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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与“出世”的调谐:曾心小诗的现代阐释

2021-12-02邱志武

大连大学学报 2021年1期
关键词:小诗入世禅宗

邱志武

(大连民族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21世纪以来,泰华文学中的小诗一跃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一时间受到众人的拥趸和追捧。曾心是“小诗磨坊”的发起人之一,他的小诗创作不像传统小诗那样更多的偏重于对爱和美的即兴感悟,而是以表现现实生活为主,凸显出明显的“入世”情怀。曾心既是一位小诗的创作者,同时他也是一个佛教徒。我们知道,佛教思想的核心是主张超度现实,倡导“出世”情怀的。那么,这样一来,曾心小诗表现出来的现实性和“入世”情怀与他作为佛教徒本义中所应具有的超度性和“出世”情怀是如何调试的呢?并且这种矛盾在彼此的碰撞中是否使曾心的内心涌动着巨大的痛苦呢?

一、曾心小诗中的“入世”

小诗是在20世纪初兴起的文体。刘福春认为:小诗“主要是指‘五四’以后,一九二一年—一九二四年前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的少至一两行,多至四五行的这样一种短小的诗体”[1]213。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小”字,既指字数少,又指容量小,基本上概括出了小诗的特点。小诗是一种即兴式表达,表现出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一种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这种感悟和情思是一种凝练,是祛除了凝练的过程而将其中的精华直接呈现出来。比如,冰心的《繁星》和《春水》、宗白华的《流云小诗》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这样,小诗表现出的现实性就存在一个表现不足的问题。

然而,我们说小诗的现实性表现不足,并不是说小诗决然地拒绝现实。冰心在20世纪50年代对自己的小诗曾经有一个反省:“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身边琐事,个人的经验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群众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式。”[2]12冰心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自己的小诗没能表现出整个“大时代”,但她客观上承认了自己小诗描写了很多“身边琐事”。也就是说,冰心的小诗不仅仅是爱和美,她的小诗中还有生活,还有活生生的现实。当我们回望小诗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尽管小诗难以容纳纵横捭阖的鸿篇巨制。但并不是说,小诗与大事件是决然隔绝的。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尽管小诗受制于格局的限制,但是仍然能够从“侧翼突围”来表现出历史的大事件,以小见大,以滴水反射出太阳的光辉,表现出一些大体裁和一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主题。比如,20世纪30年代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新时期韩瀚的《重量》等,可以说这些小诗点中了时代的要害,从而与整个时代的潮流相契合,最终受到广泛地呼应和好评。小诗的发展证明,如果小诗重在表现现实,那么小诗就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如果小诗沉醉于自我的“孤芳自赏”,那么小诗就可能萎靡凋谢。

随着小诗的不断发展,小诗的现实容量得到了强化。罗振亚在探讨小诗发展谱系和规律时总结道,“后来者大都能注意突破‘小诗’表现个人感触的局限,拓展视野,在‘小诗’的静思、玄想与秀丽气息的基础上,兼容雄浑、硬朗之风,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艺术超越,使‘小诗’不再是小摆设、小饰物的代名词。”[3]198这主要是着眼于小诗的风格而对小诗所进行的思考和评判。实际上,与这种风格相调谐的是,小诗的现实容量不断地得到强化,从而彰显出“雄浑”和“硬朗”的风格。

曾心是21世纪初泰华文学中小诗的主要旗手之一,发起和推动了“小诗磨坊”的成立与发展,使小诗在新的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从题材上来说,曾心的小诗是围绕着现实而进行创作的,表现出一定的“入世”性。曾心在《曾心自选集——小诗三百首》中曾将小诗分为“政局篇”、“人生篇”、“情爱篇”、“咏物篇”、“怀旧篇”等,表现出面向现实、关注现实、表现现实的倾向性,现实成为他小诗关注的重点。正如有人所指出的:“曾心的小诗写社会,写大自然,写爱,写同情,在他的笔下,小诗不小,真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佛来’。”[4]

曾心的小诗创作和冰心的小诗创作一样注重表现“身边琐事”,但与冰心相比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曾心的小诗关注现实的“面”比较宽,辐射的范围也比较广。比如,《打太极拳》《老椅子》《冰箱》《裱书画》《锁头》《筷子》《粽子》,等等。单单从题目上来看便可知晓,这些小诗所表现的都是一些与作者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它们经过作者的点化而成为一首首晶莹剔透的小诗。同时,像抗洪、股票市场、悼念杰克逊等等这些生活中事件和事物,也被曾心纳入到他的小诗之中,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像《补地》《网鱼》等表现生态问题的小诗,由此可见,曾心所创作的小诗的表现范围之广超过了以往的小诗。

