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杰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娼妓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它与鸦片、嗜赌成为近代中国的三大社会黑洞。五四前后，废娼运动首先开始于上海，后迅速席卷全国各地,并逐渐弥漫全国。迄1920年代，作为京畿门户的天津，娼妓的发展形势已不可遏制。加之新文化运动在天津地区的传播，其“解放”与“改造”的观念成为废娼运动的催化剂。天津废娼舆论遂起，并逐渐形成废娼运动。民国时期的天津废娼问题，学术界已有一定研究成果，如胡锁利的硕士论文《民国时期天津娼妓问题及其治理》[1]分析了天津娼妓兴盛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总结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治理经验以及由此而得的教训；赵秀丽在《报纸媒体与公共空间的建构——以天津〈益世报〉“废娼”舆论为中心的探讨》[2]中，认为《益世报》介入“废娼”话题,不仅呈现了废娼运动的公共空间,而且塑造了“废娼”的社会舆论；江沛的《20世纪上半叶天津娼业结构述论》一文，对 20世纪上半叶天津市娼业结构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近代中国 ,娼业的存在“首先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 ,其次才是一个伦理问题”[3]。学界对民国时期娼妓治理的研究，在时段上大多聚集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娼妓治理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禁娼运动，关于1920年代前期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内容上，既往研究大多关注民国时期娼妓治理经验，而本文以1920—1925年天津废娼运动为中心，从反方面归纳总结其失败原因。笔者针对1920年代的天津娼妓进行的梳理，学术界的研究尚有不足，因此，该文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