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驿炜

当代控烟运动以促进人群健康为目的，一般认为，吸烟与健康损害之间的关系是由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流行病学发现建立的。不过，自烟草于16世纪末传入我国起，“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就与烟草流行伴随始终。

这一观念为历史上的反烟运动提供了理由，但不是唯一理由。在历史上，经济因素、道德观念和消防安全等都是重要的反烟动机。然而，健康观念却是诸多反烟动机中生命力最旺盛的。烟草传入我国之际，就有医家记载它“性必有毒”[1]；而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更指出烟草控制旨在促进人群健康[2]。

近代以前，吸烟与健康的关系无法通过现代科学来解释，但不可否认的是，“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被现代科学巩固和加强了。不论是明清、近代抑或新中国成立后，吸烟与健康观念都有着不尽相同的思想基础，这些思想基础又与社会文化、政治背景紧密相连，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烟草的命运。本文以“吸烟与健康”的多种形象为线索，探讨智识基础、社会因素如何影响健康观念的传播力与说服力，以期为我国控烟工作提供一定借鉴。

1 烟草的两面性

班凯乐(Carol Benedict)[3]指出，与西方医学观念对烟草的看法从大体正面缓慢转向负面的进程相比，明清时期中国医生的看法呈现出特别的一面：他们对烟草的医学含义同时持有正面和负面两种观点。

1.1 传统医学对烟草的二元认识

中国医生对烟草的两面看法源于传统医学理论，而传统医学理论又深受中国哲学中“阴阳”“五行”等概念的影响。借助“阴阳”概念，医家看到凡事都有两面性，有正面必有反面[4]。由于这一思想的影响，“药物”与“毒物”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并没有明显的界线。

烟草也是一例。它被温补派医生和一些文人认为具有“散邪”“升阳”的药用价值，在他们的记载中，烟草的特性大抵与“温”“热”“燥”等性质有关，过量使用可能对人体产生伤害。

例如，明清之际的文人谈迁曾记叙道：“金丝烟……性燥有毒，能杀人。”[5]《本草汇言》一方面称烟草为“通利九窍之药”，另一方面也指出：“(烟草)有毒……如阴虚吐血，肺燥劳瘵之人，勿胡用也。”[6]温补派代表人物张介宾[1]在《景岳全书》中首先肯定了烟气“温心肺、温肝脾肾、壮元阳”的药性，指出了烟草的三大功效：一是善于驱逐阴邪寒毒、山岚瘴气、风湿邪闭、筋骨疼痛；二是壮胃气、消宿食、除积聚诸虫；三是解郁结，止疼痛。同时，张介宾强调此物的使用必须对症，因为它“性属纯阳，善行善散，惟阴滞者用之如神。若阳盛气越而多躁多火，及气虚气短而多汗者，皆不宜用”。张介宾观察到烟草能“顷刻醉人”，便推理此物“性必有毒”。那么，为什么烟草使用者乍看之下并未受到毒害？张介宾[1]的解释是：“盖其阳气强猛，人不能胜，故下咽即醉。既能散邪，亦必耗气，理固然也。然烟气易散，而人气随复，阳性留中，旋亦生气。此其耗中有补，故人多喜服而未见其损者以此。”即烟气易于发散，因之耗损的人气也可以很快恢复，故烟草这样的“毒物”并未造成死伤。张介宾的解释的确将理论与现象统一起来了，并且贡献了一个中国传统社会对吸烟危害的主流认识——耗气。

方以智[7]《物理小识》亦载吸烟者“有醉仆者”，侧面反映了烟草性情之猛烈。总体来说，明清之际的医者根据自己的观察与推断，构造出了对健康具有双向作用的烟草知识。他们相信，只要使用烟草的人不属“禁忌人群”且没有过度使用，烟草的危害便是可控的。

1.2 观察证据与负面态度

正如张介宾和方以智都提到烟能醉人，中国传统医学尤为重视观察基础上的经验总结，医者也逐渐开始观察到一些可能与吸烟有关的临床症状。

《物理小识》载：“然(烟)久服则肺焦，诸药多不效，其症忽吐黄水而死。”[7]方以智发现长期吸烟的人会罹患某种不治之症，最后死状还相当骇人。考虑到他不可能利用解剖方法查看死者肺部，“肺焦”的论断可能建立在对患者呼吸道症状和“吐黄水”的观察上。张介宾著作中，吸烟耗散的“气”是一种传统医学意义上的生命元素；而方以智的观察无疑更加具象，他把吸烟与具体脏器联系了起来，尽管这并非解剖学或病理学意义上的联系，但它仍提供了一类新的认识。或至少说明，随着烟草流行和相关健康问题的积累，时人开始零星发现证据。

