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刚，谢燕红

(1. 江苏理工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2.常州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0)

1840年以来，随着中国国门的被迫打开，大量西方人，包括传教士、探险家、商人、记者、学者和外交使节等，出于传教、经商、科考、探险、外交等多种动机来华游历，并写出了种种“游历中国”的记游类作品(包括日记、通讯、报告、回忆录等)。旅华游记与其他基于书面资料或想象的汉学研究最大区别在于，考察者能够在异文化的体验与碰撞中形成更为直观的印象，而这些成果均来源于考察者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描述内容本身具备显豁的亲历性与现场感，使考察成果成为研究一个地方境况及形象的可靠资料来源。这些资料文本大多在当事人考察、探险结束之后便结集出版，在西方世界被广泛阅读和宣传，事实上，这些文本也成为普通外国人了解中国地方形象的一个重要渠道。

在这些不同话语形态的游记中，以科学考察为主题的旅华游记层出叠现，成为18世纪以来欧洲国际科学大探险在东方的延续。如英国人H.R.戴维斯的《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的《扁舟过三峡》、威廉·吉尔的《金沙江》、翟理斯的《从汕头到广州》、罗伯特·福琼的《三年徜徉在中国北方省份》；法国人亨利·奥尔良的《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美国人香便文的《岭南记，或华南内地景象，包括迄今为止尚无人涉足的海南岛之探险》；澳大利亚人莫理循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等。

国际科学大探险可以追溯至16世纪20年代麦哲伦首次完成的环球航行，但与麦哲伦时代不同的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不断扩张，18世纪开始的科学大探险除了从博物学的角度为世界进行科学编码外，话语方式已染带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且随着东西方力量对比的日益悬殊，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和权力话语已公然入侵博物学的东方旅行叙事，这在20世纪初出版的《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中尤为突出。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是德国著名的地质地理学家，从1868年到1872年间，他对中国进行了七次地质考察，足迹遍布当时18个行省中的13个，对中国的山脉、气候、人口、经济、交通、矿场等进行了深入探查。回到德国后，李希霍芬根据考察结果撰写了五卷本《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做的研究成果》(China：TheresultsofMyTravelsandtheStudiesBasedThereon，以下简称《中国》①)。1905年李希霍芬去世，两年后，他的学生整理了他留下的关于中国旅行的手稿(包括日记和书信)，汇编成《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FerdinandvonRichthofen：TagebücherausChina②)，该书将科学考察内容和旅行途中的有趣经历混融一体，“为欧洲人的想象生产世界的其他地方”[1]24。李希霍芬所表现出的话语倾向是试图按照欧洲标准对中国进行编码尝试，如福柯所言：“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及从他身上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生产。”[2]而编码这一知识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生产某种未来可以在中国行使的权力，或者说，在欧洲国家对中国加强殖民控制期间，此前所谓科学考察的知识话语就变异成福柯所谓的知识权力，为东方的殖民实践提供了西方人想象中的合法性。

一、 个人的抱负与帝国的渴望

作为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职业生涯值得尊重，不过当我们联系到李希霍芬访华的历史背景与个人目的，又不能仅仅将其视作地质地理学者。他中国之旅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科学考察，而在科学考察的背后，还包含着他毫不隐晦的个人目的以及德意志帝国开拓海外殖民地的渴望。正如游记的译者所言：“李希霍芬在中国的考察不单单出于学术目的，还有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德国殖民侵略搜集情报。”[3]Ⅵ在这部游记的最后一章《结尾：最后一次旅居上海》，李希霍芬明确点明了他来中国考察的双重动力：“倘若我现在能有两三年时间全身心地投入我的著作，那么我有理由期望在科学和实用领域都取得不俗的成绩。”[4]716“科学”成绩当然指的是其作为地质地理学家希望在专业上有所成就，“实用”指的是什么？李希霍芬进一步明确道：“我将那些同该国的资源、内部贸易和交通有关以及其他几个方面的成果称作非科研性质的成果。”[4]718再结合他：“展现一个以后可供外国创业家施展才能的领域”[4]718的论述，“非科研性质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彼时德意志帝国开拓殖民地服务的，这也就解释了《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中为何充斥了各种关于中国的殖民想象的原因。

