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闻佳

（福建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福建 福州，350100）

新冠状病毒在全球性的大爆发引发了庚子年间的全人类大危机。这次危机并非昙花一现，而是以病毒高速扩散传染的势态长期存在。这场全球范围内的联合抗疫行动对世界各国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也是世界文化格局逐渐转型的重要时期。德国经济学家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认为后疫情时期的世界走向是难以想象的，未来即将产生的新世界秩序充满无限可能，我们应该清楚意识到这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点，疫情使人们开始考虑重构的未来世界及如何构建世界各国共识的问题[1]3。施瓦布对全球疫情提出了较为宏观的期许与结论，同时他从微观上强调疫情时代下生存的人类，即将面临的种种文化精神上的挑战与变化。

如今，人们为了避免被传染新冠状病毒，开启了居家隔离及线上办公（学习）的时代。各国文化之交流因互联网技术及线上会议app的高效研发不再受到时空的局限，地球村上的居民开启了前所未有的人类文化共同体时代。这个特殊的时代，抗疫与生活并行，科技与美学并行。人们不仅深刻地认识到健康生活、防控疾病的重要性，还意识到人类与生俱来的精神世界之脆弱。当人们线下的生活空间逐渐变小，社交圈因居家隔离产生新的线上交流模式，一切似乎都与疫情前不同。在这个时空距离缩小，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或许我们面临的考验充满恐惧与未知，但我们却离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更近一步。人们因隔离产生“距离美”，邻居之间互帮互助，在阳台上进行“安全距离”的娱乐互动，乐此不彼，刹那间忘却对传染病的恐惧与烦恼。当然，也存在一些“距离丑”的文化现象：不法分子肆意散播不实疾控消息，引起了社会的短暂性恐慌；无良商家高价倒卖口罩或制造粗制滥造（更有甚者生产二手口罩），引起医疗器械市场的混乱；被传染者受到非人道的“人肉搜索”，造成其生理至心理的二重打击。这些文化乱象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在这个时代对“美”的追求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本身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及开放性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当代中国美学领域里极具时代意义的分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产生源于马克思学说里的审美艺术思想，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价值观。这种社会现实价值观的体现在于马克思主义在具体的历史语境里具有相应的时代性质。依据不同的社会现实框架，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解读时代发展规律而重构出具有新时期意义的理论成果。换句话说，每个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站在同个时代的立场，具有不同的审美角度及社会价值观。马克思本人声称：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只有在社会状态中才能失去他们彼此之间的对立.....理论对立的解决方式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方式才能解决.....这种解决方式不仅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2]85。马克思将实践理论研究方法置于实践唯物论的层面上思考。他认为理论之间的对立关系（产生矛盾）的解决方式在于根据时代性的社会状态进行评判分析，这种分析方式是超越知识理论，来源于日常生活体验。因此，任何学术理论的重构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书写者所理解的视域立场。按照此进路，马克思主义美学所解决的时代审美议题是极具生命动态性质的，随着历史动态链的发展不断更新突破其所在的领域边界。每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都极具生命力，同样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其发展史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动态而演进变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领域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推动了该领域的新理论、新时代的“转向”。该“转向”表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社会文化现象的紧密联系，就如本雅明借助马克思主义学说阐释艺术生产理论，并可借此解释该时代背景下的艺术创作活动。本雅明的阐述方法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解释时代美学的范式。根据这种范式，本文的阐释空间将会涉及社会文化、个人性格塑造、艺术观看等问题域，呈现的是一种开放式、生活式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阐释。此外，因涉及较多艺术文化相关的转型论述，借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F.R.Jameson）《文化转向》中对“城市规划与建筑（公众审美与艺术品）”的“文化转向”论述作为本文写作进路的重要方法借鉴。他认为：后现代社会中的美学研究已然转向于感知层面，艺术生产伴随着社会公众的感知力而进行艺术生产活动[3]167-195。本文将从四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文化转向来阐释当代（疫情时期）艺术文化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一、中国新时代“社会理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