同时,曾心的小诗也不乏表现出对许多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和大题材的关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大事件在历史发展中都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和见证,比如,泰国政局、中东战争、神州七号上天、上海世博会、汶川大地震等等。当然,由于曾心坚持小诗的规模应该限定在六行之内,于是他的小诗在表现大事件的时候,往往是采用侧面切入的方式进行表现。比如,在《局势》一诗中,表现出对泰国政坛的关注,诗人巧妙地通过对洪灾后留存无数“沉渣”的描写,表现出对于家国命运的忧思。《哭诉》这首小诗表现出对于中东的战争烽火、全球金融海啸这样错综复杂的全球性大问题的关注,曾心精心地通过择取两只逃难“蚂蚁”的对话来表现这一重大事件。《严冬》一诗作者在最后标注写于2008年12月20日金融海啸期,将这场严酷的金融海啸比拟为一场严冬。《月亮日记》主要聚焦的是中国航空历史上具有壮举意义的中国神舟七号上天,其他的还有《珠穆朗玛峰——盛世中国60周年庆》表现出对于中国大国崛起的歌颂,《世博神鸟》是作者于游览上海世博会时所创作的,旨在对于上海世博会的赞扬,这些小诗集中展现出对时代热点问题和大事件的关注,表现出曾心的小诗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曾心小诗的“入世”,实际上也就是指曾心小诗的现实性,展现出的是小诗中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不单纯是对客观现实的表现,更关键的在于其中所展现出鲜明的批判力量。比如,曾心注意到在泰国社会上常见一些“侨领”出钱出力,这些人固然可歌可敬,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人往往财大气粗,家长作风很重,咄咄逼人,只许自己滔滔不绝而不许别人讲话,搞“一言堂”,曾心在《雷声》这首小诗中巧妙地借用“雷声”的意象来书写这种“霸气”,给予了强烈地揭示和批判,表现出现实主义强大的批判力量。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曾心小诗的现实性比较强,“入世”的情怀是比较深厚的,这种“入世”既表现于对日常生活的摄取,同时又表现为对于重大题材的关注。曾心的小诗告诉我们,小诗可以和其他诗歌文体一样轰轰烈烈地表现时代和社会,尽管由于自身容量的限制,但是小诗完全可以通过侧面来展现。对于曾心而言,他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扩大了小诗的表现题材,不仅仅表现出日常生活琐事,而且还将大事件纳入到小诗的表现领域,进而打破了小诗内部的和谐,开始通过小诗来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增强了小诗对现实的发言能力。

二、曾心小诗中的“出世”

曾心是泰华小诗的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泰国曼谷,毕业于中国的厦门大学中文系。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着手汉语的文学创作,涉猎的文体范围非常之广,包括诗歌、散文、微型小说等,但是他的主要成就在于汉语小诗。众所周知,泰国是一个佛教之国,佛教是国教,大多数泰国人信奉佛教,佛教徒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九成以上。丹纳曾认为种族、时代和环境是艺术品生产的三大要素,可见,文学的生产环境对于文学作品的审美形态与艺术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别具一格的文化环境对于独特的诗歌面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泰国文学与诗歌是诞生在佛光的普照和佛祖的怀抱之中的。因此,泰华文学中许多作品和诗歌的感悟方式和表达方式都闪烁着佛家的光彩。

曾心所生活的这种文化环境和文化生态对于他的小诗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他曾指出:“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属小乘佛教。泰华‘10+1’小诗磨坊同仁,都是信奉佛教。虽没有当过和尚或尼姑,也没到寺庙正规参加修禅、学佛经,但他们都到寺庙或在家里烧香拜佛。其佛教思想,主要是受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寺庙与和尚、修读佛书,以及个人禅修而潜移默化形成的。”[5]69由此可见,包括曾心在内的泰华小诗的作者,受到佛教的影响甚重。可以说,佛教的影响在泰国无所不在,几乎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人生趣向等方方面面。所以,曾心所创作的小诗中“佛”是常见题材。忍让虚静,呵护安宁,爱好和平成为他小诗的一种基调,这也反映出信仰佛教的泰国人的普遍心态。