正是在上述双重动力的驱动下，李希霍芬即便经历了种种困难，也始终没有放弃。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中国旅行之后，李希霍芬不免产生怀乡之感，却并未立刻回国，李希霍芬坦言：“假设我现在就回去，那么对于目前和将来我恐怕只能期望自己能当个等待退休的教授而已。所以我现在所进行的考察和有可能获得的对中国的认识对我来说是一种资本，能够保证我将来能有好的前程。”[3]108李希霍芬的中国旅行和考察果真也在后来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直接利益。1872年返德后，李希霍芬声名大振，受聘于柏林大学、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等大学，担任过柏林大学校长，连任过柏林地理学会主席，当选为国际地理学会主席，以及德国、法国科学院院士，成为著名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5]给李希霍芬带来声誉和地位的，除了在中国的科学考察发现，还有赖于为德国殖民山东所提供的重要资料，如李希霍芬所言：“虽然我考察的出发点是获取科学成果，但是也有其实用价值，尤其是对普鲁士来说。我甚至能够拥有直接给宰相俾斯麦(Bismarck)写信汇报考察结果的自由。我的汇报即使当下或许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以后也许就会，那么我自然就能继续做下去了。”[3]108-109李希霍芬确实也深得德国统治者的信任，李希霍芬去世后，维理士(Bailey Willis)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写到，“国王失去了一位保守的消息灵通的顾问”[6]作为普鲁士人，李希霍芬始终把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和强大视为最高理想，即便在最艰苦的中国乡村，必须将行装节减到最低限度，他也一直坚持着“如果还有一张桌子的话，就铺一面德意志国旗在上面”的做法。李希霍芬曾秘密致函俾斯麦，提出德国“有必要发展海军以保护这些重要的利益和支持已订的条约；要求在万一发生战事时德国的商船和军舰有一个避难所和提供后者一个加煤站”[7]。也因此看似民间的科学考察就带有了某种军事性质，戈登(Maria Gordon)在1908年为《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德文版写的评论中盛赞李希霍芬那种“与军事行动相联系的严格的自律与对个人舒适性漠不关心的高贵品性”[8]也就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这种品性固然是李希霍芬值得肯定的个人品质，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德意志帝国殖民扩张决心的表征。

当李希霍芬怀着这样的目的在中国进行考察和旅行，他对中国的记录就不仅是一部编者所谓的包含着“受大众欢迎的有趣经历”的畅销游记，而是通过“旅行书写的表意实践”，“对帝国经济扩张的抱负进行编码并给予其合法性”。[1]519世纪中后期,德国经济现代化出现跳跃式的快速发展,[9]但与英法等西方国家相比，德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却是最晚的，直至1883年，德意志帝国统一十多年后，也没有占领一寸海外殖民地。这种状况严重伤害了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特赖奇克曾宣称：没有殖民地的德国“注定只能当二等强国”[10]。1870年，俾斯麦在普法战争中获得胜利，统一了的德意志帝国对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尽管在17世纪，传教士已为后来德国的海外殖民活动打下了基础，但当19世纪中后期，德国真正着手进行海外殖民开拓时，是一帮地质地理学家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1873年,德国赤道非洲探险协会在成立宣言中公开宣称：开通非洲地理,“一方面有助于科学,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商业和工业”[11]。可以说，“地理探险活动为推动德国的殖民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探险家们有关热带非洲等地的报道激起了德国人对海外的好奇心”[12]。李希霍芬通过地理考察为德国的殖民活动打前站正是19世纪中叶以来德国殖民扩张的典型做法。

