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仇朝兵

1965年,美国前外事官员、时任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院长的埃德蒙·格利恩(Edmund Gillion)在建立爱德华·R·默罗(Edward R.Murrow)公共外交中心时首次提出了“公共外交”这一概念。自从“公共外交”这一概念问世以来,人们对其界定一直存在着分歧。同一个概念,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其内涵和外延往往会有所不同；即便在相同时空背景下,由于各自经历不同,人们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往往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对于相同或类似的事物,人们也常常会用不同概念进行表述。人们对“公共外交”这一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也存在类似情况。

近年来,“公共外交”受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学术界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快发展,政策界、舆论界相关讨论越来越多；一些致力于研究“公共外交”的机构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许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把“公共外交”作为学位论文选题。与这些进展相伴随的是,国内学术界、政策界和舆论界对“公共外交”的理解和界定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公共外交”与“文化外交”“民间外交”“公民外交”等经常被混为一谈；各种新概念,如“城市外交”“公司外交”“高铁外交”等不断涌现,并纳入“公共外交”范畴之中。于是,“公共外交”成了无所不包的东西。这种现象,无助于深化“公共外交”研究,也不利于“公共外交”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

研究“公共外交”首先需要弄清楚人们对“公共外交”的各种不同界定；同时还必须比较、厘清“公共外交”与其他相关及类似概念,如“传统外交”“文化外交”“公民外交”“公共事务”“宣传”“心理战”“政治战”“国际政治传播”以及“战略交流”等的区别与联系等,从而形成对“公共外交”的一种相对明确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