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红（中国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北京 100101）

民族音乐学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中国，从学科内涵到外延，都在不断构建其知识体系和与人文学科关联的学理脉络，通过研究文化中的音乐，去理解人类的共性、异性、自性与他性。民族音乐学深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在经历了“理性—秩序—实证—解释”的理论发展轨迹后，“对话—多样性”成为后现代的主流思潮，[1]其构建过程充斥着学术自觉与理性反思。而“路学”视野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中国经验也恰好印证了其学术愿景。

随着全球化、内亚研究、“想象的共同体”等人类学思潮对音乐研究“中国观”的冲击，中国学者愈来愈基于对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实践中的研究方法论而展开新一轮相关理论思考，试图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与多维空间中去追踪考察并构建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整体性叙事方式与多样解释。诚然，诸类通道、流域等交通线路是人类往返迁徙与流动交汇的载体，形成历史与地域景观交融的生态系统和跨族际间的互惠共享关系。这种道路文明带来人们在社会、文化、音乐于历史与当下多向空间的延伸与变化，从而形成“路学”语境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新趋向。

一、音乐共同体的跨界审视： 民族音乐学主体性的空间拓展

自1980年南京首届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以后，“民族音乐学”首先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并在其后的40年间，不断受到学界从学科属性、研究方法到理论焦点等诸多拷问，实质上折射出中国学界对学科本质认识论的演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