李希霍芬对中国的地质地理考察后来汇集成《中国》一书，他的学生斯文·赫定评价该书为“一部丰碑式的著作,是地理学史上最伟大的里程碑之一”[13]。既然《中国》一书已经成就了李希霍芬的学术地位，为何在他去世后，他的学生还要编辑这部《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呢？李希霍芬的学生蒂森(E.Tiessen)在1907年版导言中提到，成书的主要目的是考虑到“李希霍芬鲜有机会向一些专业人士以及朋友们叙述旅行中的这些有趣的经历”[3]XII。因此，《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无论是内容的选取和处理，还是写作风格上，都与科学研究资料不同。蒂森曾这样说明：日记中关于地理学考察的内容，尤其是关于煤矿的详尽描述，因其本身就是科学专著《中国》的主要内容，所以在游记中不再重复使用。但是我们尽量保留了一部分内容，以便使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李希霍芬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3]XIII由此表明这部游记的拟想读者并不是学者或专家，而是德国的普通百姓。有学者指出：“科学探险涉及各种各样的语言机制。许多形式的书写、出版、演讲、阅读，使得知识在公共领域产生，创造并维持其价值。……然而，报纸杂志和叙事性旅行记述，是科学网络与广大欧洲公众之间必要的中介。”[1]371735年，欧洲国际科学大探险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拉·孔达米纳因采用“生存文学的通俗样式”写作游记，一跃成为“这场探险在全欧洲的代言人”[1]22。此后，通俗样式就诱惑着后来者继续沿用以扩大游记的影响力，《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自然也不能免俗。此外，《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还承担着如何将帝国的梦想用通俗有效的方式告知大众的任务，“赋予欧洲读者大众一种主人翁意识，让他们有权利熟悉正在被探索、入侵、投资、殖民的遥远世界”[1]4，从而在最大范围内为帝国采取相关行动做广泛动员。李希霍芬的个人追求与德意志帝国的抱负就这样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二、 从日本设想殖民中国的可能性

1868年8月3日，李希霍芬离开美国加利福尼亚，经过20余天的航行，于8月26日抵达日本横滨，又经过十天在日本的旅行后，于9月4日到达中国上海。《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的第一部分《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中国》也可视作一篇简短的日本游记。在横滨上岸后，李希霍芬在日记中写到：“1860—1861年冬天只有零星的住房……而现在已经明显地发展成一座欧化的城市了。”[3]4但他对此不屑一顾，直言“我从来没见过如此杂乱和糟糕的城市规划和建筑”[3]4。李希霍芬的评价体现出不同于一般欧洲考察者的吊诡心态。美国学者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分析17世纪欧洲人的科学探险时认为，欧洲科学家们在旅行到非洲或者南美这类地方时，会以博物学的方式对当地的生态进行重新编码，将它们“重新编织进以欧洲为基础的全球统一和秩序模式。拥有这个系统的(有文化的、男性的、欧洲人的)眼睛，一经接触新场所/场景，可以马上就采用将其整合进语言系统的方式(‘归化’或‘自然化’)熟悉它们”[1]40。通过对比欧洲的城市，李希霍芬迅速对横滨不成熟的西化景象做出判断，这是他并不乐见的变化，如他所述：“横滨的变化很大，但不是向好的方向。”[3]4既然横滨的城市建设已经被整合进欧洲的知识范式，为何李希霍芬还要对此表现出不满呢？