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使社会变“美”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在于探讨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的人类自身生存方式。千百年来，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智慧结晶各有千秋：儒家认为中国的“社会理想”是追寻“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大同”社会，讲究公正与共享的社会状态；道家认为“小国寡民”是构建社会理想的重要条件，居民各司其职，避免因过多的人际交流而产生冲突与战争；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提出了与世隔绝、生活祥乐的“世外桃源”社会图景，其极具理想与浪漫主义。不同学派及个人对“社会理想”世界的蓝图谱写是不同的。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学说为后世社会的现实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道德引领。道家对社会理想的构建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但却表露出对现实生活黑暗面的厌恶，蕴涵朴素复古的进步思想。陶渊明从个人的角度试图描绘出一种绝对理想化的社会景观，这种景观更为接近艺术写作的终极目的。这种终极目的是投射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真实体验，也是对社会不公现象的隐喻。前两者是从宏观的两个角度构建中国的社会理想，而最后者却从社会个人的角度借景抒情与展现自我。无论以哪个视角对“社会理想”的理解，它从精神文明的层面上来说都是具有积极的思辨性。当然，这种积极性的思辨性虽然可能存在主观臆断或空想主义，但是都是对社会理想的高度观照并投射于特定的时代特征里。庄子在《秋水》中曾谈论过自己的“社会观看”法则：“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因此，思考人的理想问题时应突破主客体对象为对立关系的惯性思维，站在更为多元的角度去观看事物，得到的结论也会更为广阔。当代中国正是基于这些“理想”智慧，根据时代国情的发展特征并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科学，正在走出一条具有中国优秀传统的“文化基因”及不懈追求“天下为公”的现代“大同”理想社会。正因中国古代“文化基因”的强大生命活力，赋予了当代中国社会追寻“美”的理想更深层次的文化含义及进步价值。

追求社会理想“美”的角度与当下提倡的艺术审美体验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社会理想作为文化审美的主要导向，为艺术审美的追寻之路提供了更为鲜活的生活体验力。当我们谈论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只有投入到对其的在场特征或共情体验，才能从理性与感性的角度进行专业性评判。这种艺术知识型的应用技术，与科学实验的本质不同，要求艺术评论家应具有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来回“穿梭”的专业境界。比如，在观看一件当代艺术装置作品，艺评家得从学理上进行语言架构，还得从生活体验对其进行经验分析，最后综合两者才下结论。有时，学理与经验的比例模糊不清，但研究结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介绍这件作品。时代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更为强调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精神的文本履行及对中华伟大民族复兴历程的经验反省，构建社会理想美的进程逐渐得到完善。这种时代社会理想的构建是关于人类本身与民族、社会、自然的关系。追寻社会理想之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本构建，也是构成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主要内涵。

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美学重构还表现在当下的现实生活里。中国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给予了“和谐社会”更为深刻的内涵，这种“和谐社会”的理论构建的优势显现在中国处理这场人类传染病的高效率应急方案，为世界各国的抗疫方案提供了优秀的范本，也为世界人民的疾控预防做出了伟大贡献。不仅如此，追寻中国马克思社会理想之美的社会文化内涵再次得到了更新发展，也影响了社会成员对于文化审美的重新思考。作为中国新时代“社会理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如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它是人的解放与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环节[2]90。马克思认为构建“社会理想”应当是双重“否定”之后的“肯定”，即关心于时代下的文化历史发展及其本身的自省自觉。这种文化自省自觉的进路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脉络及趋势。因此，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种高度自觉的社会，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本身的探索与自我文化的认知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答案。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正是基于这种文化的自觉与清醒，成为了当下中国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也是追求更“美”的思想体现。为了更好地发展这种文化自觉，如何看待“时代美”发展趋势也是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主要议题。