曾心的小诗以佛教作为表现题材的比比皆是。无论是从外在形态上,还是从内在心灵上,曾心的小诗都表现出对佛的关注、理解和与佛的沟通、交流。比如,他在《和尚》一诗中写道:“把亲身骨肉/交给佛祖当儿子//用佛经陶冶灵魂/铸成一尊与世无争的慈悲//遇事总念:阿弥陀佛”,作者既没有表现出对于和尚的美化,也没有将当和尚看作一件人生的悲剧,而是用恬淡冷静的笔触进行着悠然地描写。“半闭半开的佛眼前/我一无所求/我从心灵的书架上//取出心灵的佛经/念诵再念诵/我也是一尊佛”(《佛》),在佛面前,作者感受到了灵魂的净化,一切之物皆是身外之物,充分的表现出作者对于佛教那种超度精神的理解,在佛面前使作者感受到的是一种“心灵的佛经”。作者在《玉佛》这首小诗中这样写道,“本是无形无色/众生铸我一身翡翠//盘坐天地间/静析膜拜者的祈求//心,在彼此中‘上网’”,既表现出对于玉佛那种冰清玉洁的高贵品质的尊崇,又表现出与佛心灵相犀的默契。还有曾心在《化缘》一诗中写道:“袈裟、赤脚/踏开晨曦的朦胧//化缘钵/装满善男信女的慈心//在通往佛门的路上/虔诚地走近佛祖身旁”,这里通过对化缘和尚的外形、神态和心态的描绘表现出佛教弟子对于佛教的虔诚和敬重。总之,曾心在他的小诗中不断地出现佛的影子,一方面表现出将佛的神秘面纱揭开来而凸显出日常化;另一方面表现出曾心自我对于佛的理解和感悟。

禅宗是中国的佛教宗派。“禅”是梵语“Dhyana”的音译,完整的音译为“禅那”,“禅”是“禅那”的省称,它的原意是“静虑”或“思维修”。[6]76禅宗所讲的“禅”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哲学理论。曾心喜欢坐禅,他在很多小诗中显现出一种佛家心境,禅意悠远,充溢着“黄袍佛国的宁静和明澈”。比如,《入定》一诗写道:“盘腿静坐/坐到肌肤/骨骼躯干/五脏六腑/归于无//空。”盘腿打坐、闭目念诵、心灵澄澈,作者将坐禅的那种神态和心境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寥寥几语却蕴含无限禅机,把佛意、哲理、睿智融为一体,将读者带入一个澄净空明的境界。曾心创作表现佛和禅宗为主题的小诗还有许多,诸如《菩提》《佛眼》《念经》等等,这些小诗都呈现出一种虚空和静穆的特点,侧重于对佛教和禅宗的描述和理解。

总体来看,曾心创作的以表现佛教、禅宗的小诗在他所创作的小诗中占有很大比例,而且这些小诗表现的重点在于对佛教和禅宗的理解,诗歌中不时地闪现出空寂、轻盈和智慧的火花。当我们细心品读曾心的这些与佛教、禅宗有关的小诗的时候,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于是,不由得让人认为,曾心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修行者,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沉浸于自己“空寂”世界的“出家”人。可以说,对于曾心而言,佛无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他的小诗作品中,都占有着无可比拟的地位。曾心小诗由于佛教、禅宗的渗入和影响,使他的小诗从现实世界中似乎超度出来,表现出一种决然“出世”的情怀和境界。这种“出世”的情怀,尽管使他的小诗表现出远离现实的趋向,但是,却使他的小诗表现出智性的光芒。

三、曾心小诗中“入世”与“出世”的调谐

曾心的小诗关涉现实,无论是日常生活琐事,还是影响历史的大事件,统统纳入到他的小诗视野中,表现出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入世”情怀。同时,曾心作为一个来自佛国的诗人,他的小诗中不时地闪耀着佛教的光芒。那么,曾心小诗中这种浓郁的现实性和他的佛教之中的“空寂”是如何调谐的呢?