到清中叶，《本草纲目拾遗》对烟草药用的观点就不甚客气了：“制成烟有生熟二种，熟者性烈，损人尤甚。凡患咳嗽喉痈一切诸毒肺病皆忌之。”[8]26辑者赵学敏[8]27-28表示，现在吸烟风俗流行甚广，“岂知毒草之气，熏灼脏腑，游行经络，能无壮火散气之虑乎……凡烟气吸出，悠扬于外，阴为鬼吸，人不见耳。故食烟之人，多面黄不尽，耗肺而焦皮毛，亦为精气半为鬼吸也”。赵学敏[8]29还讲述了自己的朋友张寿庄的经历：这位张先生每日晨起咳嗽不止且多浓痰，经年难愈。一日，张先生没有吸烟，大约是感到身体好转，便坚持了一个月，结果不但晨起不咳痰了，精神、食欲也好了很多，这才发觉此前的老病都是吸烟的缘故。可见，赵学敏对烟草并无好感。

1.3 弱势的烟草有害论

尽管明清医者对吸烟危害的告诫从未中断，甚至有加强之势，但它从未成为反烟活动的正式动因，皇太极以后的统治者也再未以官方手段推行禁烟政策。为什么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如此弱势？本文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烟草甫一流入我国就迅速融入社会风俗。一方面其自身具有成瘾性，不易戒断；另一方面受传统医学思想影响，我国传统文化上“食药不分”。医书把烟草称为“毒草”，却有其他文献将烟与酒、茶等历史深厚的嗜好品并列。如陈琮[9]为袁枚《牍外余言》作案语曰：“烟之功用与茶酒等，茶能止渴，酒可御寒，烟则治风寒、辟瘴秽，吞吐间而一身殆遍。”呼吁人们放弃吸烟，无异于移风易俗。

其二，经验观察结果更能支持烟草药用论而非烟草有害论。这两种论调基本是同时发展的，可单从生活经验看，吸烟制造的放松感、生理或心理的暖意以及驱赶瘴气、蛇虫的作用都是亲眼可见、即刻可见的。而结合现代医学知识，我们知道吸烟对健康的损害具有长期性、偶然性，难以通过短时间、小样本的经验观察得知。没有观察到足够多、足够严重的受害病例，烟草有害论就起不到警示作用。更何况根据医书记载，只要不存在吸烟禁忌证，不要长期过量吸烟，便可高枕无忧。这些观念令烟草药用论轻松占据舆论上风，并助推了烟草流行。

2 从个人健康到国民健康

近代中国的政治秩序、生产方式、社会治理和医学认知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有关吸烟有害的早期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并与谋求社会改良、民族独立的政治目标发生合流。这一时期发生了多次声势浩大的反烟运动，却很难将它们的动因归结为经济、政治或健康任何一个。健康是一个常见的反烟说辞，但它总是居于从属地位。

2.1 科学知识的传入

1828年，两名德国科学家成功地从烟叶中提取了尼古丁，医学界才意识到烟草含有这种危险的生物碱[10]。但是，对烟草主要化学成分的认识并未扭转烟草药用论和烟草有害论争执不休的局面。人们只是在接受早期科学知识的同时，隐约地感到吸烟可能有害。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健康观念对吸烟的影响还不如道德约束。这一时期倡导节制(temperance)，1832年兴起的戒酒运动宣称酗酒是令人堕落的源头和恶习，1853年成立的第一个反烟团体英国反烟协会(the British Anti-tobacco Society)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戒酒运动宣扬的宗教道德和生活美德[11]36，53-54。

尽管对健康损害的认识停留在模糊阶段，但19世纪末兴起的社会达尔文思想放大了反烟人士对吸烟危害的担忧，他们认为婴儿夭折、精神缺陷或体质下降与家长吸烟酗酒有关，沉溺烟酒将造成全民族的堕落和衰退[11]93-94。一旦大英帝国缺少强壮的工人与合格的兵员，帝国的明日根基就将被撼动。此种意识集中反映于1908年英国《儿童法案》(Children Act of 1908)，法案禁止向16岁以下的青少年出售香烟[12]。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改良思想也异曲同工，这些思想主要随着西方传教活动为中国社会精英所知晓。

