注释要及其批评内涵

2021-12-02黄志立

北方论丛 2021年1期

黄志立

赋注是由最初的“古赋不注”到后来“他注”“自注”“汇注”渐趋拓展和臻于至善的过程,由常规的注音、释词、句解到后来重凡例、擅题解、撰序跋等批评形态的出现,并借以文学的语词注解作品,把这些批注语从头至尾系统地串联起来,再结合整篇赋文,对比参照全部批点,会发现该形态的确能将一篇文章的主旨精神和整体风格呈现给读者,使读者受益匪浅。同时注解在内容与形式的分析上相对完善,表明赋文评析由最初重注疏走向了对注疏与评点的双重重视,这不仅是对传统注释的创新与突破,还是由注释走向评点的关键。

一、由“古赋不注”到“注”

西汉前期,司马相如、司马迁等就对时人的赋作有过精彩而深刻的评论,可称为中国赋学研究的滥觞。由于早期赋作大量使用口语词汇,且主要通过口诵的形式加以传播,具有较强的游戏功能和实用性,是当时的主流作品,听而会意,见而能懂,无须多加注释。清人王芑孙所谓“古赋不注”,原因大抵如是。汉代辞赋创作多为“侈丽闳衍”之辞,日益趋于藻饰炫才,且由于词义变动、语音变迁等原因,至东汉时,前人的赋作不易读懂,赋作的注解便应运而生。

最早的赋注是东汉班昭注解《幽通赋》,至魏晋南北朝,为赋作注的现象日益增多,据《隋书·经籍志》“杂赋注本”条载:“梁有郭璞注《子虚上林赋》一卷,薛综注张衡《二京赋》二卷,晁矫注《二京赋》一卷,傅巽注《二京赋》二卷,张载及晋侍中刘逵、晋怀令卫权注左思《三都赋》三卷,綦毋邃注《三都赋》三卷,项氏注《幽通赋》,萧广济注木玄虚《海赋》一卷,徐爰注《射雉赋》一卷,亡。”[1]1083从其详细载录,可知魏晋之际赋注的盛况。降及李唐,遂有李善注《文选》以及五臣注《文选》,均以赋的注解与评点见长。

赋注不等于赋评。赋注的基本思路是以“释义”而“训理”,讲究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于笺中可广收批、评、说、解,以备读者参阅,于注中虽也可以详探讳隐、开示匠心,但注的本体应是考明故实,言之有据,不能像评点说解那样,只据个人的看法”[2]83。按照注释人与赋作者的关系,可将赋注分为“他注”“自注”“汇注”等三种形态。王芑孙《读赋卮言·注例》云:“古赋不注,世传张平子自注《思玄赋》,李善已辨之矣。盖两汉、魏、晋四朝,皆无自注之例。赋之自注者,始于宋谢灵运《山居赋》。有同时人为之注者,如刘逵之注《吴都》、《蜀都》,张载之注《魏都》是也。有后代人为之注者,如郭璞之注《子虚》,薛综之注《二京》是也。”[3]17

曹大家注解班固《幽通赋》,被认为是最早的“他注”赋篇。探讨《幽通赋注》的批评形态,亦需先从文本开始,因为“文本结构往往昭示着理论形成的方向”[4]54。然该注从汉代至今,因其久远,所注完整的赋篇早已亡佚,其体例未能全面保存下来,无法窥其详细内容。《文选》中收录的班昭注解,均以小字夹行、句、段之中,大体以每两句一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六《文选注》总结此种体例称:“于班固《幽通赋》用曹大家注之类,则散标句下。”[5]1865综观全篇,注家尤其在训释字义、疏解词义、串通文义等方面用力特勤,或许出于对班固的熟稔,班昭的释文既详细,又精准。

班昭《幽通赋》注文体例谨严,语言凝练,在赋学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其语言凝练、释义自如的特点,是相对于同时期的官方章句之学而言的,若与赵岐、王逸、马融等人的著述相比,这一特点并不突出,但班昭生活的时代早于马融等人,那么,这种由烦琐章句让位于通达训诂的“健康”学术方向,班昭《幽通赋注》实有力焉。

“自注”即赋作者为自己的作品作注。谢灵运自注《山居赋》,是注赋历史上的首次,不但特色鲜明,而且影响深远。主要表现为:

第一,文献征引范围广泛。谢灵运出身士族大家,博览群书,有着强烈的文化自信和精英意识,在作赋及作注中亦大量征引经、史、子、集等四部文献,涉猎政治、典章、习俗、制度、宫室、言语、职官、花木、鸟兽、艺术、宗教等诸多领域,宗旨则是“将笔触转向山野、草木、石、谷稼之事,可以看出赋家在创作之初,已经有了自觉的题材分类与择选意识”[6]97。

第二,注音以反切为主。《山居赋》主要以两种方式注音:一是直音法;二是反切法。由于魏晋时期音韵学趋于成熟,谢注大量采用了反切注音,而不够准确的比拟标音法极少使用。

第三,释典贴切,富于感情。《山居赋》正文中亦大量用典,因此释典也是谢注中一项基本内容。其功能同样在于补充赋文内容,将其含义进一步展开。结合谢灵运的身世和性情不难发现,谢氏的用典几乎都有其特定含义,寄托了深沉的人生感慨,不只是为了炫才之用。而在赋文语句高度压缩、难以写实的情况下,自注之中解释其含义,恰与正文相得益彰。

