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萍，李雅洁

(1.中山大学 法学院，广州 501275； 2.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广东 珠海 519080)

海洋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从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到塞尔登的“闭海论”，人类关于如何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主张海洋权益应遵循哪些原则和法律依据从未停止过争论和探索。进入近代，尤其是二战后，联合国先后多次召开海洋法会议：于1958年召开第一次海洋法会议，通过《公海公约》《大陆架公约》《公海捕鱼及生物资源养护公约》《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等；1960年，召开关于确立领海宽度的会议；从1973年开始，进行了长达近十年的商讨，最终于1982年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制度，为成员国在上述相关区域行使相应的权利提供了国际法依据。然而基于国际条约是各国协商、妥协的结果，该公约一些条文规定仍然比较宏观，例如在大陆架权益与专属经济区的界限等方面，仍存在有待明确和细化的空间。而各个成员国普遍从自身权益最大化角度，做出于己有利的条约解释，导致海洋权益和海洋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冲突时有发生。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将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自此“海洋强国”战略目标被纳入国家大战略。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发展中海洋大国，建设海洋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期中国和平发展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