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全 曹渡帆

一、问题缘起：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空间逻辑省思

乡村作为一个位处城市外的地域系统是具有空间分异性的。特别是伴随着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乡村地域系统的功能、结构和要素不断发生重构与转型，内部愈加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1]。面对我国乡村在转型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空间矛盾，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当前乡村改革发展的行动指南。2021年6月，《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施行，更标志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迈入有法可依的新阶段。“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将成为重塑乡村地域结构、优化乡村地域功能的重要途径，而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关联密切的类型教育，对区域经济有能动促进作用，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国家相继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都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助推职业教育更好地为乡村振兴服务。可见，谋划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的空间行动策略，不仅是国家对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需求，也是职业教育自身的重要使命担当。

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如何服务乡村振兴的研究议题已有详实的理论考量，且渐趋形成两种较为稳定的研究范式[2]。一方面，一些研究以乡村作为纯粹的空间对象，聚焦于职业教育如何服务乡村内部系统要素的发展，即职业教育通过自身功能发挥促进乡村产业振兴[3]、人才振兴[4]、文化振兴[5]、组织振兴[6]、生态振兴[7]。另一方面，一些研究以“城—乡”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将重心放在职业教育如何通过重构城乡空间关系助力乡村振兴[8－10]。前者指向乡村内部空间的发展，后者指向“城—乡”内外空间关系的重构。尽管两种研究范式充分展现出学界对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议题的现实关怀，但无论是以乡村作为空间对象的研究范式，还是基于“城—乡”空间关系的研究范式，都有意无意地将中国乡村和职业教育视为一个具有同质性的地域空间与教育空间，并将这种下意识的判断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架构起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11]。如此，相关研究成果都不可避免地对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问题产生“一刀切”的倾向，没能将乡村地域空间的特殊性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与理论研究中体现出来。

概言之，职业教育如何因地制宜地服务乡村发展改革是乡村振兴背景下亟待进一步聚焦、凝练、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充分考虑中国空间发展格局下复杂和独特的乡村地域空间问题，进而基于乡村空间异质性的特征，关切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径策略，构建一个新的研究逻辑，将促使职业教育更有针对性地服务乡村振兴，充分发挥自身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

二、逻辑起点：乡村振兴的区域脆弱性特征分析

在地理学研究上，脆弱性是乡村内部空间分异特征的重要属性，常被研究者作为划分乡村类型并提出乡村发展差异化调控策略的重要指标[12]。乡村脆弱性是一个涵盖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三个因子的概念[13]，主要指乡村空间暴露在自然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因自身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差异，表征出的受负面影响的程度[14]。借鉴前人的划分方案[12]，本研究将乡村地域划分为适应力脆弱型、暴露度脆弱型、敏感性脆弱型三种空间类型，以探究中国乡村的空间分异特征，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空间格局认知的基础。

（一）适应力脆弱型乡村

乡村适应能力是指乡村地域空间系统应对不利因素干扰（自然灾害、人为活动、土地退化、环境破坏等）所表现出的恢复能力。概言之，乡村适应能力越高，其脆弱性就越低。在地理位置上适应能力较强的乡村多位于沿海、沿河及临近大城市地区，如东部沿海样带、长江沿线样带、G106 国道样带等，而适应能力脆弱型乡村主要位于大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内陆地区[15]。首先，适应能力脆弱型乡村经济适应能力较低[16]，在经济空间上，因地理位置远离城市，交通条件落后，所以其难以从城市经济空间的辐射带动中受益，加之这些区域农业生产条件差，产业结构单一，所以其市场渠道较为狭窄，经济发展迟缓。其次，适应能力脆弱型乡村行政执行力不足[17]，在行政空间上，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适应能力脆弱型乡村对供给侧改革、乡村振兴、土地制度改革等服务“三农”的相关政策文件，响应与执行较为迟滞，加之这些区域组织人才匮乏，导致行政组织结构和治理体系存在不够完善的问题。再次，适应能力脆弱型乡村存在与现代市场文化接轨迟滞的问题[18]，在文化空间上，同邻近沿海城市地区的乡村比较，其在教育水平、社会福利水平、现代市场文化建设上完善程度较低，也就导致了适应能力脆弱性乡村在先进文化理念上的引入受阻，现代市场文化难以进入区域农业生产、经营和促销的过程中，当地居民的思想文化观念更难以与时俱进。在适应力脆弱型乡村中，职业教育如何扩大农民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如何提升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水平、如何有效接轨现代市场文化成为了其服务乡村振兴的现实挑战。