在后代赋注中,受谢灵运自注《山居赋》影响较深的,当属宋代吴淑所撰《事类赋注》。是书在编撰体例上颇具匠心,以赋体形式编著类书,这在辞赋写作和类书编纂两方面均属开先之举。吴淑自己为《事类赋》作注,正是在谢灵运《山居赋》自注的基础上而成。另如张维屏辑《国朝诗人征略二编》“文守元”条谓:“《四塞纪略赋》一卷,萍乡文守元撰。自序云:‘圣朝统驭万方,声教所及,靡远弗届。此赋于起结寓赞颂,中间所叙乃各国事,区而分之:首天时,次地舆、山川,次城郭、宫室,因而纪代传、贡献,次仪制、官职,因而纪刑罚、税课、武备、音乐,而人民廛里、居处、方言次焉,服饰、饮食、婚姻、风俗又次焉,爰及土产、货贝、器用,而终以鸟兽、鱼虫、草木、凡二十六段(小字注:以上自序)。’”其后《松心日录》评价曰:“此赋每句皆自注,皆注明见某书,以简驭繁,有条不紊,洵为赋中巨制云。”[7]740上述这些注文体例,多数是受谢灵运自注《山居赋》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汇注”是赋注的一种较为特殊的形态,由多人共注而成。于学理层面而言,赋文的注者须兼备才、学、识等三个方面的素养,倘若没有与著者相当的学识,那么,一篇空陋粗疏、缺少讽咏涵濡批评思想的注文,则是不足取的。无论注释者如何力求客观地接近和阐释作品,重建赋作产生的具体情境,然受限于自身知识结构和人生阅历,都难以避免“误读”的发生。这使得注释不同程度地带有注释者的个人色彩。赋注中的三种形态,亦可以体现不同注家对于相关理论问题的理解。对此进行研究,有助于阐释赋体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今以《六臣注文选》[8](文中所引皆据此书,不一一出注)赋注为考察中心,进而探索“汇注”与“他注”“自注”之间的异同。

二、续雅殷勤(1)见唐李匡乂评李善注《文选》:“苟旧注未备,或兴新意,必于旧注中称臣善以分别,既存元注,例皆引据,李续之雅,宜殷勤也。”李匡乂撰《资暇集》,见《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页。的李善注:以“凡例”为中心

在进入《凡例》论述之前,可先考察李善注赋中类似的评点内容,大体可以归纳为:一是对赋篇章法结构的阐述;二是对赋篇艺术风格的解析;三是以“知人论世”的鉴赏方式来评骘赋家的人品与文品的关系;四是揭示赋篇主旨。余下逐一论之。

(一)对赋篇章法结构的阐述

木华《海赋》结尾“旷哉坎德,卑以自居。弘往纳来,以宗以都。品物类生,何有何无”数句,李善注引李充《翰林论》云:“木氏《海赋》,状则状矣,然首尾负揭,状若文章,亦将由未成而成然也。”李善指出,《海赋》虽整体风格遒劲雄壮,但木华将原本置于赋前的上述赋句却移植到篇末,致使文章首尾颠倒,仿若似完成而未能完成的文章,不免带有残缺之感。据上可知,李善注引实际上发挥了评点形态中尾末总批的功用。

(二)对赋篇艺术风格的解析

此类情况主要以题下注解的方式出现,李善多以注引他人著作,来评述赋篇的艺术风格及其价值。谢惠连《雪赋》李善题下解注引沈约《宋书》云:“谢惠连,陈郡人也。幼而聪敏,年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深加知赏。本州辟主簿,不就。后为司徒彭城王法曹。为《雪赋》,以高丽见奇。年二十七卒。”句末以“高丽见奇”来评述《雪赋》之风格。张衡《西京赋》李善题下解注引杨泉《物理论》云:“平子《二京》,文章卓然。”再如木华《海赋》李善题解注引傅亮《文章志》云:“广川木玄虚为《海赋》,文甚俊丽,足继前良。”魏晋南北朝小赋盛行,谢惠连《雪赋》、木华《海赋》正是这时期小赋代表,而注引中所涉及尚“丽”思想,基本涵盖了六朝赋篇的风格特色。此几例虽以引注方式解题,但实际功能却充当了评点形态中的题下批评。

(三)以“知人论世”的鉴赏方式来评骘赋家人品与文品的关系

贾谊《鵩鸟赋》李善题解有云:“然贾生英特,弱龄秀发,纵横海之巨鳞,矫冲天之逸翰,而不参谋棘署,替道槐庭,虚离谤缺,爰傳卑土,发愤嗟命,不亦宜乎?而班固谓之未为不达,斯言过矣。”贾谊才华出众,却未能得以重用,谪居长沙任太傅,遂作《鵩鸟赋》来慨叹自己怀才不遇,实属常情。

