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院生（华东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上海 200020）

目前关于“四王”画派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对其艺术渊源的追溯、笔墨色彩等形式运用的深层探讨以及“四王”仿古、伪古的个案考察，还有关于“四王”画派研究范式发展的宏观回顾等皆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本文将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社会学家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出发，探讨清初“四王”画派的形成、统一和完善，及其默认一致的绘画范式等相关问题。

一、王氏一族绘画共同体的形成

讨论“四王”还得从王时敏说起。“（王氏）望为太原，自嘉定之南乡寺沟，割而系太仓州籍，遂为州甲族。”[1]王时敏的祖父王锡爵官累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卒谥“文肃”。其父王衡，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中进士，授编修。王时敏官至太常寺奉常。王家家大业大，诗书传家，常常会邀请一些文人士大夫来家里雅集，或吟诗作画，或听戏，或欣赏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而倡导“南北宗论”的董其昌和陈继儒是他家常客。王时敏从小就接受董其昌“南宗正脉”绘画思想的启蒙，后成为画坛领袖。“一时儒雅高江东，气韵吾推里两翁”的“里两翁”即是同村的王时敏和王鉴。

王时敏生有九子，其中有几位在绘画方面颇有建树。如二子王揆画传家学，丘壑深沉逸秀；三子王撰画仿大痴，笔墨超逸，深得其父衣钵；七子王摅的绘画鉴赏力非同一般，能一眼识出王时敏未能“以造化为师”之憾，而仅仅满足于“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八子王掞作画秀逸不群，曾画扇为王石谷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