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文松，黄思雨，吕敏敏

(东华理工大学 长江学院，江西 抚州 344000)

2016年，阿瑟·米勒的《萨勒姆的女巫》(又译作《坩埚》，以下简称为《萨》)再次被搬上百老汇的舞台，该剧试图通过文学的笔触结合作者所收集的历史资料重现1692年发生于新英格兰地区的猎巫事件。于20世纪50年代成文的《萨》是米勒上演次数最多的一部戏剧，其远超被人所熟知的《推销员之死》。一方面，剧中笼罩在萨勒姆镇上空的恐怖气氛似乎直指20世纪50年代风靡全美的“麦卡锡”主义；另一方面，这一带有易卜生色彩的“问题剧”加之作者大胆的历史解构更是有着“预示尚未生成的历史的能力”[1]83，这或为读者提供一个超越美国本土的解读语境以及超脱“麦卡锡”主义的解读视角。

当《萨》首次在德国上演时，舞台背景曾布满了“耶稣受难”“宗教审判”等控诉人类社会司法不公的绘画[1]83。作者也在序幕中曾告知观众“下面就要开场的这出萨勒姆悲剧，是从一种似是而非的谬论发展起来的。我们至今依然生活在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的钳制下，而且我们还没有希望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2]13。然而，这一悖谬所指代的究竟是什么？它又是以怎样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我们又为何能不断地在剧中发现生活的影子？笔者认为，从司法的角度来看，贯穿全剧的举证、论辩、法庭调查、宣判以及抗诉等法律行为或可以回答上述问题。一方面，剧中法官就萨勒姆女巫案所得出的法律事实符合当时的司法背景。因此，法律事实具有法律效应，但却与文本中所呈现的客观事实严重相悖，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产生的巨大反差奠定了本剧悲剧气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