一方面,曾心的小诗表现出强烈的“入世”情怀。正如前文所述,曾心在小诗中不仅关涉日常生活,而且还重于表现历史的大事件。应该看到,曾心小诗在表现大事件的时候和其他小诗表现的方式具有很大的不同。田间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创作了《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全诗共六行,揭示出如果我们不去同日本侵略者战斗,敌人不仅要消灭我们的肉体,而且还要从精神上侮辱我们,在抗战大背景下正面回答了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进行抗日的大问题。可以说,田间的这首表现重大题材的小诗充溢着一股“狠”劲,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撞击。而曾心的小诗在表现重大题材的时候,往往不是进行直接表现而是从侧翼突围,呈现出一种四两拨千斤的巧妙。比如,《补地》,“人有情/在女娲补过的蓝天底下/中华儿女昂首不屈/大喊一声:‘我来了!’”这首诗是对汶川地震人们抗震救灾的描写,但是诗人并没有从正面描写,而是通过“我来了”的呐喊予以表现。曾心对于现实的描写,并不是一种“实打实”的描写,而是飘逸着一种轻盈、浪漫和美好。曾心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凭我的个性、经历、观念与爱好,写诗时会多多少少能把人类的抱负、理想、雄心、梦想等大浪漫注入诗内,同时喜欢注入人类心灵美好的颗粒,让诗中氤氲着淡淡的心灵美好的笑声和泪光。”[7]101曾心在进行小诗创作的时候,他虽然是从现实的视角出发,但是他注重将“人类的抱负、雄心”以及“人类心灵美好的颗粒”这些浪漫性的因子注入到他的小诗中,因此使得他的小诗充满了飘逸的因子,从而透露出一股轻盈的灵气。可以说,曾心并不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小诗中萌动着一种对于生命力的顿悟和觉醒,有一种超度现实的努力,这样一来他的小诗表现得不是那么沉重和压抑,而是变得轻巧和澄明起来。而这一点,恰好和曾心小诗中所展现出来的佛家的光芒重叠起来,使二者具有了一定的勾连,缓和了小诗中的现实性和佛教空寂思想的矛盾,从而使曾心的小诗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取得了一定的调谐。

另一方面,曾心的佛教思想并不彻底,他对佛教的信仰并非绝尘而去,而是难断尘缘,时刻与现实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尽管曾心在日常生活中像其他泰国人一样烧香拜佛,但是严格来说,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徒,只能说他是一个长期浸染于佛教世界而受其影响至深的尘世之人。即便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佛教的密集接触中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但他却并非是一个对世俗之事充耳不闻、不顾众生苦难的佛家子弟。况且,在他的小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佛教,在某种程度而言,只是在这种特定环境浸染之下的一种被动选择,他像被别人抽打旋转的陀螺一样,即便是自己没有加力,也会在惯性的作用下不停地旋转。佛教对曾心来说,可能并非是作为一种坚贞的信仰,只不过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在佛教空寂的世界中徜徉的时候,他并没有忘却尘缘,而是经常跳出来回望现实的世界。“是醒/一种猜不透的睡姿//天下太平時睡着,心醒着/天下大乱時醒着,心也醒着//只有在‘空境’中/睡得千年打鼾”(《卧佛》),这首小诗体现出曾心对佛的理解,在“天下太平”时,佛的心醒着,牵挂着浑然的世界;在“天下大乱”时,佛的心也醒着,可见曾心所指的佛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超度的佛,仍然为世上的苍生而忧心忡忡。说到底,曾心对佛的这种追求,着意于表现出一种恬淡、闲适和隐忍,这种心境有些像林语堂的闲适小品文,在自由自在之中与现实生活发生关涉从而产生意义。

另外,曾心不是单纯的青睐于佛道、禅宗,在他的小诗创作中,道家的无争、虚静也成为他表现的一个主题,他写了许多以“忍”为主题的小诗,譬如《忍功》《火山》《日记》等,据不完全统计达20首之多,可以说这些小诗是曾心题材不同、心绪不同的隐忍之歌。司马攻曾经指出:“‘忍’是曾心小诗创作主要题材之一,更是他内心的涌动。‘忍之一字,众妙之门’,曾心的‘忍诗’写得很含蓄,极耐咀嚼,妙在其中。”[8]通过这些隐忍之歌,可以看出曾心宗教意识中的现实性,这种隐忍在表面上看是一种寂静和平和,但是,其背后却是具有强大的现实力量。这种力量一旦爆发,对现实将带来难以挽回的冲击力。

从总体上来看,曾心的小诗对现实的关涉,既表现出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表达,同时他的小诗又时不时地透露出空灵寂静的飘逸情怀;并且曾心在对佛教、禅宗的热情关切和表现上,他又时刻对现实表现出一种冷静的观察,将对现实的观照融入对佛教、禅宗的理解和交流之中,应该说,曾心所表现出的不同理路的趋同性,使得他的小诗能够在“入世”和“出世”之间自由的切换,并不断地随时调试以达到一种谐和,从而将他的小诗在现实和佛教的空寂之间的矛盾陷隙弥合起来,使其彼此之间能够更好地兼容。

曾心的小诗在调谐的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巨大的碰撞与痛苦,他在对现实聚力关注的同时能够注意从中升腾出轻盈;同时,他将对佛教的关注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非决然的信仰,并且将这种生活方式时刻与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此,曾心的小诗能够在“出世”和“入世”之间自由的出入,从而使他的小诗最终取得“出世”和“入世”的调谐,他好像兼具“自由切换”的两手笔墨,能够画出一幅幅“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水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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