然班固在《汉书·贾谊传》“赞”语中谓:“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9]2265班固虽征引了刘向对贾谊的“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的评介,但其在评论时却改弦更张,认为贾谊虽有才能与劳绩,但其不幸遭遇则并非由“天年早终”与“未为不遇”所致,而是汉文帝刘恒因听信佞幸宠臣邓通、显贵周勃等人之语而疏远贾谊的过失。故此,李善从“知人论世”的批评视角,责难班固“未为不达,斯言过矣”,进而为贾谊鸣不平,做到“人品”与“文品”的双重评论。

(四)揭示篇章主旨

此类可从两个方面稍作探幽:一是对篇中句意字法的评析;二是对全篇主旨的揭示。

对篇中句意字法的评析,较为常见。如班固《东都赋》“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陆讋水慄,奔走而来宾”几句,李善注解:“孝武耀威,匈奴远慑。孝宣修德,呼韩人臣。举前代之盛,犹不如今。”尾句“举前代之盛,犹不如今”,不但是注解之意,而且已经具备了阐发撰作的意图、介绍创作背景等作用。李善评析班固赋句来说明西汉孝武、孝宣二帝国力强大之时周边匈奴、呼韩对大汉的态度,旨在衬托东汉皇帝如同前代一样,仍具有一定的德政与威势。鲍照《芜城赋》“东都妙姬,南国丽人。蕙心纨质,玉貌绛唇”几句,李善分别征引左九嫔《武帝纳皇后颂》、宋玉《登徒子好色》进行解析:“左九嫔《武帝纳皇后颂》曰:‘如兰之茂。’《好色赋》曰:‘腰如束素。’兰、蕙同类,纨、素缣名,文士爱奇,故变文耳。”鲍照笔下的美人从品质到外貌可谓非凡脱俗,而李善的解析,旨在考索鲍照描摹美人时所用字词的来源,并指出赋家为求新奇的目的,有意地变换了个别字词,“文士爱奇,故变文耳”。此类评析犹如评点中的夹批形态,以言简意赅之辞,直击要处,已达到警示读者之效果。

对全篇主旨的揭示,不仅出现在赋篇,诗篇亦有涉足。陆机《豪士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机恶齐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让。及齐亡,作《豪士赋》。《吕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关尹子、列子、陈骈、杨朱、孙膑、王寥、儿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机犹假美号以名赋也。”注解中李善既溯源了“豪士”之名,又展示了陆机撰赋题旨,意在讽刺西晋齐王司马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让”的做法。

诗篇中对主题揭示的注解数量丰富,如《百一诗》李善注引云:“张方贤《楚国先贤传》曰:汝南应休琏作《百一篇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为应焚弃之,何晏独无怪也。然方贤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论》曰: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又孙盛《晋阳秋》曰:应璩作五言诗百三十篇,言时事颇有补益,世多传之。据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称百一也。《今书七志》曰:《应璩》集谓之新诗,以百言为一篇,或谓之百一诗。然以字名诗,义无所取。据《百一诗序》云:时谓曹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百一’之名,盖兴于此也。”李善不厌其烦地征引文献,驳斥“百一诗”之名并非源自诗文字数、篇幅数目等误说,其最终目的则是对以劝诫讽谏为创作题旨的揭示。诗篇虽不是本文所讨论的主要对象,但其以注引评析的方式来揭示篇旨大意,其体例足资可参。这也证明了李善已将批评体例的方式引入《文选》中,并对其展开疏解,《文选》注解的体例,已开始由“注疏”向“批评”缓步走来。

凡例,又称发凡、序例,往往置于卷首,主要阐述宗旨、体裁、结构及其编撰体例。凡例集中体现了作者(或注者)对文学许多根本问题的看法,李善注《文选·赋》亦不例外。其凡例以“他皆类此”为标志,随文体现,清晰地辨明了编纂体例及其内容,是赋学批评的重要史料,今不厌其烦,逐一剔抉爬梳如下:

1.《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句,李善注解云:“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类此。”李善开篇即作交代,但凡征引的典籍均说明其出处来源,先举出典籍证实,其后再进行阐明,全篇基本如此。

2.《两都赋序》“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句,李善注解:“言能发起遗文,以光赞大业也。《论语》,子曰:兴灭国,继绝世。然文虽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他皆类此。”李善注解重视溯源作者的祖述,但语境不同,作者的文意与前人遗文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别。这种情况下需要认真辨析,不能望文生义。

3.《两都赋序》“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句,李善注解:“蔡邕《独断》或曰:朝廷亦皆依违尊者,所都连举朝廷以言之。诸释义或引后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专,他皆类此。”此类型相当于以征引的方式为该句注解、释义,引后以明前,李善将其归一类加以阐明。

4.《西都赋》“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诲故老,名儒师傅。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同异”句,李善注解:“《三辅故事》曰:天禄阁在大殿北,以阁秘书。石渠,已见上文。然同卷再见者,并云已见上文,务从省也。他皆类此。”李善对上文已出现的这种现象,在注文中特别指出“已见上文”。其中“石渠”,见序文“内设金马石渠之署”中注解,据此有“已见上文,务从省也”的体例。