二、重构“时代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

随着时代文艺潮流的更迭发展，中国人的审美活动逐渐呈现出清晰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意识形态。重构“时代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也是每个阶段人们都会谈论的重要议题。每个社会阶段都有自己的特色文化形制存在，当今时代的社会文化书写对人类自身的文化个性及文化普遍性的认识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基于这种人类对社会文化发展及追求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以“人”为研究主体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存在本质。马克思认为动物与人的区别在于动物与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并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分开，它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及意识对象，他（她）是具有生命活动的意识对象。人的生活对其本身来说是对象，人的活动因此才是自由的活动[2]53。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具有独立思考人类自身社会存在的相关问题，人类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去挖掘对生活的抽象思考及经验总结。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强调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世界的，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全面的，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和自由地生产人类所需的各种产品[2]53。按照马克思对人类生产“美”的说法，重构“时代美”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每个社会阶段发展必不可少的讨论议题。在此议题的宏观层面上思考，人类的文化生产活动都是围绕着人类社会的精神世界而展开的，这种人类文化生产活动是以人类对生产结果的理性设计而进行的。这种具有理性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生产活动，要求人类在创造与挖掘“美”的审美体验活动里注重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联结。缺乏审美主体中的客体或者缺乏客体中的主体的人类审美活动是不存在的。在这种意识范畴里，人类对审美对象的研究活动通常被定义为“感性”活动，这种“感性”并不是纯粹的某种群体性批判，而是关于个体的思维活动产物。马克思认为“感性”意识并非抽象的意识，而是人为的、具体存在的意识，也是自然界的人性与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的产品的人性）被视为抽象精神的产物，也是精神环节中的思想本质[2]97。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的艺术审美活动是以现实社会与自然作为主要审美对象，并且关注到个体思维及精神世界的人类文化产物。审美对象的选择，更从侧面表明人类对于“时代美”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反映。

从当下时代美学的角度看，以人的时代审美为基础作为探索重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美”的文化路径思考就显得极为重要。在中国文化语境里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遵循着以“人”为研究主体，还关注到人与自然中更为深层次的关系内涵。基于上述对马克思美学对象探索中的“感性”描述，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重构时代审美“感性”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声称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对象是人、自然界、感性，这些因素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语言思维）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意识[2]87。每个时代对审美的追求活动都是人类逻辑思维及文化思想的再造与更新，自然界包含了社会与人的现实，而人自身根据语言工具书写美学史，这种依附于时代发展状况的文本书写构成了人对社会的文化反馈，即人的自然科学。按照这种说法，自然界不仅包含着人类生活及本身，而且还参与到人类构建时代历史的进程。不过，还得区分清楚美学与艺术学的区分，对美的审美对象的研究得出的理论成果为艺术原理，对时代同一审美对象的美学研究才是美学原理[4]139。美学原理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强调美学与时代发展的关联意义，这种意义是站立在社会集体、民族与国家等宏观角度上衡量时代审美问题。

对于人类来说，疾病的爆发初期是不可控、充满不确定性的，它也是自然界不可避免且存在的部分。突然爆发的全球传染病，为人类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伤亡，也为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带来较大的改变与时代审美的转向。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抗疫时期的转向不仅仅是反映“人与自然”宏大叙事的艺术呈现，而是转向对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抗疫的社会性思考。在疫情爆发时期，中国文艺家为一线工作人员创作了许多具有感染力的艺术作品，并自发组织了许多以抗疫为主题的大型公益创作活动，对祖国那些正在抗疫前线不畏生死、艰苦奋斗的医护人员及社会公益人士致以敬意与鼓励。中国文艺家们的这些爱国举动，更是从时代性的“感性”审美意识作为思想源泉及行动力量，超越了社会意识形态论的“意识”与“审美”的功能性分离，而是融合为一体重构出更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