（二）暴露度脆弱型乡村

暴露度是乡村空间系统受到外界扰动程度的重要表征。聚焦于乡村地域空间，这种扰动源不仅包括类似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还包括土地破坏、体制变革等人为活动的负面影响。植被退化、土地侵蚀、大气污染、废水排放都是衡量乡村暴露度的重要指标。暴露度越高的乡村，其脆弱性越强。在地理位置上，暴露度脆弱型乡村一是集中于我国的西南和大西北地区，二是集中于我国的沿海地区和长江沿线样带[15]。前者暴露度较高是由于受自然环境约束造成植被退化、土地侵蚀等，后者是因为临近城市发达区域，人类经济活动较强，进而面对工业废气排放、大气污染严重，导致乡村水土环境恶化。暴露度脆弱型乡村首先是土地资源较少[19]，究其原因，一方面，位于西南和大西北地区受制于原生性要素的影响，其乡村自然和生态环境欠佳，且受制于气温影响，降水量低，所以该区域土地荒漠化严重；另一方面，位于沿海和长江沿线样带的乡村受制于市场要素影响，造成过度开垦、土地污染，所以该区域的农业用地面积缩减严重。其次是城镇化侵入程度较高[20]。沿海和长江沿线样带的暴露度脆弱型乡村，尽管这些区域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但由于毗邻发达城市区域，所以该区域面临工业化带来的大量污染问题，同时这些区域的农产品竞争力较弱，难以形成一种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特色产业。以上问题导致了严重的人口外流[21]，出现了农村“空心化”现象。例如，西南和大西北地区的暴露度脆弱型乡村，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和自然灾害的频发，该区域的脆弱性主要表现在人口的外流，人口外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乡村组织、经济、人才的“空心化”。可见，在暴露度脆弱型乡村中，职业教育一方面要致力于改善西南和大西北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也要解决沿海地区和长江沿线样带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短缺问题。

（三）敏感性脆弱型乡村

敏感性是乡村地域空间基于自身内部条件，遭受外界扰动后而发生改变的容易程度。一般而言，系统敏感性程度越低，表示其在应对外界扰动时越稳定。在地理位置上，敏感性脆弱型乡村主要集中在广大的西部地区[1]。中东部地区由于禀赋的自然环境优势和经济优势，所以在面临外界系统干扰时，乡村内部空间具有较强的弹性和缓解扰动的能力。然而，相较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系统敏感性较强。其一，主要表现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系数较低[22]，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缓慢对西部地区乡村发展转型的驱动效应较弱，导致西部地区乡村在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农业现代化、交通条件等方面比较落后，缺乏先进的治理技术、工业化水平及便利的交通必然使得西部地区乡村在遭遇外界干扰时，受到负面影响的波度较大。其二，主要表现在自然条件的恶劣[23]，西部乡村地区受制于地形地貌和禀赋资源的影响，其水土资源禀赋与农业自然气候条件较差，也导致农户生计存在很大问题。其三，西部乡村地区由于分布大量民族区域，所以这些区域存在较为多元和深厚的宗族血缘观念和文化[24]，这种社会敏感性也成为了限制西部乡村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敏感性脆弱型乡村以上问题的症结在于其现代化进程的迟滞，加快敏感性脆弱型乡村的现代化进程自然成为了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应有成分。

三、实践构想：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教育空间逻辑

人类学家吉尔兹将“基于当地意识基础构成的文化整体观”归结为一种“地方性知识”[25]。地方性知识是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知识，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方性现实，形成了一个地区的文化规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也构成了地方职业教育文化基础与价值判断的准则。不同乡村类型决定了地方性知识的差异性，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实践基础。因此，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必须精准识别和分类厘清乡村空间的脆弱性，自觉围绕乡村空间分异格局采取不同的教育行动策略。