1899年，《申报》载“阅昨日本报所录痛陈烟害事试引申之”一文痛陈烟草之害：“阅此而始知天地间为害于人者，固不独鸦片一物也。盖以凡百烟草之性，最不宜于幼丁，一或吸之，往往诸病百出。哪喴，一欧罗巴小国也。而医生已验而知之，国家即信其说而禁之……缘烟叶百分可提出尼哥颠八分或六分，少至二三分……究之味甚辣……终以不用为佳。”[13]随着“尼哥颠”(尼古丁)这样的科学名词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中国大众传媒，不论是否承认吸烟有害，烟草中含有有害物质都很难被否认了，化学成分成为反烟劝诫的论据之一。

1904年印行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用第三册也叙述了一则母亲告诫孩子不要吸烟的故事：“潘儿戏吸烟，喜甚。既而烟气触喉，咳嗽不已，涕泪交流。母怪问之，儿具以告。母曰：‘烟有毒，能阻身体之发育，非童子所宜也，儿其戒之。’”[14]该教科书经清廷学部审定，可见吸烟不利于儿童发育的观念不仅确凿地形成了，而且官方也意图培育不吸烟的下一代。

可以说，新传入的西方科学发现悄然取代了传统医学认识，让建立在全新基础上的烟草有害论进入了历史视野。

2.2 近代反烟运动中的健康、道德与政治

1910年，严修为李石曾《吸烟与经济、卫生、实业之关系及戒烟之法》一书作序。从书名便可看出，李石曾或多或少触及了健康因素，然而严修所作之序并未在健康危害上过多着墨，而是为吸烟赋予了浓厚的道德意味。严修等[15]将麻雀牌、彩票与纸烟并列为三大流毒，称麻雀牌将下流无赖聚在一起，彩票致人侥幸、蒙蔽世人，纸烟则既不符合“守旧者”倡导的节制之道，又与“讲卫生”的新潮背道而驰。这篇序言意在强调，吸纸烟同沾染麻雀牌或彩票一样败坏道德、污损民风，是移风易俗、培育文明国民的拦路虎、绊脚石。

美国传教士丁义华(Edward Waite Thwing)的工作和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以下简称“新运”)也是典例，刘文楠[16]199认为它们反映出反烟背后“隐藏着更为重要的社会政治议题”。由于丁义华不到20岁就来到中国传教，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了解，他创造性地将反吸烟等改良思想与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了[16]37。丁义华[17]在天津奔走演讲称，“烟卷”和“鸦片烟”是令中国财政极度困窘的两大罪魁，通过将吸烟卷描绘为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剥削，他成功地把吸烟与近代中国面临的深重灾难联系起来，不吸烟则成为改善国家财政、重塑国家尊严的手段。此外，他强调抽烟喝酒对身体和脑力都颇有害，连身体与精神都保养不好，便是不符《大学》中的修身之道，就更别谈“齐、治、平”了。中国要预备立宪，既然立宪是能让国家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让国民享有神圣民权的大好事，自然人人想要追求、人人有责追求，但是“不修身”的个人是做不好“立宪国民”的[18]，个人的吸烟行为便成为“伤害国家民族整体的一种行为”[16]52。丁义华的吸烟与健康观念是建立在观察、统计和化学检验等现代科学认知基础上的。为了吸引中国人的关注，他又以近代健康观和儒家伦理传统为原料，构造了一套有助于他传播宗教福音的新型政治伦理——吸烟伤身，伤身就等同于伤害国家。这样一来，反对吸烟就再次回到了重塑国家尊严的轨道上。

蒋介石于1934年发起的新运在精神内核上与丁义华的反烟活动具有相似性，它们都是中国传统道德、基督教道德与现代科学知识的混合物，而新运则多出了更成熟的政治组织形式做保证。新运既培育国民的传统道德，也在良好生活习惯、高效率、讲纪律方面有所要求。《新生活须知》从“礼”“义”“廉”“耻”“食”“衣”“住”“行”八个方面全面介绍了新生活的含义，“新生活中之食”一节便有“纸烟勿吸”的要求。这一节讲的基本都是饮食养生之事，如定时吃饭、餐具清洁、不酗酒、不吸鸦片等[19]66-68，因此不吸纸烟的要求应当受到了健康观念的影响，具有借助科学知识培育国民卫生习惯的用意。此外，蒋介石还要求学校、家长对小孩子吸烟严加管束，“人人要以身作则的教导”，才能真正地“转移风气”[19]78。同样是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劝诫小孩子不吸烟，晚清教科书的关切是“烟毒”对小儿发育不利，蒋介石则强调社会化对移风易俗的意义。可见，吸烟在他看来是污染民风、有违道德的。事实上，道德指控也存在于当代控烟策略中，但遭到指控的主要是导致他人被动吸烟的行为，而吸烟者自身仍是需要帮助的对象；新运不仅把吸烟视为不健康的习惯，还把它当作欲求不节制、生活不节俭、自制力低下、德行败坏的行为。作为个体的国民如果不能摆脱这种落后野蛮的生活，国家就无法“雪耻图强、完成革命、复兴民族”[19]72，这项论证为新运利用国家力量干预个人生活赋予了正当性。至于健康观念，不过是这项论证的诸多论据之一。