三、文化景观“多极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

中国在世界文化多极化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间处理国家之间矛盾关系的准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推动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提倡“一带一路”原则，提倡构建和谐开放、包容平等的共赢世界经济体系，同时也迎来了与之相关的机遇与挑战。如今，在中国当代文明背景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被赋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面对近现代世界格局中的霸权中心主义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中国独有的外交理念，为各国之间解决矛盾冲突提供了一种观念范式。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3月28日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首次提出此概念，并在2017年1月18日的日内瓦会议上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演讲。他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从文化发展史上来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文明观”[5]125。这种中国“新型文明观”不仅顺应全球文化“多极化”的潮流发展，还构建出极具中国新时代社会特色的文化景观。随着全球文化多极化的演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借鉴活动日渐频繁，对世界共同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理论逐渐达成共识。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理论是当代中国为人类未来文明提出的中国方案，超越了世界中心主义理论的不平等框架，具有寻求世界平等共赢的伟大格局。因此，在文化多极化景观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抱着比以往更为包容的立场去看待异文化之间对“美”的体验与交流。以前，中国认为对待不同民族文化应该“共生共存，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而如今这个时代的中国认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人对“异文化”的态度向来抱有“和谐为美”的普遍共识，具有很强的文化包容性。在这种极具文化包容性的文化传统根基上提出的“一带一路”中国发展理念是其理论指导下的重要思想实践。

“一带一路”的理论模型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促进了古代中西方文明的交汇，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交流。“一带一路”为当今世界文化景观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化交流平台。习近平主席强调：“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5]127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中国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社会审美导向，其审美对象的理论架构应体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鉴与友好情感的交流。

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文化景观“多极化”的语境中，被时代潮流的发展赋予更为深刻的含义。倘若要建立以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当代中国审美体系，应尊重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对“美”的认识，异文化之间不仅要相互理解、兼容并蓄，还得摒弃成见、推陈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关注当下全球联合抗疫工作中发挥的精神作用，结合重构“时代美”的优势，为抗疫战争做出一定的文化影响力。新冠状肺炎作为世界级的“瘟疫”，并不会因不同民族或地区而减缓扩散，这是全球各国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唯有团结一致才能共克难关。浙江大学教授王杰针对疫情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做出了方向性的判断，他称此次疫情是人类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集体性悲剧事件（人文主义危机），在此次事件里一种新的情感结构及社会机制正在形成。他还强调在这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悲剧事件里出现了许多牺牲自我、在一线抗疫情的逆行者[6]8-23。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此次“悲剧性”事件里更为紧密，也为全球化疫情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崭新的人文类型，也为世界书写人性道德谱系及各国文化交流状况提供了新的现实范式。因此，文化景观“多极化”视阈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关注时代的，也是关注世界的。这种极具时代包容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更是再一次贯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精神。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的新年贺词里说道：“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经历了一年来的风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7]1

四、通往“未知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

生活源于艺术，艺术源于生活，人们文化生活的改变也会对人类社会文明的书写带来一定的影响。作为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因疫情的爆发、世界经济格局的微妙转变，开始呈现出现代性的特点。因这种现代性的丰富多元特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日常生活的书写必然会带来时代性的影响。疫情时代，为世界带来了线上的世界（网络生活），人类为了避免或降低感染新冠状肺炎的风险，开始开发及利用各种线上软件的消费模式（虚拟货币）、工作功能（云会议），改变了以往的文化交流模式及生活习惯，加速了世界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但是,未来的世界文化格局会如何，一切还都是未知数。在疫情面前，人们只能看到过程（多数人并未有预知的能力），但却无法预知未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下一个时代会变成什么。我们能看到的仅仅只有已成为历史的过去与正在不断谱写的现实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来描述其本身，同时从市民社会为出发点阐明意识的所以各个不同的理论产物及形式，并追溯它们所产生的过程。”[8]544探索总结时代意义下的社会发展规律，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方法论理论重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探索及发展路径，是依附于时代观者的历史性谱写。该谱写活动要求书写者必须具备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及深刻的文化批判思维。同时，每个历史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成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向。无论是从宏观的整体性看，还是从微观的细节层面思考，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与社会文化审美活动的未来趋势都呈现出紧密联系的复杂关系。

