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艳文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在人类原始社会时期，自然属性下的血缘关系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构成社会的基本特征，形成一种血缘家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历史出现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经济关系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最后导致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历史就是由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所构成，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源泉。恩格斯认为,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不可分割。人为了生存与发展，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又通过繁衍以及确立和发展家庭制度来实现人自身的生产，虽然这两种生产在不同的社会阶段表现各自首要作用，但恩格斯认为起决定作用的首先还是物质资料生产——即使在史前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维系，人自身的生产起决定作用，归根结底也是由于物质资料生产不发达造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考察的思想结晶，具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现实指导价值。在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两种生产理论更是体现出丰富的当代价值，在人们生产生活中不仅能指引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问题，还能指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一、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产生及辩证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从萌芽到正式提出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辛探索。早在1843年底至1844年初，恩格斯在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初步表达了两种生产的思想，当时主要是为了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观点。随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时谈到两种生产：“工人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工人，因而工人生产自身，而且作为工人、作为商品的人就是这整个运动的产物。”[1]马克思以此论述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只有作为工人、作为商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才能生产出维持自身生命活动及满足他们子女生活需要的基本物质。1845—1846年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里，他们在阐述所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同时，还阐述了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关系，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必须能够生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首先要生产满足吃喝住穿需要的保证生存的基本物质，此外，人还要进行自身生产和再生产——“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2]159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物质资料生产、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这3个方面就同时存在并且起着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下，两种生产理论的基本要点就此奠定。此后30多年间，由于革命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将研究重点转向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其中也涉及到两种生产理论的论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考察研究，提出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须相互适应的论点。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序言中谈道：“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3]31-32

“生产”一词常常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但两种生产理论的正式提出和最完整表述是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通过考察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关于人类史前史的研究资料及相关材料，总结人类历史上主要存在过4种家庭形式，并通过分析家庭形式的演变过程，指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恩格斯看来，物质资料生产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但由于生产的主体是人，两种生产最终统一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总之，由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可以得知：无论是通过劳动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还是围绕家庭形式的演化进行的人自身的生产，都是在继承过去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两种生产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过程，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为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的辩证关系。

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与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家庭形式发生从以血缘关系起支配作用的血缘家庭到普那路亚家庭，再到对偶制家庭，最后到专偶制家庭的演变。在史前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水平极低，只能靠血缘关系来维持氏族部落发展和稳定，人自身的生产较物质资料生产而言显得更为重要，表现为起支配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私有财产出现和交往扩大，经济因素逐渐上升为社会前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人自身的生产的作用逐渐被忽视，两种生产越来越不平衡发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物质资料生产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人自身的生产又逐渐被重视起来，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把人自身的生产只是作为物质资料生产的手段，而是在以物质资料生产为主导的同时，还强调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发展规律的预测，当物质基础极大丰富的时候，人自身的生产不再受物质资料生产支配，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4]，人自身的生产在物质资料极大丰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回归，成为目的。人类社会终将消灭私有制和分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人自身的生产同物质资料生产的对立将被扬弃，二者将实现和谐统一。

二、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在新时代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在指导我国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以及计划生育工作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新时代背景下，基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愿望，我国将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运用融入市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人口基数调整以及人的素质培育等，提升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指导地位，丰富其内涵。

两种生产都与人类密切相连。新时代运用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就是为了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首先，在人自身的生产方面，主要体现在对人口数量、人口分布的控制以及人的素质教育；其次，在物质资料生产方面，主要体现在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两种生产理论在新时代实践中，一方面体现为发展绿色生产，另一方面体现为人口素质培育。

(一)两种生产理论对我国发展绿色生产的指导

恩格斯明确指出，两种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同时，两种生产对社会制度也具有制约作用。他说：“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3]32就我国情况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步确立，一夫一妻制家庭关系发展到真正体现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新阶段，但由于农业生产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社会生活水平仍受到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的一段时期，我国在促进生产和建设上体现追求数量速度和资源巨大投入的特点，使得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比较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布局。这充分说明，在两种生产理论指导下，我国正努力做到经济高质量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一方面,我国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重视物质资料生产；另一方面,物质资料生产离不开自然界提供原材料，我们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我们党和国家不断推进构建生态文明社会，认识到：绿色生产才是不断获取经济效益的有效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是将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生产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环境为人自身的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基础，人类面对自然要做到合规律性和合主体性的统一，才能更好实现人自身的生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这就是说，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和生态环境治理是内在统一的，在未来15年里不仅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更要做到绿色生产，即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不能再像以前一样造成大量资源浪费以及环境被污染被破坏，而是符合自然发展客观规律地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强调农业走绿色发展道路。当前我国农业生产依然面临水资源短缺与浪费、耕地减少、劳动力下降、环境污染等各种问题，迫切需要在两种生产理论指导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倡导绿色生产。近年来，在美丽乡村建设深入开展中，各地兴起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经济新形态，当中出现的一批绿色产品和服务就体现了两种生产的有机统一。