李希霍芬在1860—1861年间到过日本，此次再访，便免不了与上次的游历作比较。此时的日本处在史称“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中，这场改革“既是日本从锁国到开国、全力追赶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重大举措，也是日本从幕府统治的封建制国家走向君主立宪的近代化工业强国的转折点，同时还是与晚清中国在国力上拉开距离的关键所在”[14]。或许李希霍芬还不了解日本正在进行的这场重大改革，他显然是用已经非常成熟的欧洲城市标准来衡量刚刚开始西化的日本的变化，对他而言，这种不伦不类的西化不仅未能达到西方文明的水准，还打破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想象。也就是说，把东方编入西方文明的符码是一回事，东方变得和西方一样是另一回事，前者意味着西方可以凭借先进的文明与知识体系对东方加以控制管理，后者则隐藏着东方超越西方的危险。日本在经历1853年的“黑船来航”威胁后，经过多轮谈判，主动打开了对外贸易的大门，并积极向西方列强学习，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得到发展，避免了沦为西方殖民地的悲剧，并且与欧洲达成了较为友好的关系，最终走上了以“置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为核心内容的明治维新之路。[14]正如李希霍芬所观察的那样，“神户将建成一座海港。……虽然当前这里的贸易并不重要，但是很显然将来会繁荣起来。原住民和外国人的关系还算和谐，只有一些小摩擦”[3]7。在10天的日本旅行中，李希霍芬多次提到了日本人和欧洲人相处的融洽关系，虽然在他们上岸时，由于大部分居民从未见过欧洲人，从而引来人群围观，他还是对日本人做出了“举止优雅、非常安静、从不争吵”的积极评价。伯克(John G.Burke)在1758年曾对人种进行了划分，他对亚洲人的判断是：“乌黑色、忧郁、死板。黑头发、黑眼睛、苛刻、自大、贪婪。身着宽松服装。受看法控制。”对欧洲人的看法是：“皮肤白皙、面色红润、肌肉发达、头发棕黄、平滑，眼睛蓝色，温和、敏锐、善于创造。身穿紧身礼服。受法律控制。”[15]两相比较，不难看出，欧洲人对亚洲人的看法是极其恶劣的，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诸如此类的观点在欧洲流行了上百年后，逐渐演变成极具藐视性的东方主义学说。李希霍芬却没有表现出对日本人的明显歧视，其对日本的正面评价当然与日本和欧洲的关系，以及日本有效的西化运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逐步摆脱了可能“被殖民”的危险状态，并不再纯粹是一个东方的文明国度了，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的日本甚至成为了西方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李希霍芬在游记中没有流露出任何关于殖民日本的设想，一方面与日本的西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德国在日本建立殖民地的可能性有关，另一方面，李希霍芬此前曾推辞了德国政府提供给他的一个在日本进行矿山和地质勘测主任的职位，他已经失去了重回日本工作的机会。更不幸的是，由于他的推辞，“致使如此重要的行业将要再次落入英美人手里，而不是交由德国人掌管”[4]521。这就使得对帝国的殖民扩张抱有巨大热情的李希霍芬“对此感到抱愧”[4]521，在这种情绪之下，中国之行便犹显重要。如何让德国政府相信，中国是一个比日本更加值得关注的殖民目的地就成为李希霍芬的重要使命。在李希霍芬后来的中国之行中，日本形象被反复提及，并与他的中国感受进行对比。出于上述考虑，李希霍芬对中日的比较显然是带着有色眼镜的，各种对中国落后的书写也是为德国的殖民扩张寻找理由与合法性。如他对宁波城的描写，一方面感慨宁波“干净的街道、房屋的建筑风格、掩映在树林中的庙宇、山崖边绝妙的安葬之处、友善的老百姓”[3]31，另一方面却又不无歧视的表示：“让人感觉这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3]31李希霍芬在旅行中不断搜集各种化石和矿物，并给帮助他搜集矿石的中国人支付报酬，但他对这样的帮助却不以为然，甚至说：“单靠他们自己，根本就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石头。在日本这种情况则不同。”[3]231类似这样令人不舒服的表述在文中还有多处，每次的中日比较，李希霍芬总让人感觉美好似乎不该属于这片土地，中国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不断被否定的形象，而不断的否定正可以“引起(欧洲人)对欧洲扩张主义的道德热情”[1]4。由此，与日本的友好、开放等良好印象形成对照的落后中国形象，为李希霍芬的中国殖民实践建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与科学考察目的并不相符的、要求在中国建立殖民地的意图就这样不加掩饰地得到了表述。