5.《东都赋》“故娄敬度势而献其说,萧公权宜而拓其制”句,李善注解:“娄敬,已见上文。凡人姓名,皆不重见。余皆类此。”此条注解同上,“娄敬”见《西都赋》“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应,以发皇明,乃眷西顾,寔惟作京”。李善作注曰:“《汉书》高祖西都洛阳戍卒,娄敬求见说上曰:陛下都洛不便,不如入关据秦之固,上问张良,良因劝上,是日,车驾西都长安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因此才有已见上文之说。

6.《东都赋》“然后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句,李善注解:“《论语》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毛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诸夏,已见《西都赋》。其异篇再见者,并云已见某篇,他皆类此。”若前文已有注解,后面出现时即标明“此解已见某篇”。

7.《东都赋》“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句,李善注解:“贾逵《国语注》曰:膺,犹受也。诸夏,已见上文。其事烦已重见及易知者,直云已见上文,而他皆类此。”

8.《西京赋》“薛综注”,李善注解:“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缪,臣乃具释,并称善以别之。他皆类此。”李善保留旧注中的可取之处,并进行二次注解。

9.《西京赋》“于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栾大之贞固”句,李善注解:“栾大,见《西都赋》。凡人姓名及事易知而别卷重见者,云见某篇,亦从省也。他皆类此。”

10.《西京赋》“鸟则鹔鷞鸹鸨,鴐鹅鸿鹍”句,李善注解:“高诱《淮南子注》曰:鹔鹴,长胫绿色,其形似雁。张楫《上林赋注》曰:鴐鹅,野鹅。又曰:鹍鸡,黄白色,长鸽赤喙。鸹鸨,已见《西都赋》。凡鱼鸟草木,皆不重见。他皆类此。”李善对前文已出现的不再注解,仅交代已见某篇,其余则逐一注解。如本条“鸹鸨”见《西都赋》,然“鱼、虫、草、木”则无,皆须加注。

11.《甘泉赋》李善注解:“然旧有集注者并篇内具列其姓名,亦称臣善以相别,他皆类此。”李善极注重此例,即如有旧注者,列其姓名,在全篇之首则为全篇之注,如前文中的《西京赋》,题下有“薛综注”即是;如全篇采用诸家旧注者,则逐一加注姓名,如《上林赋》虽篇首标“郭璞注”,然篇中兼采诸家,如赋中征引晋灼、文颖等人注解,则逐一标注姓名;如全篇采用诸家旧注,但不详其注者,则标“旧注”字样,以示区分,如张衡《思玄赋》题下即列“旧注”。如既征引有诸家注解,又有李善注解者,则先阐明诸家注,其后李善本人注解则标“善曰”字样。

12.《景福殿赋》“温房承其东序,凉室处其西偏”句,李善注解:“温房、凉室二殿名。卞兰《许昌宫赋》曰:则有望舒、凉室,羲和、温房,然卞、何同时,今引之者,转以相明也。他皆类此。”此例比之其他有所不同,注家采用“引赋注赋”的体例展开,比较有针对性。

13.《雪赋》“寒风积,愁云繁”句,李善注解:“《庄子》曰:风积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傅玄诗曰:浮云含愁色,悲风坐自叹,班婕妤《捣素赋》曰:伫风轩而结睇,对愁云之浮沉。然疑此赋非婕妤之文,行来已久,故兼引之。”李善不但注引,而且对存疑的地方加以注说,如李善质疑《捣素赋》的著者,又因班婕妤《捣素赋》行来已久,故兼征引。

14.《思玄赋》“旧注”,李善注解:“未详注者姓名。挚虞《流别》题云衡注。详其义训,甚多疏略,而注又称愚以为疑,非衡明矣。但行来既久,故不去。”此例见前文卷七《甘泉赋》中的注解与总结,此不赘言。

15.《琴赋》“若次其曲引所宜,则《广陵》《止息》《东武》《太山》”句,李善注解:“《广陵》等曲今并犹存,未详所起。应璩《与刘孔才书》曰:听《广陵》之清散。傅玄《琴赋》曰:马融谭思于《止息》。魏武帝《乐府》有《东武吟》。曹植有《太山梁甫吟》。左思《齐都赋》注曰:《东武》《太山》,皆齐之土风谣歌,讴吟之曲名也。然引应及传者,明古有此曲,转以相证耳,非嵇康之言出于此也。他皆类此。”李善注解时称《广陵》《止息》《东武》《太山》等曲今虽存在,但本源出处未详,今从征引相关者加以旁证。

由上可知,李善注解凡例大抵是,过简者一般忽略不注,不详者可阙疑不注,详略得当。注解已见前者,则云见前某首注,全书大体一致。如一典重复运用,再标注复出,或因用法不一,为辨歧义;或因宾主不同,需求互现等。将自己注文体例夹注文中,详加陈述,使读者知其概要,可窥察李善在征引文献时“引后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专”的态度,引用他人内容给予阐明,“不敢专”则持一种开放、客观的批评心态,既尊重前贤,又不掠人之美。

三、“互通有无”的五臣注:以“题解”为例

这里主要围绕《文选》赋篇中的批评形态展开,不妨先将相关批评形态的内容予以试析。今检《文选》五臣注赋篇,类似评点内容主要有三种:一是阐释赋篇中字法句法的艺术;二是简明赋篇中的结构层次以及上下文之间的内在联系;三是交代赋篇的撰作背景,阐述篇章主旨。下面展开讨论。

