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启，陈 琳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641)

意识形态自洽性反映作为抽象理论的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动态发展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的体系完整状态。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这一论述一方面阐述了不断深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以及提升意识形态吸引力、解释力、引领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自洽性的逻辑内涵，即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既随着时代的发展持续生成新的内容，又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完整性，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可以说，自洽性是“带有主观性的自我协商、自我控制、自我允准和自我认同，是概念、观点、假设、结论之间的内在一致性”[2]。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过程是不断彰显和强化其自洽性的过程，凸显其在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协商、自我控制、自我允准和自我认同的能力。推动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既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又有助于进一步发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科学性、现实解释力、实践引领力。

一、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的境遇变化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和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起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变革和引领社会发展的作用。”[3]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主要是在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和理论指导，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整体性反映的科学理论体系。一方面，它能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理论指引。另一方面，它能反映时代变化，为实现人类解放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指导人们改造世界，促进社会变革，引领社会发展。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的重点在于发挥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彰显其现实解释力，强化其实践引领力。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11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要实现自洽性发展，必然要与新时代我国社会实践发生良性互动，反映时代变化，切中实际需要。“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4]11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面临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交汇互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力量博弈、回应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转变的新境遇。

(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面临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交汇互动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民间舆论的话语权不断上升，传统的主流媒体垄断话语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话语权由主流媒体主导转变为主流媒体与民间舆论场的双向互动。民间舆论场是指以自媒体为代表的、反映民众对社会问题的关切的舆论场域。民间舆论场发布的舆论是一种自发、盲目、不成熟的意识形态。主流媒体是指以党报党刊、国家各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国家重点扶持的大型网站等官方媒体为代表的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媒体。主流媒体发布的舆论摆脱了民间舆论的随意性、自发性、盲目性，经过了传统把关人的严格筛选，能够彰显理论的科学性、规律性和价值性。但随着民间舆论场话语权的不断上升，舆论传播呈现出极大的随意性、自发性和盲目性，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把关人，这一现象加剧传播权力的泛化和传播内容的失真，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冲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主流媒体和民间舆论场的交汇互动中，应当避免受到民间舆论场随意性、自发性、盲目性的负面影响。

(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面临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力量博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历史逻辑看，世界的发展是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阵营领袖和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二战后，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21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持续走弱，“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东升西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5]44-45。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越来越难以为继，国际力量此消彼长，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一些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回头浪不断发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希望通过逆全球化这样一种“全球化战略撤退”的手段来掩盖其自身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毕竟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抽象地反对全球化，显然比直面具体的政策问题容易多了”[6]。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顺应全球化浪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大格局的时代命题，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然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力量博弈中面临污名化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冲击。

(三)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必须回应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转变的现实课题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变化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生产力获得了大发展，生产落后、物资短缺、资源匮乏的问题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体现了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社会矛盾的变化带来思想观念的碰撞，社会的价值化过程由象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平衡发展转变为向经济价值倾斜，当今社会的意义范式常常与经济利益挂钩，人们讨论某个事物有用还是无用时，评价标尺往往是它在市场上是否有价值，体现出强烈的基于工具理性的价值观。这就要求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要聚焦社会意义范式的正确建构，重视价值理性的建设。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要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发挥其思想之旗、精神之魂的作用，使社会意义范式的建构聚焦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表征人类生存困惑，塑造时代精神，彰显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作用。

二、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的潜在张力

境遇的变化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带来了潜在张力，主要表现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发展张力、社会动因和国际诱因的外在张力、理论阐释和社会实践的内在张力。把握好这些潜在的制衡力量是搞好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的关键。

(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要把握好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发展张力

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交汇互动使得民间舆论的随意性、自发性、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舆论的科学性、规律性、价值性形成冲击，两个舆论场之间的发展张力从根源上看是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想，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7]。民间舆论由于其随意性、自发性、盲目性容易造成信息碎片化和信息失真，但其生动直观的形式和具体内容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从而加剧民间非理性舆论的传播，加大了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之间的张力。官方舆论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环节一般经由把关人筛选、优化、整合，自上而下传播给受众，确保其科学性和权威性。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过程中，官方舆论的发布要经过一个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再付诸实践的过程，从而摒弃舆论的自发性和随意性，有效规避信息碎片化和信息失真，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并将经验科学化、理论化。但官方舆论将现实生活经验上升为抽象的思想，具体体现为理论化、抽象化的话语体系，在自洽性建设过程中表现出理论抽象化和理论大众化的矛盾。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一矛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会流于形式，表现为空话和大话连篇，其自洽性无从谈起。因此，一方面要不断推动官方舆论的生活化、大众化，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认识及判断能力，推进两个舆论场的融合发展。