三、 不安的旅行与忧患的前景

李希霍芬的旅华动机显然与一般的观光客不同，因在科学考察的同时背负着个人的前途和帝国的命运，李希霍芬很难从容地游山玩水，体验中国的风土人情、地域文化，他的整个旅华之行充斥着不安、沮丧、焦虑和不以为然的情绪。1868年9月4日，李希霍芬在上海登陆，在当天的日记中，读者看不到任何兴奋、激动、放松、愉悦等一般游客常有的反应，只有非常冷静的对上海外滩的描述。或许可以德意志民族固有的理性心理为其开脱，何况这不是他第一次来上海外滩，但他的冷静反应显然另有原因。在提及西方人在外滩建造的房产时，李希霍芬这样写到：“德国人的房子还有一部分耸立在那里，但是过去几年里那些考察中国的种种尝试都宣告失败，再也没有人对此感兴趣了。”[3]11刚刚在上海登陆的李希霍芬被一种沮丧的情绪所包围，他的叙述就免不了意气的批评和偏见，即便看到了令他愉悦的景观，如“密布的小块儿田地、树下的土屋、田边河边蜿蜒的松软小路、茂盛的庄稼，还有这个季节舒适的天气”，勾起了他对家乡的回忆，仍吹毛求疵地说：“这里少了柔软的草地、清澈的泉水和湖泊、鸣声悦耳的小鸟还有一些牲畜”，甚至不无恶意地加上一句，“当然首先缺少的是有素质的居民”[3]16。李希霍芬此时的情绪与他刚登陆日本时相近，他是用他“有文化的、男性的、欧洲人的”眼睛，将上海整合进他所熟悉的语言文化系统中；一旦整合完成，中西方之间发展的差距就令他心生不满或不屑。但与对日本的不满不同，他相信中国是可以凭借欧洲的权力建立一种剥削性关系的地方，虽然他的地质地理学考察处理的是一种非剥削性的自然关系，但当这种自然关系通过一种情节性的描述得以呈现，如对中国的田野缺少德国元素的感叹，那么建立剥削性的殖民统治便有了充足依据。

在这样的情绪驱动下，李希霍芬对中国人的评价不无矛盾，大部分情况下，他的感受颇为负面，常用一两句话发泄对中国人的不满。在从广州到北京的旅行中，他用了大量篇幅来讲述和一个中国人的矛盾，这段叙事耐人寻味。这个中国人姓陈，他俩算是老相识了，李希霍芬一开始对他的评价是“忠诚且见多识广”，但在接下来的旅行中，李希霍芬却发现，陈“俨然成了我的买办和经纪，并且开始不断地撒谎”。陈在帮他运送行李的讨价还价中，吃了差价。为此李希霍芬“向一个地方上的小官寻求庇护”，却无功而返，后来找到了官阶更高的道台，才解决了问题，并赶走了陈。此后李希霍芬却一直心神不宁，他担心在经过陈的家乡时，陈会挑唆熟人来找他的麻烦，在加速航行了一段路之后，李希霍芬似乎听到了“打死洋鬼子”之类的话，他就猜测其中一定有陈，并通过仆人的话证实了自己的想象。陈究竟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希霍芬坚信陈会报复他。他用文学性的语言详细描述了他与陈的故事，使这段旅程变得危机四伏，充满了担惊受怕的情绪。李希霍芬为欧洲人传递了自己在苦难与危险的环境中进行科学考察的信息，这是欧洲大众读者愿意接受的记述，并与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吻合，他的经历让欧洲人相信，外国人在中国的正当考察面临着种种危险。旅行中，李希霍芬向一位八品官员展示了中国最高行政权力机关——总理衙门签发的通行证，却没能如他所愿“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他还需要争取更高层官员的支持；但帮助他解决问题的道台也是“软弱的”，因为湖南的官员很有可能被暴民杀害。如果将李希霍芬希望德国尽快在中国建立殖民地的理想与他对中国无政府状态的大量描述相结合，就不难理解为何李希霍芬花这么多笔墨来写这些与科学考察无甚关联的冒险情节。当李希霍芬从中国政府那里寻求不到庇护时，建立一个欧洲人可以完全行使权力的殖民地就是充分而必要的了，也只有这样，李希霍芬这样的科学家才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所谓的科学考察。