现如今，对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美学观照而产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时代背景下具有其特殊性。该特殊性不仅包含了中国特色的时代文化特质，还包含了通往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趋势。对于某种理论的走向预判来说，各种文化身份的社会成员都有其特定的未来期许及现实观点。无限时空里的未来是不可知的，但如果以自然界中存在的、人类已知的社会普遍规律来说，对未来文化走向的趋势描绘是可行的。当然，得避免马克思、恩格斯在《“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一文中提到的“过分的唯心主义缺陷”。他在文本中说道：“在整个唯心主义者看来，整个历史发展都归结于当代所有‘哲学家及理论家’的‘头脑’里形成的理论抽象，既不可能为了‘议论与表决’而把这些‘头脑’聚集在一起，那么就得有一个作为所有这些‘哲学家及理论家’的代表作为救世主。”[9]630在对时代美学进行文化观照的美学研究者应该关注到藏匿在现实生活之内部的细部结构，而并非“千篇一律”地按流行文本范式进行机械式书写。更应该强调的是，中国美学的成长史具有其极其强大特殊社会传统文化背景。虽然中国千百年来的文明发展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出现过停滞退步的情况，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人的文化史及美学观发展史具有较强的系统逻辑。这种千百年来的文化史的书写记录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根据中国特色的时代背景，“和而不同的现代性”是当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发展趋向。换句话说，“和而不同”“现代性”代表着中西方文艺理论的友好交融，也从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不确定性”，极具未来文化空间“画面感”的“未知美”期许。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里的审美探讨作为一种艺术文本生产，它是受限于相应的生产力及时代适应性问题，即艺术生产受到生产力的制约。在疫情时代，时代对“疾病”的探讨就犹如美学对“美”的探索，“疾病”成为全球人民热议及共同关心的文化话题。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曾对“疾病”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她认为：“我们的生命有两个面相，健康是生命的正面，疾病是生命的反面。人类的一生都不可避免面对生死、疾病的困惑与哀愁。我们需要将‘疾病’视为非‘隐喻’，才是面对‘疾病’最为健康的方式。”[10]13-14此时此刻，世界及中国正在积极应对疫情的疾控工作，面对“疾病”的爆发并未悲观，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势在必得、积极抗疫的全球性挑战。面对全球性的“疾病”挑战，中国积极参与对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集体共识，也是对“疾病”非“隐喻”的高效、积极应对。无论是从中国面对“疾病”非“隐喻”的态度，还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探究文化“美”的书写，都从本质上呈现出中国传统思想里的“大同”追求。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对“美”的追求实际上也代表着中国对未来和谐社会的美好憧憬。

五、结论

通过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四个文化转向的梳理，还应注意到当代马克思美学学者汪正龙所声称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阐释应区分清楚“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认为前者属于对当前社会文化的历史性研究，包括对日常文化现象做出形似文学范式的生动描绘，后者则是以“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及学理性发展，更倾向于对“马克思学说”的史学史研究，具有其自身对当代社会文化及文学理论的逻辑反馈。[11]71这种逻辑反馈是具有多元性的，这种多元性包括：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脉络梳理与批判、时代文化概念的重构与探索、全球史视野下的美学特征探讨等。具有时代感的文化包容性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探索史的最主要特征，多元文化的整体探索及局部重构也是其最为重要的美学史叙事呈现。此外，法国思想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曾提出“审美配方”的概念：“公共生活里的象征实践、现代生活方式、社会等级之间的高低级别都被打破.....某个艺术作品因它所认同的某种配方，对某一可说、可呈现的可能做出了审美分享及生产。艺术参与社会活动，搅动及参与社会审美活动，促进人类共同体的风景。”[12]93-96他坚信在这个时代，人人都是艺术家，都可以参与艺术生活。美术馆到处“蔓延”，艺术家到处“露面”，所有关于社会审美的追求都成为永恒动态时论。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的时代特征呈现出的是开放活化的状态，中国人的审美追求比以往更为具有贴近国际视野与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双重意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重构，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因子，借鉴西方美学经典，并紧跟时事与世界美学相关的最新成果，以更新、更符合中国新时代发展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去探讨什么是时代美、中国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