2.3 被政治目标吸纳的健康观念

科学家从烟叶中提取出“毒物”尼古丁进一步动摇了烟草药用论。尽管脱离安全剂量谈毒性有不严谨之处，且直到1913年，科学家仍在研究烟草成分或烟气的抗菌作用[10]。但是，烟草有害论同样得以建立在新的智识基础之上，并拥有了一套在近代十分强势的科学话语。

纵观近代反烟运动，健康观念从未缺席，但似乎又始终未能成为主要的反烟动因。确切地说，是中外道德传统、近代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早期科学发现引领下的健康观念共同构成了批判吸烟的话语。对吸烟的批判有着复杂的用意，其中既包含着促进个人健康的努力，也蕴藏着以个人健康促国民健康，进而谋求民族独立、社会文明、国家富强的政治目标。从这一点看，近代中国的反烟运动与19世纪末英国的反烟戒酒运动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个人健康与国运兴衰发生了联系，健康观念被政治目标吸纳了。

同时，像新运这样的政治运动为当代控烟运动提出了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一是公权力可在何种程度上干预私人领域。新运伊始，时任行政院长汪精卫便认为新运方案的一些内容有过分扰民之嫌，且忽视推行运动的客观条件，其结果是新运中的国家强制力最终基本局限于公务员和学生[20]。当代推动控烟，同样需要回应一个问题：“吸烟是不是一项自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事关控烟宣教和行政执法划定界限，事关控烟能否得到全社会最广泛的理解认同。其二是一些部门或地方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解读政策，形成了独立的主体性。例如，浙江在新运期间的反烟运动是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的，与新运的正常推行顺序正好相反，而反烟措施也远比其他地区激烈。原来，浙江本是烟草种植大省，本地经济利益受到了外来纸烟的严重影响，新运提倡的“纸烟勿吸”恰好提供了浙江保护本地利益的绝佳包装[21]。联系今日之控烟同样能够发问：“诸如云南等烟草大省如何让经济指标‘稳着陆’、实现产业转型？”在无可回避的健康目标背后，推进控烟过程中遭遇的种种现实问题也是无可回避的。

3 控烟终成健康议题

20世纪50年代，英国流行病学家运用前瞻性队列研究为吸烟增加肺癌和其他疾病的风险提供了可信证据，延续至今的新一轮全球控烟浪潮正是以他们的发现为基础的。

3.1 控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着力于平稳接管卷烟工业，建立全国统一的管理体制，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恢复生产甚至扩大规模，为国家贡献财政收入，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到1952年，全国卷烟年产量较1949年增长65.6%。卷烟工业在“一五”“二五”和1963年～1966年分别缴税46亿元、41.53亿元和56亿元，其中“一五”期间的数字就占到了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3%[22]。在革命胜利、主权独立的背景下，卷烟工业以一种新方式与民族主义话语发生了联系。如果20世纪30年代生产、销售或使用纸烟的行为被视为对国民身心的腐蚀戕害，那么新中国的卷烟工业则“再不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掠夺的工具，而是为祖国积累资本、增加收入，为人民服务的企业”[23]。

同时，随着流行病学证据的积累，全球卫生界对吸烟危害的认识开始逐步加深，国内首先关注吸烟与健康损害关系的也是卫生工作者。他们援引域外流行病调查和专家访谈结果佐证吸烟对喉结核形成的作用[24]，在临床研究中发现吸烟可能造成心冲击图波形异常[25]。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吸烟与心脏病、高血压、肿瘤等疾病关联性的论著、译介数量并不少，一些科普读物如《青年卫生常识讲话》(1956年)、《吸烟与戒酒》(1957年)、《为什么要改掉坏习惯》(1958年)也强调了吸烟的危害，并劝诫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不要吸烟。教育部于1955年颁布的《中学生守则》也要求中学生“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26]。