（一）适应力脆弱型乡村需要职业教育跨界协同发展

适应能力脆弱型乡村在经济空间、行政空间和文化空间上分别表现出较强的脆弱性，其内部空间经济条件较差，行政执行力不足且现代化文化发展迟滞，三者成为阻碍区域乡村振兴推进的主导影响因子。基于此，促进适应能力脆弱型乡村在经济空间、行政空间与文化空间上的协调发展，将成为职业教育服务适应能力脆弱型乡村的逻辑起点。为促使适应能力脆弱型乡村发挥经济空间、政治空间与文化空间的正向空间效应[5]，提高自身受外界干扰的适应能力，职业教育要走跨界协同的发展道路，即教育“自系统”和其他领域“他系统”的跨界融合治理[26]。

首先，针对适应能力脆弱型乡村经济适应性不足的问题，职业教育要跨界到以企业为代表的经济空间主体上。一方面，职业教育要通过与市场环境融合，不断加大与深化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以此，改造与创新地区特色产品，扩大地区就业渠道，吸引城市企业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和企业要为当地农户提高技术支撑，通过提高土地生产的效率，完善农田水利的基础设施，通过增强农民收益，提升适应能力脆弱型乡村应对扰动时的适应能力。其次，针对适应能力脆弱型乡村行政执行力不足的问题，职业教育要跨界到以政府为主导的政治空间主体上。在适应能力脆弱型乡村中，职业教育要融入至地区的政治环境中，为政府决策供给科研力量，协助相关行政人员进行基层治理，充分发挥教育的先导性作用，为乡村组织治理提供理论指导，确保基层组织对国家资金、制度、市场等管理性要素的高利用率与高开发率。同时，职业教育要对基层组织展开实用技能、致富知识、服务能力、政策执行、科研攻关等方面的教育培训，不断提升村级干部的综合素质与工作能力，最终促使乡村规划与治理体系的完善，激发组织的内生优势。再次，针对适应能力脆弱型乡村文化适应性不足的问题，职业教育要跨界到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代表的文化空间主体上。在适应能力脆弱型乡村中，必须要从外延文化空间进行突围，提高乡村文化与现代市场文化的适应性，拓展乡村文化的生存力与包容度。因此，职业教育要通过促进人才现代化，推动乡村特色文化产品的规模化与市场化，即通过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让其作为乡村文化空间的载体，使其利用新型技术手段，继承、管理、改造、创新和发扬本土文化资源，将本土文化资源有机融至现代市场文化资源中，以此提升适应能力脆弱型乡村的文化适应性。

（二）暴露度脆弱型乡村需要职业教育拓展产业优势

我国西南、大西北地区和沿海地区、长江沿线样带都存在大量较为典型的暴露度脆弱型乡村，而导致两者暴露度脆弱性较高的原因，各有不同。前者受困于原生性要素的限制，后者受制于市场性要素的影响，双方共同面临着土地资源短缺的困境。与此同时，西南和大西北地区乡村还面临着人口外流严重，乡村“空心化”的问题，而沿海和长江沿线样带乡村则面临着城镇化侵入较高，产业竞争力不高的问题。为降低暴露度脆弱型乡村的暴露程度，职业教育需要走优势产业发展的道路。