(一)阐释赋篇中字法句法的艺术

班固《西都赋》“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四句,五臣吕延济曰:“离宫别馆,为天子行处别署。所至之处皆有池沼,故言往往。称‘神’、‘灵’,美之。”以“神”“灵”二字指引读者,指出班固所夸赞西都之美,并非真实,而是为赋篇服务的,实为一种虚夸的笔法。这种注解方式,犹似评点中的眉批形态,少则二三字,多则数语来提醒或导引读者。

赋篇中夸张艺术手法的揭示颇多,如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玄醴腾涌于阴沟,甘灵被宇而下臻”二句,五臣张铣谓:“言醴泉涌渠而出,甘露霑宇而至者,并美言之,皆非其实也。”张衡《西京赋》“尔乃卒岁大傩奴何,驱除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茢”数句,五臣张铣曰:“……夫大傩驱逐,岂能见鬼逐杀与海外,持索而缚之乎?盖作者饰其事,壮其词。”诸如此类,等等。如今通读这些注解显得较为简单,然在五臣注的时代,能对这些内容逐一阐明,并对不同时代赋篇的字句手法特色予以揭示,实属难得。这些类似评点的注解,虽微不足道,但有助于后世研究者窥探上述赋家创作心态以及社会背景。

(二)简明赋篇中的结构层次以及上下文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文选》五臣注解中,对赋篇结构层次、起伏照应的揭示常有论及,对赋文理解,皆有辅助之功。略施几例。有对“先分后总”式篇章结构的发微,如江淹《恨赋》“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旸”二句,五臣吕延济谓:“已上恨者凡六人,已下杂论其状。淹以为今古之情,皆类于此。”五臣指出,江淹先分述豪雄、幽囚等六人之遗憾,再将“今古伏恨而死”作为总述。吕延济对赋篇层次的解析,有助于理解赋篇的中心意旨和行文艺术的精妙之处。

另有直接揭示上文之间的承接及其过渡关系者,如左思《蜀都赋》“若乃卓荦奇谲,倜傥罔已。一经神怪,一纬人理”四句,五臣吕向云:“神怪,谓苌弘血、杜宇魄之类是也。人理,相如、君平之类是也。为下文张本。”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于是乎乃历夫太阶,以造其堂。俯仰顾眄,东西周章”四句,五臣李周翰曰:“自此已上皆文考远见其状。此则过其高阶,以至于殿堂。”这些看似是注解,然又不同于一般的疏解串讲,而是对篇章中的段落层次,已有明显的阐发与辨析。

(三)交代赋篇的撰作背景,阐述篇章要旨

孙绰《游天台山赋》五臣李周翰题下注引:“《晋书》云:‘孙绰,字兴公,太原人也。’为永嘉太守,意将解印以向幽寂,闻此山神秀,可以长住,因使图其状,遥为之赋。赋成,示友人范荣期,期曰:‘此赋掷地必为金声也。’此山在会稽东南也。”李周翰开门见山,将《游天台山赋》的撰述背景与赋文大意稍作交代,易于读解。

此外,王粲《登楼赋》五臣刘良题下注引:“《魏志》云:‘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少而聪惠,有天才,仕为侍中。’时董卓作乱,仲宣避难荆州,依刘表,遂登江陵城楼,因怀归而有此作,述其进退危惧之情也。”读之,创作背景与赋文题旨一目了然。直接揭示题旨者,如扬雄《甘泉赋》五臣李周翰题下注解:“……时帝为赵飞燕无子,往祠甘泉宫,雄以制度壮丽,因作此赋以讽之。”如此等等,不再一一示例。

题解,即解题,是在作品题目下作注,旨在揭示赋作者的撰作背景、动机、宗旨等。这对于深入理解作家、作品尤为关键。李善不是没有解题,如江淹《别赋》题目下注曰:“黯然魂将离散者,唯别而愁也。夫人,魂以守形,魂散则形毙,今别而散,明恨深也。”然而,这样透彻的点题,在李善注中几乎没有,更多的是不脱注解名物的范畴,如司马相如《子虚赋》解题:“《汉书》曰:‘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都人。少好读书,为武骑常侍。后拜文园令,病卒。’”五臣注为:“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人也。少好学,景帝时游梁,乃著《子虚赋》。梁孝王薨,归成都。久之,后蜀人杨得意侍武帝,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诸侯之事,不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何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无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假设此三人为辞,以讽之。后拜文园令。”

即便同为解题,五臣注也远较李善注为详细全面,无愧于进表中“忽发章句,是征载籍,述作之由”的自称。在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中,这种转变意义重大,意味着时人对“文学评论”和“经学训诂”的区别有了较为明确的认知。