可见，我国卫生界对吸烟危害的关注并未显著落后于控烟工作走在前面的西方发达国家。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有组织的控烟运动没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出现？首先，长时间、大范围、高质量的研究相对不够，医学观念形成了，全面的认识和行动体系还有待建立。第二，吸烟危害通常不显著，而传染病、寄生虫病、营养不良以及敌对势力的化学战、细菌战威胁则给卫生工作带来了严峻考验，客观原因决定了后者的紧迫性。第三，卷烟工业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人民物质需求满足者，吸烟仿佛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增大了控烟运动面临的阻力。

3.2 为健康而控烟

由于对控烟关注不足，特别是“文革”期间教育失序，到20世纪70年代末，烟草流行率和青少年吸烟问题都十分严峻。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钱信忠介绍，卫生部制定了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八年规划草案，纳入了癌症、心血管病等若干疑难疾病的病因、发病与案例、早期诊断和防治研究工作[27]。青少年卫生专家叶恭绍、内科专家翁心植等也呼吁加强控烟工作。

在此背景下，经国务院批准，原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轻工业部于1979年7月23日联合颁布了《关于宣传吸烟有害和控制吸烟的通知》。文件指出，我国吸烟现象非常普遍，未成年人吸烟现象严重，中外医学成果显示吸烟可大幅提升肺癌、冠心病、肺气肿等疾病的风险，因此应加强对吸烟危害和戒烟知识的宣传，并适当采取控制吸烟手段。这是我国首个国务院层级的控烟文件，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吸烟与健康问题的关注。但同时，文件只是采取了倡导建议等相对缓和的措施，没有部署更具强制力的控烟工作。文件掀起了一股控烟宣传热潮，但这股热潮没能成为奔涌的洪流。

也正是这样的现实，令卫生工作者意识到推动控烟工作是移风易俗的大事，必须拥有协调统一的领导机构，必须团结经济、教育、科研、社会治理力量[28]。不过，卫生界仍然是政府和民间控烟力量的中坚。1982年成立的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筹备组全部8名成员均为卫生专家[29]，1983年《呼吁加强控制吸烟倡议书》的15位签署人中卫生专家也占了14位[30]。从思想基础和人员结构来看，当代控烟都毫无疑问地是个健康议题。

4 结语

谈及吸烟危害时，烟草可能是伤风败德的嗜好品，是倾销而入、剥削财富的商品，是火灾隐患的代名词，也是不利健康的成瘾物、致癌物。从烟草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开始，对吸烟与健康的思考就不曾停止过。由于认识手段的限制，明清的健康观念比较朦胧，不断积累的现代科学发现塑造并巩固了吸烟有害的认识，也使得全球卫生界成为控烟运动最合适且最有力的支持者。

我国认识到吸烟有害的时间不晚于其他国家，认识的明确程度也不逊于其他国家。今天，“吸烟有害健康”已经从医学知识转变为生活常识，控烟工作者仍在付出艰苦的努力。“吸烟与健康”观念的多面形象说明，塑造这一观念的不只是医学或科学发现，还有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代控烟运动也是如此，它既有科学发现的属性，也无法脱离社会环境和人文关怀。“吸烟与健康”观念的变迁史对今日之控烟运动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像我国这样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基础的国家，如何构建健康话语与公众观念的对话机制？“吸烟有害健康”的科学性毋庸置疑，但健康损害的长期性、偶然性助长了吸烟者的侥幸心理。尽管当前的控烟法规主要局限于公共场所禁烟，但控烟运动终将进军到个人面前，健康话语要在坚持科学性的同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其次，考虑到烟草和吸烟的历史形象如此丰富，如何构建健康话语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机制？卫生界为控烟工作付出了长期努力，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新闻学等领域的专家也纷至沓来。面对更新健康话语的迫切需求，跨学科合作的范围还应进一步扩大，如接纳伦理学、历史学乃至文学领域的工作者。

最后，在意识到“吸烟与健康”不只是科学问题的基础上，如何构建健康话语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对话机制？控烟需要多部门、多行业的协调对话，整合各方意见才能消弭分歧。目前推行全面控烟，制定和实施全面而彻底的控烟手段只是“全面”的一个维度。在决策层面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既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也有助于推进更深层次、更高程度的全面控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