一是针对西南和大西北地区由于乡村自然和生态环境欠佳，所导致的土地荒漠化严重的问题，职业教育要通过发掘农业之外的林牧渔业等优势产业，对技术技能人才进行在地化培养，通过培养一批“土专家”，使其能挖掘开发出地区性的优势产业，以此拓展当地农户的增收渠道，避免由于土地荒漠化带来的农业劣势。二是针对沿海地区和长江沿线样带乡村土地资源短缺的问题。职业教育要发挥自身的育人功能，激发当地村民农户的主体性意识，提升当地农户职业道德、技术伦理、钻研精神等可持续化发展的能力，使其能在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时，兼顾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此基础上，推进乡村“绿色”生态产业的发展。三是面对沿海地区和长江沿线样带乡村城镇化侵入较高的问题，一方面职业教育要发挥自身行业属性和技术禀赋，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促进农村产业升级，增加农产品经济产值[27]，进而增加兼业农民的创收机会。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要规避乡村城镇化给当地农产业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在地化”办学，发展培养“在地化”农产业，以特色专业来发展当地特色农业品牌，避免城镇化削减区域农产品竞争力。四是针对西南地区和大西北地区人口外流严重的问题，一方面职业教育要扩大培养面向“三农”的人才的供给数量并提高培养质量。分析暴露度脆弱型乡村的特点，进而有针对性地开设相关涉农专业与课程，加大对当地留守农户的专业培训，根据区域的人才需求和地缘优势，积极探索出一批独具特色的培训项目，以特色职业教育优势，培养一批“留得下”的劳动力，以高质量的培训项目，培养一批“用得上”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要积极打造“农业＋现代产业”的专业集群，培养出一批适应农业现代化的新型生产者、管理者、经营者，以促使暴露度脆弱型乡村涌现出一批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技术，增强区域对劳动力的吸引力。

（三）敏感性脆弱型乡村需要职业教育城乡融合发展

以西部地区为主的敏感性脆弱型乡村分别表现出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迟缓、自然环境恶劣与文化观念差异性较大的表征，影响着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多维改革发展，使其在面临外界系统干扰时既不能保持较强的稳定性，又缺乏相应的自组织能力。为促使敏感性脆弱型乡村“降脆”与“脱敏”，职业教育必须要以城乡融合发展为突破口，优化该区域三大空间功能布局，即农业现代化、产业生态化与文化开放化。

其一，西部地区农村职业院校要与发达城市地区专业对口的“双高”职业院校建立起长期的合作机制，通过城乡教育之间的要素流动与合理配置，促进区域内农业结构调整。借助城市发达地区“双高”职业院校的平台，引进与推广新型的农业机器，展开农业机器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当地农户的实践操作能力，以此促进敏感性脆弱型乡村的现代化水平。其二，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城市职业教育资源，以职业教育“专业群”带动区域“产业群”，创新生产、管理、经营、销售方式，提升特色产业品牌效应，最终实现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要利用城乡土地空间，改造敏感性脆弱型乡村的生态环境，面向当地农户居民展开“绿色行动”，研发推广出增产提质的健康种植、生态调控、科学施肥、生物防治、水资源循环利用等技术，改善地区水土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劣势，挖掘特色的、绿色的农产品产业，盘活地区资源的存量。利用城乡空间的相互助力，促成产业生态化的发展。其三，职业教育要加强对敏感性脆弱型乡村对自身文化敏感性的管制。职业教育要通过自身的城乡融合促成乡村地域系统由文化封闭走向文化开放，以教学活动对区域文化和外域文化进行加工改造，使它符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要充分借助远程教育和互联网平台吸收、融合、创新先进的文化，培养出一批具有创造性的技术技能人才，从而增强乡村文化振兴和变迁的动能。

四、结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过程中，职业教育所发挥出的先导性和能动性作用愈加明显。不同的研究者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文化学等视角，探讨了职业教育与乡村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变迁、人口流动的互动互促关系。尽管这些研究为后人提供了较为整体性的景观，但若只将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行动架构在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逻辑、经济逻辑、技术逻辑、文化逻辑上，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将失去更为广阔的批判性和超越性，也将失去自身的地域空间性，最终会导致乡村振兴战略缺失“量体裁衣”的“教育尺度”[28]。可以说，国内乡村地域空间的广袤性和复杂性早已内在地决定了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地方性和机动性。然而，目前从地理学的视角，基于对乡村分异格局的审视，探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地域图谱的研究少之甚少，致使不少研究忽视了乡村地域空间和职业教育职能空间的“差异性”，也导致一些研究问题与解决策略缺乏针对性、开拓性和全面性。当然，我国乡村并不能简单地以适应能力、暴露度和敏感性作为三种空间地域分类的标准。实际情况下，它们常是以组合的方式共同影响着乡村空间分异格局，因而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中，要灵活运用多种策略方式，有针对性地推进乡村振兴。可以说，未来，通过地域空间分异格局探究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内外关系，可能会成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相关研究的重要延伸领域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