(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要把握好社会动因和国际诱因的外在张力

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力量博弈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面临社会动因和国际诱因的外在张力。“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404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全球化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必然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自洽性，为我国文化输出提供更大的舞台。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困惑，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应进一步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此回应时代发展的现实问题，为解答时代困惑提供中国方案。另一方面，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持续走弱，国际格局呈现“东升西降”态势，但“国际舆论格局依然是西强我弱”[5]328。西方国家丑化、抹黑我国的言论层出不穷，“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新干涉主义”“民粹主义”不绝于耳。同时，西方国家打着“价值中立”的幌子，喊着“普世价值”的口号，企图颠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世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零和思维。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要沉着应对理论挑战，科学解释世界的新变化，认真回应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在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应对外部挑战中不断发展。

(三)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要把握好理论阐释和社会现实的内在张力

“逻辑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8]我国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解释力和实践引领力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要求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建设从“两个不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的基本国情出发，进一步聚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理论上阐释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的建设不能止步于理论创新，正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9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要以平衡充分的发展为支撑，在实践中着眼于人的本质需求，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突出对人的生命和精神生活的关怀，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并通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提供物质保障。

三、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的实践理路

面对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发展张力、社会动因和国际诱因的外在张力、理论阐释和社会实践的内在张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应当增强理论的科学性以彰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合理性，增强现实解释力以强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原合法性，发挥实践引领力以凸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动实践性。

(一)增强理论科学性，彰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合理性

理论的科学性来源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来源于客观实践对现实世界产生的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坚持人民立场，其理论科学性一方面表现为理论体系自身就能满足形式逻辑的自洽，另一方面表现为能立足现实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历史发展作出科学的解释，即内容的科学与自洽。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现实被生活于现实世界之中的人所关心。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必须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不断吸收科学的新的因素，促进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不仅是为了实现理论体系的逻辑自洽，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形式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为人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思想武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支撑和探寻现实路径，在两个舆论场的交汇互动中彰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科学性，化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张力为发展动力，不断推进两个舆论场的融合发展。

(二)增强现实解释力，强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原合法性

面对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力量博弈，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应增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价值观之争的背后是制度之争、道路之争，实质是人心之争。”[5]310意识形态之争实质上也是人心之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解释力就要坚定“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凝聚人心，获得认同，培育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共同情感、共同理想、共同精神，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打好坚实基础。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解释力的关键在于实现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焕发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理论体系的生命力，强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原合法性。要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回答时代之问、实践之问。正如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所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和思索无法绕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和广泛影响力的现实体现。”[5]296马克思主义不是本本，也不是教条，而是思想武器和方法体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要在把握本原的基础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9]。这样才能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解释力，强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原合法性，彰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自洽性，才能驳斥西方对我国的污名化言论，才能顺应时代潮流遏制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回头浪，从而改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国际舞台上舆论失声、失语、挨骂的不良局面。

(三)发挥实践引领力，凸显我国意识形态的生动实践性

作为理论体系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批判不是其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4]4要发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引领力，关键在于实现理论大众化，使其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大众化是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由理论化、抽象化的话语体系逐渐转变为具体化、生活化的行动指南的过程。有研究表明，“文本大众性越强，理论大众化的成效也就越突出”[10]，理论大众化的程度越高，其化大众的功能就发挥得越好，毕竟“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一方面，要搞好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推广与普及，提升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引导人们更加深入地学习、理解、认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将理论普及转化为人们对我国意识形态自觉、自愿的信任和认同。另一方面，要调动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使人们将理论认知转化为自觉行动，实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化大众，将理念与意图转变为实现理想的现实力量。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应当厘清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紧密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正确把握终极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一致性，清晰把握新时代的变与不变，追求美好生活，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的思想支撑和价值导向。要在实践中回应时代之问，关注现实，“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4]2，凸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自洽性、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