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胜，唐东堰

(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留学生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枢纽般的作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几乎是在‘异域文化’的影响下引发的。”[1]无论是中国文学的理论构建，还是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有或深或浅的“异域文化”烙痕。文化无非是人的文化，文学无非是人的思想，而个体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异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无疑是通过创作主体来实现，这种影响并非只是“观念”“概念”的“移植”与“输入”。个体在体验外部世界时，会产生自己的情感与理智上的选择。“‘体验’更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存在方式，包括审美趣味、文学选择在内的人类文化现象的转变”[2]，体验影响着个体心理，个体心理影响着个体思想精神，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个体的体验也不尽相同，因而任何个体的精神都存在其特殊性。在二十世纪第一批留学苏俄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蒋光慈便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他在经历苏俄“赤潮”的洗礼后，转而信仰共产主义。但与其他革命者有所不同，他很少参与实际的革命斗争，甚至为了专心进行创作，主动提交过退党申请书。他的精神成分复杂多样，往往呈现一定的矛盾色彩，他虽有“侠士”精神，想“削尽人间不平”，但又明白个人的奋斗渺小；虽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颇深，但知晓无政府主义不可担当救国之重任，在摒弃了无政府主义之后，却仍对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等的人格魅力有敬佩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