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增强

(山东大学 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250100)

一、 引言

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翻译往往起着关键性的媒介作用,特别是就中国文化在非汉字文化圈内的流布而言，外译是绕不过的一个关键环节和重要话题。

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汉字与中国文化很早便在日本、越南、琉球和朝鲜半岛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开来，由此以汉字与书籍为基础，而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外人之研究汉籍，日本始于皇子稚郎子之读《论语》，时当晋太康中”①，“如同日本、越南等国家，韩国也将汉字作为书写工具，到20世纪初为止，韩国大部分档案皆以汉字写成”②。由此可见，在汉字文化圈中，中国文化的传布，虽然也有针对于普通受众的翻译，但是就精英阶层的阅读与研究而言，基本上是无须借助于翻译而无障碍性进行的。

中国文化外译作为事件的出现，无疑发生在与非汉字文化圈的接触中，较早似应是唐代律宗大师道宣所撰《集古今佛道论衡》中提及的“文帝诏令奘法师翻老子为梵文事”；而在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最早的中国文化外译似应是西班牙籍多明我会传教士汉学家高母羡(Juan Cobo)将中国的蒙学读物《明心宝鉴》迻译为西班牙语。而后，中国文化逐步经由来华传教士、专业汉学家以及中国学人的迻译，而更为广泛地传播至世界各地。

而国内学界对中国文化外译的观瞩与研究，似肇端于晚清时期。清季学人王韬在《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中，盛赞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对中国儒家经典的迻译之功，“先生独以西国儒宗,抗心媚古,俯首以就铅椠之役,其志欲于群经悉有译述,以广其嘉惠后学之心”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