五臣在题解注上与李善注互通有无,相得益彰,这是汇注(2)笔者详细统计六臣注的题解情况如下:(一)题目名下加注:《东京赋》李善注;《上林赋》五臣注,《吴都赋》李善注,《魏都赋》李善注,《笙赋》李善注,《怀旧赋》李善注,《寡妇赋》李善注,《神女赋》五臣注。(二)作者名下加注:《两都赋》《西京赋》《三都赋》《甘泉赋》《射雉赋》《鲁灵光殿赋》《海赋》《思旧赋》《叹逝赋》《恨赋》《舞赋》《琴赋》作者名下各有李善、五臣题注。《羽猎赋》《归田赋》《登徒子好色赋》李善无注,作者名下仅有五臣注。《思玄赋》《秋兴赋》《鵩鸟赋》、《文赋》五臣无注,作者名下仅有李善注。(三)题名、作者名下皆有注:《南都赋》《幽通赋》《闲居赋》题名下有李善注,作者名下有五臣注;《藉田赋》《北征赋》《东征赋》《西征赋》《登楼赋》《游天台山赋》《景福殿赋》《江赋》《风赋》《月赋》《鹦鹉赋》《鹪鹩赋》《赭白马赋》《洞箫赋》《长笛赋》《啸赋》卷十八题名下有李善注,作者名下各有李善、五臣注。(四)题名、作者名下皆无注者:《长杨赋》《长门赋》《别赋》《高唐赋》。(五)旧注者名下加注者:卷四《蜀都赋》五臣无题注,(旧注)刘渊林名下有李善题注。此注解体例颇为特殊(仅此一例),即六臣在题名、作者名下均无加注,而在旧注名下唯有李善加注。的一大优势 。陈延嘉有过精确的统计,称:“《文选》按六臣注本是714首,其中无题解者167首,有题解者为547首。在这547首中,李善与五臣都有题解者270首,李善有五臣无者19首,五臣有李善无者258首。”[10]82与李善注相比,五臣注的题解特色崖略三端:

第一,通过对赋文题解的梳理,进一步揭示赋家撰作的动机、缘由、宗旨及其艺术特色。这方面相较李善题解注详赡、成熟,如《鲁灵光殿赋》五臣交代创作的动因“父逸欲作此赋,命文考往录其状”,而李善无;再如《东征赋》五臣注明了创作宗旨“作《东征赋》,以叙行历而见志焉”,而李善则无说明。五臣注题解一般在作者之后,不但对赋家的身世、背景有所考察,而且汲取前人的注文成果,重在阐述赋家创作的动因与宗旨,是一种开拓性的表现。

第二,题解中详细注明了征引文献的信息。如吕延济在题解《西京赋》时,征引“范晔《后汉书》:张衡,字平子,南阳人,少善属文。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以讽谏之”此类较多,如张铣题解《鲁灵光殿赋》,刘良题解《舞赋》,吕向题解《三都赋序》等。另一种是未标明征引典籍的著者,只写书名和征引内容。如李周翰注解《东征赋》:“《后汉书》云: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和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子榖为陈留长坦县长,大家随至官,作《东征赋》,以叙行历而见志焉。”李周翰说明征引文献为《后汉书》(无作者信息)及其所引书中内容,这种体例另有如张铣题解《两都赋序》,李周翰题解《甘泉赋》《北征赋》《东征赋》等。五臣在题解注释时基本采用这两种形式,注解者将征引典籍中的作者、书名、引文内容一一标出,相对完善,增加了征引文献的真实性。

另外,有些题解不征引任何典籍者,而是直接注评。如卷十四《幽通赋》五臣张铣注曰:“是时多用不肖,而贤良路塞,故固赋《幽通》,述古者得失神明之理,以为精诚信惠,是所为政也。”卷十五《思玄赋》五臣李周翰注曰:“衡时为侍中,诸常侍皆恶直丑正危,衡故作是赋,以非时俗。思玄者,思玄远之德而已。”二者题解注家不征引任何文献,而是言简意赅,开门见山式揭示“作者为志”,此即五臣题解精注之所在。

第三,五臣注题解所具备的辅助功能。五臣注和李善注相间而行,互为补充,如《文选》卷八司马相如《上林赋》,李善无题注。五臣刘良注曰:“上林,苑名。”再如《文选》卷八扬子云《羽猎赋》,李善无题注。有五臣张铣注曰:“此赋有两序,一者史臣序,一者雄赋序也。”张铣在题解中明确指出“史臣序”与“扬雄序”的分野问题,很有见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赋序”章节“自序与他序”中已有详细说明,不赘言。《文选》卷十五张衡《归田赋》,李善无题注,有五臣李周翰注曰:“衡游京师,四十不仕。顺帝时,阉臣用事,欲归田里,故作是赋。”阐述了张衡的写作背景和作赋目的。卷十九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李善无题注,有五臣李周翰注曰:“宋玉假设登徒子之辞,以为谏也。”直接点明主旨。另外,即是五臣无题注,而李善有注,如《文选》卷十三潘岳《秋兴赋》,李善有题注,善曰:“刘熙《释名》曰:秋,就也。言万物就成也。兴者,感秋而兴也此赋,故因名之。”而五臣则无。再《文选》卷十六潘岳《寡妇赋》,卷十八潘岳《笙赋》,卷十九宋玉《神女赋》等,五臣皆无题注。

