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浩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茅盾在《子夜》中简单交代了故事发生背景之后，以大量篇幅煞有介事地描写了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以赵伯韬为代表的“金融买办”阶级进行斗法的过程。可是，如果我们意识到《子夜》中的“环境”并非是传统中国内部发展结果的话，那么，茅盾用大量篇幅描写的“吴赵斗法”，最终的结论证明了金融资本控制下的上海只是个充满了“现代文明”的乌托邦，这就使得文本带有一种虚幻色彩。王德威认为，《子夜》中的虚幻性源于其生活层面的符号系统的自我颠覆力量，特别是当资本主义控制下的金融市场表现出“价值与货物、意符与意指之间关系的基本法则”在投机与臆测中荡然无存时，这种自我颠覆力量会将特定历史时空之中的社会现实推至濒临崩溃的边缘[1]70。对《子夜》中的金融资本力量及诸多“现代”事物进行考察，揭示出金融资本力量所构建起的1930年代上海生活的虚幻性，是这类分析方法在文本阐释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这种方法不仅提示出小说中的“现代文明”如何参与到了文本的叙事逻辑之中，而且，它还提示我们，金融资本力量对我国经济的控制已经渗透到了主体内部，再生产出了维护这种控制模式的主体力量。

一、“现代文明”的叙事功能

在《子夜》开篇部分，大量出现的“现代”事物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文本现象。小说第一段就显得颇不寻常：在这段并不算长的文字中，作者不仅描写了苏州河、黄浦江等自然景物，而且还描写了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洋栈、洋房、霓虹电管广告等明显具有现代都市色彩的意象[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