李希霍芬在旅行中看到了中国落后的一面，比如劳动生产的粗陋、城市环境的脏乱、社会制度的落后等，他的描述基本符合历史事实。李希霍芬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形象，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他的叙事是常见的欧洲中心主义对东方想象的典型案例之一，他对中国落后一面的展示，是可以理解和预料的。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仅关注李希霍芬对中国的肯定性印象描述，恐怕会做出他的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判断，但显而易见的是，以客观的态度来描述中国并非李希霍芬的本意，对中国的肯定反而让他充满了对未来的忧患——中国将威胁欧洲的忧患。在与中国人接触时，虽然他也有肯定的话语，如“中国人的一些品性，比如对父母的敬爱、对孩子的关心和教育以及谦虚的品质甚至可以作为某些欧洲人的楷模。在中国我没看到过醉汉”[3]109，“在这里我才真正见识到中国人是何等的勤劳。山上几乎每块稍微平坦一点儿的地儿都种上了庄稼”[3]74。但李希霍芬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并不代表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没有偏见，他在提到中国人有时比欧洲人更优秀时，也不忘加上一句，“但是我对中国人还是不太看得起。我认为他们比其他民族的人要低等一些”。但“低等”的中国人却着实让李希霍芬对未来充满了忧患，“假使中国人的教育水平和精神力量一下子达到与他们的智力相匹配的高度，那么黄种人必定会向世界其他地方进军。还好现在他们只有为我们产茶叶和丝线的能力”[3]111。李希霍芬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担忧恰恰说明他当时对中国的判断是何其矛盾，他并不是没有洞察到积极和正面的元素，只是一方面晚晴中国的落后为殖民扩张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潜力有可能在未来对西方造成巨大威胁，李希霍芬如是说，恰是希望德国能够看到这种威胁，并通过殖民扩张加以控制，以便将此种威胁尽快消除。一百多年之后，李希霍芬的预言部分成为了现实，他在百年前提出的“中国威胁论”也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西方中心主义种族歧视与殖民思维始终阴魂不散。

四、 知识的权力与科学的设计

李希霍芬的中国考察得到了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赞助，赞助方给出的条件是：“必须把考察的实际用途放在首位。”[3]1考察的实际用途是什么，李希霍芬没有明说，但从出资方的性质来看，最大可能是要求科学考察满足某种现实经济利益的要求。李希霍芬在日记中说：“虽然中国政府根本就不会认识到地理考察的科学价值，但是向他们展示此次考察的实际价值，这也是我的首要任务。因此我在选择考察地点的时候，首先是从实际价值出发的，首选那些适宜开矿的地方。”[3]22科学考察所获取的知识不可能完全与实际的财富产生直接联系，某些科学发现，特别是基础科学理论方面的建树无法在短时间内转化成物质财富，作为一名科学家，李希霍芬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尊重李希霍芬《中国》一书对中国地质学所作的科学贡献，但毋庸质疑，既要照顾出资方的利益，又想博得中国政府的支持，他的科学话语表达就没那么简单和纯粹了。

与一般旅华游记不同的是，李希霍芬并不满足于仅仅描述和呈现中国的某种样貌，他经常试图为他眼中落后的中国设计一个理想化的改变方案——以欧洲为知识样本塑造的理想图景。《在长江下游的旅行》一章中，看到山林中丰沛的草木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当地人只把它们当成是烧火的材料”，李希霍芬说：“中国单一的经济模式在此地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只知道种稻子，而放着肥沃的土地不加利用。要是在德国，除了稻田，肯定会发展畜牧业。”[3]94李希霍芬在旅途中曾反复不解于中国人的贫困，在安徽，他来到一个叫谭村的地方，这个小村庄植被茂密，环境适宜，村民也非常友善，不过李希霍芬却感慨：“为什么这里自然资源如此丰富但这里的人却那么贫穷呢？”[4]499在提及中国人的信仰时，李希霍芬认为：“中国人已经和外国人共同生活了将近三十年却没有任何的改变。可见改变力量必须来自他们内部，而不是外部。但是如何才能改变，没人知道。”他给出的答案是：“铁路的修建和汽船的通航会对破除迷信产生一定的作用，这也许就是改变的第一步。”[3]111李希霍芬针对中国问题所开出的处方、对未来中国的设计，是西方知识权力话语在东方的典型运用。

福柯认为，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16]在福柯看来，权力产生知识，决定了知识的形成及其在相应领域的呈现；而知识强化权力，通过把人们构造为权力主体，并将权力施加于人，致使知识被用来支配主体，影响权力的运行及其作用效果。[17]在李希霍芬的年代，西方无疑是掌握着话语权的强势一方，用从进步的西方生产出的知识话语对中国进行所谓的科学设计就天然的具有其合法性，无论是在中国发展畜牧业，还是修建铁路或开通汽船的做法在西方人看来都是有利而无害的，而一旦中国在发展畜牧业，或者修建铁路与开通汽船后得到进步与发展，将又会强化西方知识话语在中国运用的合法性，从而进一步提升西方的话语权。西方利用这套知识话语促进中国产生所谓的发展，并享受发展的福利，实际上是利用一种共同的需要和满足感实现对中国的同化。