(二)两种生产理论对我国人口素质培育的指导

人是两种生产的主体，人口素质关系一国国力。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长期性、战略性、全局性问题。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阶段仍存在比较突出的人口问题，首先是人口老龄化形势依然严峻，其次是受高等教育人数还有待增强。历史经验表明，人口控制也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20世纪70年代,面对人口众多且增长较快的事实,我国在两种生产理论指导下进行了计划生育并取得明显成果，但由于当时对两种生产理论认识不够科学，在人口基数得到控制的同时也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凸显，很多身为独生子女的“80后”“90后”结婚后面临着“四二一”家庭的压力(一对夫妻赡养4位老人，抚养1个孩子)。在新的时期，两种生产理论正通过党和国家政策的出台,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在人自身的生产方面,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出台三孩生育政策，以缓解老龄化进程和社会保障压力，为充分的物质资料生产提供前提条件；在物质资料生产方面,针对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偏低的状况实施大学扩招等，以提高人们作为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促进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进而为人自身的生产和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重视人的教育和生产的关系。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物质资料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2]147。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首先具有自然属性，但人可以能动地改造自然界，人就和动物区别开来而具有社会属性。随着生产和再生产的不断进行，又经过生产关系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出现了等级之分。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教育成为进一步生产不可或缺的环节。教育使人掌握生产方法，创造并使用生产工具，从而不断摆脱自己的自然属性，变成社会化的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的社会属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著中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5]这就是说，生产中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物质上的生产关系和精神上的交往关系。由此可以认识到，新时代背景下两种生产理论对人的素质教育具有两方面的指导作用：一方面是先进生产意识的教育，从而使人们在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时不断创新生产工具以及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制度；另一方面是人道德的发展和品格的培养，以使人自身的生产更符合自然规律，同生态环境变化相适应。

三、新时代两种生产理论的创新发展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也是历史的产物。应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考察过程中生成的，在人类文明演进中只有继续创新与丰富它，才能使它保持鲜活生命力，而创新发展两种生产理论，又惟有立足实践运用。

恩格斯在他晚年写作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完整地表述两种生产理论，殊不知，这在当时被一些理论家看作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那时，理论界出现反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学术阵营，都对恩格斯在两种生产理论上的观点进行批判或质疑。1894年，反马克思主义学术阵营的俄国社会学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其文章中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是经济唯物主义，又认为，经济唯物主义其理论依据并没有被马克思在任何地方论证过，而是由恩格斯通过论述早期原始社会人自身的生产表面上起决定作用但实际上还是受物质基础决定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学术阵营的亨利希·库诺夫、爱德华·伯恩斯坦、卡尔·考茨基、河上肇和M.M.罗森塔尔等都一致认为，恩格斯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一面说人自身的生产的决定作用，另一面又谈物质资料生产的决定作用，那么这样的两种生产理论就是一种二元论，已经导致唯物史观的一元性破坏。

列宁和我国多数学者认为上述两方的看法都属误读甚至是曲解，对此毫无保留地作出反驳。列宁直接反驳米海洛夫斯基说：“可是您究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读到他们一定是在谈经济唯物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 只是把它叫作唯物主义而已。”[6]18列宁还指出，马克思强调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不等于否认其他社会关系起作用，相反，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时还“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6]9(引者注，“骨骼”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列宁用他的阐释，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时也使唯物史观的概念更加廓清——唯物史观告诉人们历史发展的根源只能在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而不是想告诉人们经济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我国学术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也一直在对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观点进行讨论。不过，国内的学者几乎无人批评恩格斯，反倒是不少人认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提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及恩格斯本人以往将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仅仅局限于物质资料生产的看法的补充与修正[7]。国内学者先是澄清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区别，再从辨析“两种生产”的概念入手，对认为两种生产理论是二元论的观点进行反驳，并就两种生产决定性作用是否等同、是否有主次之分的问题展开争论[8]。经过长期的关注和探讨，围绕两种生产理论，国内学术界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观点趋于一致，都认为两种生产理论不是二元论。也就是说，我国学术界对于两种生产理论在唯物史观丰富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一致予以肯定，只是在具体理解上仍存在分歧[9](比如关于恩格斯说的“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如何，关于两种生产的作用是原始社会的特殊规律还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等，还存在不同理解)。“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10]有关两种生产理论尚待厘清的问题，需要人们从具体实践中找到答案。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过程中，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党和国家不断推动两种生产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的和谐统一，以及物质财富积累和人自身生产水平的相互促进。两种生产理论在国内的发展，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50年代，国内学界马寅初、费孝通等人开始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研究转向两种生产理论的研究，从对控制人口数量的关注转向对人口质量的关注，在这一时期，有关两种生产理论的研究得到快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我国人口学界在揭示社会主义人口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对两种生产的认识逐步深入，论证了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初步形成了对中国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的两种生产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发展方式的急速变革，两种生产理论的研究也在持续深化，更多地关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我国经济水平和综合实力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但环境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三种生产”的提法。所谓“三种生产”，即指物质资料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和环境生产。崔永和在其文章中认为：“环境生产是一种特殊生产，是在一定环境依托和社会依托的背景下，由自然力和人的社会生产能力共同作用并产生一定的生态环境效果的过程”；由于当今人与自然的矛盾空前突出，由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在迫使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一系列重大的根本性转变，发展环境生产成为了当今时代的主流话题[11]。

在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被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一次极大跃升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12]，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充分彰显出创新发展两种生产理论的理论品质，成为今天推进绿色生产和提升人口质量的行动指南。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处理好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首先，要协调促进两种生产的发展，要把绿色生产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重视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其次，要发挥两种生产理论的指导价值，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明确抓好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应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14]。因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入把握两种生产理论科学内涵，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国家治理创新，走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路。

科学的理论可以指导人们实践，而实践又检验着理论的科学性，丰富着理论的内涵。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和创新发展使其内涵进一步明晰，也用事实回应了前人的争论。可以看到，从两种生产理论开始提出时遭遇反马克思主义学术阵营和马克思主义学术阵营的批评，到列宁及我国学者对批评的反驳，再到如今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运用和创新发展，两种生产理论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不断彰显，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命力。

四、结束语

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的问题的解决，就是因为它科学阐释了人的发展与经济、自然的相互关系。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需要深入把握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科学内涵，立足我国具体实际，重视绿色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培育，贯彻新发展理念，走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