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建

(江苏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董仲舒，是汉代“儒者宗”“群儒首”，是中国儒学史、中国教化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里程碑人物，构建了以教化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和实践脉络，使得“以教化为大务”成为汉代以来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文明的政治格局、中华民族的思想品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等从根本上奠基于汉代，而“汉代思想的特性，是由董仲舒所塑造的”[1]。因此，董仲舒教化思想也必然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历史前提和重要文化语境”[2]。认真研究并充分汲取其思想精髓，对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汉初七十年与董仲舒对时代问题的思考

秦亡汉兴，在“承秦”与“过秦”的共轭中，汉代国策逐渐发生重大转向，既延续秦代“法治”传统，又遵循黄老之术。经汉初的努力，发展至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时代课题已演变为如何实现思想“大一统”的问题，“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书·公孙弘传》)，社会升平的表层之下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和风险，汉武帝也自感“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汉书·董仲舒传》)，故而策问于天下，其目的就是想乘仓实财饶，大兴文教，再建武功。这种“制度多阙”的现实呼唤着新的治国理政指导思想的诞生，董仲舒的“教化”实际上就是对此问题的适时应对。

“制度多阙”的第一个问题是汉初的治国理政思想及策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