由于赋体文学铺张扬厉,典故特多,注释者特为注重字词和典故的训释,也是注赋的题中应有之义。虽有谢灵运《山居赋》自注那样优美的意义开释,但毕竟是偶然为之。直到五臣注文选,才有意在疏通文义方面用力特勤,足以与李善注相互补充,为后世读解与考索《文选·赋》提供了便利。《四库全书总目》说五臣注“附骥以传”,借助李善注的合刻才得以流传至今,显然是因果颠倒,但说“取便参阅”,倒不失为一句平议之词。这也是五臣注在历代的严厉批评下仍能流传至今的原因。

四、六臣注中的校勘辨伪

《文选》资料丰赡,来源广杂,错讹疏漏在所难免,因此,李善与五臣在注解时,校勘态度颇为谨慎。笔者通检《文选》,其校勘的主要内容有订正赋家失考、校勘注文之误、订正赋文之误、校勘他籍得失、诸家注解取其优、存疑。摘录如下相关校勘辨伪的内容,依次列举:

(一)订正赋家失考

六臣针对赋中对不同的解释以及疏漏处,予以订正与考证。如卷十九《洛神赋》“黄初三年,余朝京师……余从京师还(域),言归东藩”句:“五臣李周翰加注‘黄初’曰:黄初,文帝年号。京师,洛阳也。李善对‘黄初’注曰:《魏志》曰:黄初三年,立植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师。又《文纪》曰:黄初三年,行幸许。又曰:四年三月,还洛阳宫。然京城谓洛阳,东藩即鄄城。《魏志》及诸诗序并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误。”关于《洛神赋》的写作时间,历代多依据黄初三年曹植至京师,而推论《洛神赋》于同年创作。李善征引史书,认为曹植于黄初三年到京师,黄初四年三月才返回封地,由此推断《洛神赋》创作于黄初四年。

(二)校勘注文之误

如卷九《射雉赋》“彳亍中辍,馥焉中镝”句,(李善存徐爰旧注)爰曰:“彳亍,止貌也。辍,止也。镝,矢镞也。馥中镞声也。善曰:今本并云彳亍中辄。张衡《舞赋》曰:蹇兮宕往,彳亍中辄。以文势言之,徐氏误之。”前人对“彳亍中辍”有不同理解,李善针对选文作注,结合潘岳的文义,指出此四字在于描述雉鸡进退的形貌,不同于前人旧说。

(三)订正赋文之误

如卷一《东都赋》“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句:善曰:“《尚书》曰:盘庚迁于殷。《史记》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都,行汤之政,然后殷复兴。谓盘庚为宗,班之误欤?”再如卷十六《恨赋》“朝露溘至,握手何言”句:“向曰:溘,奄也。人如朝露,岂可久也。奄然至此,握手何言。陵图报汉德,终而不成,为恨固已多也。然此皆随淹赋意而言,事不如此。且陵自降匈奴,汉诛其族,便怨于汉,没身匈奴中,非有报恩之意。按此乃淹丈之误矣。”

校订文学作品中的常识错误,是非常冒险的行为。因为文学作品是用来表情达意的,本来就具有含糊和多义的特征,若以历史事实和科学常识一一核对,便不免剥离了作品的意境。如同沈括以为“苍皮溜雨四十周,黛色参天二千尺”不符事实,反而是对诗歌缺乏了解的表现。

(四)校勘他籍得失

如卷八《上林赋》“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句:“善曰:《尚书》曰:惟彼陶唐。孔安国曰:陶唐,尧氏也。张揖曰:葛天氏,三皇时君号也。其乐,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育草木,四曰奋五榖,五曰敬天常,六曰彻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韦昭曰:葛天氏,古之王者,其事见《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云:天氏之乐,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三曰遂草木,六曰建帝功。今注以阙为曲,以民为氏,以遂为育,以建为彻,皆误。”

(五)诸家注解取其优

不论是李善注抑或是五臣注,先引之说往往是时人所接受的注解,而再举他说,则表示已有不同看法。如卷七《子虚赋》“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句:“善曰:……服氏一说以芍药为药名,或者因说今之煮马肝犹加芍药,古之遗法。晋氏之说以勺药为调和之意,枚乘《七发》曰:勺药之醤,然则和调之言,于义为得。”卷八《羽猎赋》“三军芒然,穷冗阏与”句:“善曰:孟康曰:冘,行也。阏,止也。言三军之盛穷阏禽兽,使不得逸漏也。孟康之意,言穷其行止皆无逸漏。如淳曰:穴者,懈怠也。灼曰:阏与,容貌也。如晋之意,言三军芒然懈倦,容貌阏与而舒缓也。今依如晋之说也。”