在20世纪中后期，西方进入商品经济消费社会，这一社会形态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资本家通过制造某种虚假的现实需要，让劳动阶层产生错觉，通过共同的需要和满足感来同化劳动阶层的认识，误以为自己可以和资本家一样享受某种生活(比如对奢侈品的消费)，从而更加努力地工作，而实际上劳动阶层依然没有摆脱被剥削的命运。殖民主义天然的剥削意识，使李希霍芬的想法与后来的资本家不谋而合。李希霍芬在提出这些针对中国的设计之时，德国尚未在中国建立殖民地，他的设计对德国而言尤为重要。殖民如果能够让中国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让中国人认识到西方科学知识的先进性，不仅可以让殖民过程变得顺畅，也能使西方权力话语进一步得到保障，并在各个领域实现对殖民地合法且自然的控制。由此，李希霍芬对传教士的工作颇为不满，在安徽的一个传教区，他统计到这个地区有大量已经皈依西方宗教的百姓，但李希霍芬接触后，依然认为“他们都还很缺教养，因为尽管他们也遵守教规，但他们仍像其他中国人那样好奇、污秽、无知”，原因在于“神父们不是去矫正而是去适应其教徒的缺陷”。李希霍芬在这里提到了一个“工业时代传教”的概念，在他看来，工业时代的传教，“与其在自己的教堂里向人们展示自己都不知道所云的那些画，还不如着手改造这些人的外在”[4]495。而具体的做法就是：“那些整日散播福音的传教士们如果帮着中国人在畜牧业、林牧业、葡萄和水果种植技术方面取得进步的话，说不定会取得更大的传教成绩。”[3]50李希霍芬如是说，自然不是在为传教谋划，一切的终结都指向德意志帝国在工业时代壮大的梦想，以及他个人的野心。

五、 结语

晚清旅华游记一方面构成了中西方在特定历史阶段相识相知的有力见证，成为西方人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成为中国观照自身的镜像，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旅华游记也为西方传递了最初的中国信息、中国知识，塑造了最初的中国形象，开西方人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先河，孕育并催生了早期的西方汉学。[18]作为一类非虚构性文学，游记本身具有多侧面、多层次的架构，游记作品在文学创作上的开放性源于作者对于旅行中“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独到见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旅华游记在不断刷新跨文化视域下中国历史影像的同时，也在重构西方书写的他者叙事。

在晚清这个独特的历史阶段，旅华游记的作者身份较为复杂，他们的来华时间、目的和行动各不相同，个人素养和对华态度殊异，对这些游记既不能视作无物、妄自尊大，亦不能奉为模板、自我贬低。解构主义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在分析《简爱》这部作品时“批评了美国女权主义者忽视伯莎·梅森这个人物的做法，她主张应该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现实背景纳入考虑之列”[19]。

同样的，当我们从那个时代的历史情境和话语方式出发，考虑到“李希霍芬不可避免带有19世纪欧洲人、德国人的傲慢，在审视中国社会时，他很难避免表现出基于欧洲文明的优越感”[20]。就不难发现，《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的字里行间弥散着殖民主义的扩张思维，这部关于中国的书写不单是科学研究成果的总结，更不是一部纯粹的游记，而是一套掩盖在记游与科考地表之下殖民主义蠢蠢欲动的欲望话语，对它应抱着谨慎而科学的态度也就不言自明了。对《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如此，对待晚清其他旅华游记也当如此。

注释：

① 与《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不同的是，《中国》是一部学术性的著作，而前者更具通俗性，面向的是普通读者，因此《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中的殖民主义观点更容易被普及到德国普通大众，而这种功能《中国》则要弱很多。

② 本文主要以《李希霍恩中国旅行日记》中译版为解读对象，该版本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系列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译者在前言中也强调“为了保证译文的真实性，都是按照原文翻译的”，考虑以上因素，将该中译版作为参考文本是适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