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波

李惠仪《〈左传〉的书写与解读》(以下简称“李文”)[1]一书，“大约”以傲慢的语气、质疑的目光或者暧昧的不屑“解读”“征兆”，将《左传》对历史事件的秉笔直书与叙事理想中春秋大义的并存视为“解释的焦虑”，甚或对《左传》记述事件的真实性也心存忧虑。这样的立场和推进路径，导致李文对《左传》书写进行文化解读的意义，因为叙事应有基本讨论范畴的错位和历史延续宏观考量的缺席，而打了一个折扣。李文的基本立场即以“征兆”指代预言，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以“征兆”代替通常意义上的预言，不只是一个词汇的转换，实质造成了一种概念系统的含混：预言是具有人为主观性质的，但“征兆”是一种客观存在；预言可以是先民的文化认识或历史事实之一，但李惠仪的“征兆”要涵盖的是历史真实的全部。以此为基础的解读，就如其从“一个基本的吊诡切入”[1]4一样的“吊诡”。第二，在李文中亦多次出现“预言”一词，且行文中“预言”与“征兆”实质是等同的概念，在更多的地方是混用的。所以，“征兆”作为讨论框架的主体构成出现，这一用词不管是来自作者还是译者，都是一种以曲解为目的的主观故意。第三，在李惠仪的“解读”中，到处充斥着“大约”“俨然”“有时”“似乎”之类的词汇，这些与作者丰富的资料展示和谙熟的文本杂糅相配合，形成了一个个充满暗示与诱惑的旋涡。第四，如上有三，李文犹嫌不足。在讨论郑庄公与许国之事的“君子”之言时，居然给出了这样四个选项：“君子只是过于单纯，轻易被庄公的表演迷惑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