(六)存疑

赋注中的存疑内容,最能体现六臣的求实的精神与谨严的治学之风。李善对此用力特勤,这是学界公认;而在校勘训诂方面饱受批评的五臣注,其实也不像习见所认为的那样糟糕。如卷十六《长门赋序》“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句,五臣吕岩济注曰:“陈皇后复得亲幸,案诸史传,并无此文,恐叙事之误。”五臣注考证出并无“陈皇后复得亲幸”的史实,从而引起了学者对于《长门赋序》是否为司马相如所作的争议。赋序的“他序”和“自序”如何产生,是辞赋史上的重要问题,上文已详细说明;由此看来,五臣的校勘实有“引玉”之功。更能体现学术水平的是《与嵇茂齐书》的作者判断:(李周翰注)干宝《晋纪》云:“吕安字仲佛,东平人也,时太祖逐安于远郡,在路作此书与嵇康。”安子绍集云:“景真与茂齐书。”然《晋纪》国史,实有所凭。绍之家集,未足可据。何者?时绍以太祖恶安之书,又安与康同诛,惧时所疾,故移此书于景真。考其始末,疑是安所作。

《与嵇茂齐书》,《文选》署名赵景真。李周翰结合史书,认为这封书信的原作者是吕安,但吕安和嵇康同时遭难,吕安的儿子吕绍迫于政治压力,将著作权移交给赵景真。对此推论,黄侃亦持赞同态度:“北土之性,难以托根;投人夜光,鲜不按剑。今将植橘袖于玄朔,带华藕于修陵;表龙章于裸壤,奏韶舞于聋俗,固难以取贵矣。”[11]246到底这封书信是谁所写?李周翰的推论有其道理,但并无更多文献佐证,因而在“是安所作”前加一“疑”字。而黄侃先生依据文风来推断,并不如五臣注有说服力。

李善在赋注校勘存疑方面下了大量功夫。如卷五《吴都赋》“列寺七里,夹栋阳路。屯营栉比,解署棊布。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句,李善存旧注刘渊林曰:“建业宫前宫寺侠道七里也。廨,犹署也。吴有司徒、大监诸署,非一也。横塘、查下,皆百姓所居之区名。江东谓山冈间为干。建邺之南有山冈,其间平地,吏民居之,故号为干。中有大长干、小长干,皆相属。疑是居称干也。”再如卷六《魏都赋》“鞮鞻所掌之音,韎昧任禁之曲”句:“善曰:《周礼》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礼记》曰:干戚羽旄谓之乐。郑玄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执。羽,翟羽也。旄,旄牛尾,文舞所执。魏文帝《乐府》曰:短歌微吟不能长。《孔丛子》曰:世业不替。《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郑玄《周礼注》曰:鞮鞻,四夷舞者屝也。鞻,俱具反。毛苌《诗传》曰:东夷之乐曰韎。《孝经钩命决》曰:东夷曰昧,南夷曰任,西夷之乐曰株离,北夷之乐曰禁。韎、昧皆东夷之乐而重之,疑误也。”

从注解中“疑”“恐”“误”等字样的频繁使用来看,足见注解者谨慎、谦虚的校勘态度,加之对疑难处的考据辨析,从而确保结论的合理性。注解既尊重原始文献,又不局限于此,注家从文献的辨伪与考据中加以订正补充,指出了问题与疏漏,并以相容的心态将两说并存,为后世研读者保存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参考价值较高。

汇注中的“凡例”“题解注”“类书功能”“校勘辨伪”皆是自注、他注中所不具者,这既是汇注的优势所在,也是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正如清杭世骏《道古唐文集》卷八“李太白集辑注序”中论:“作者不易,笺疏家尤难,何也?作者以才为主,而辅之以学,兴到笔随,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纵横曼衍,以极其所至,不必沾沾獭祭也;为之笺与疏者,必语语核其指归,而意象乃明;必字字还其根据,而证佐乃确。才不必言,夫必有什倍于作者之卷轴,而后可以从事焉。空陋者,固不足以与乎此;粗疏者,尤未可以轻试也。”[12]58李善注和五臣注孰优孰劣,不是本文的讨论重点,但二者各有所长,前者重章句,后者重义理,却是众所周知。所谓“释事忘义”,应当是说李善重视典出,却忽略了语词在具体语境中的含义,超出了初学者的知识水平与接受能力;而五臣注较为通俗,在疏通句意方面做了大量努力[13]83。因此,五臣注的出现本来就是对李善注的规仿与拓展,既是“选学”自身发展的体现,也是继汉代经注之后一种尝试与革新。

这种批评虽不成体系,但自成特色。如对段意的注解,其渊源可能来自唐人对经书的疏解,近源或因场屋试赋之需而对时文加以疏解。这种整段注解的方式,对今人注解以及翻译古籍文献,皆有一定的镜鉴意义。如赋注多采用双行夹批的形式,主要功用与评点中夹批、旁批等一致,既可点醒赋段的层次,又能指明赋句的修辞形态,这些若与圈点结合,其批评的内涵将更加丰赡。此外,注解者多是文坛翘楚,所评注语词往往具有总结性的鉴评定见,不但言简意赅,而且能发人深省。再如汇注中的凡例与校勘,是体现注家风格与批评态度的力证;又如自注中重注事注典,作为类书的赋注,在“名物”阐释上:“标明的是赋之‘体物’特征,亦即‘赋者,言事类之所附’的创作原则,因而赋注在极大意义上成为赋的‘名物’解释,并由此构成特有的批评体系。”[14]53尤其汇注中的重解题以彰显注家的思想等,这些均是赋学作品由起初的注音、释词逐步走向赋学批评的开始,为赋学评点的兴起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