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纯梓

(湖南开放大学，湖南长沙 417000)

一、父子相互隐过的训释与儒家一贯倡导的持直守正道德原则相忤

《论语·子路》有这样一段记载：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177

对其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学者们大都感到疑惑。古代经师作了很多疏证辩说，力图在亲情和公义之间寻求一种合理解释。但按亲亲相互匿过隐恶的故训，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孝义两难、情理相悖的矛盾。非但如此，且将儒家所确立、恪守的“义以为上”[1]244的道德伦理体系轰然摧毁，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都蒙上了一层难以抹去的尘垢。“文革”中有些人借此大加挞伐，批判说：“这充分暴露了孔老二是一个两面三刀、惯于说假话的政治骗子。”“孔子鼓吹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为历代反动阶级所继承，成了一切反动派大搞宗派、结党营私、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的信条。”[2]有的学者现在仍坚持认为“父子相隐”是一种违法悖德、亲情至上的狭隘落后观念，危害了法律正义与社会秩序，并提出：“对于现实生活中某些屡见不鲜的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儒家的血亲情理精神也应该说是难辞其咎，……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它在诱发这些腐败现象方面所具有的温床效应。”[3]网络上更有人称孔子是“虚伪家的祖师爷”[4]，指责“儒家文化虚伪到了令人发指”[5]。

真的是这样吗？“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该如何训释，才符合经文原意和孔子思想，这是关系到儒家伦理乃至中华文化本根本源的问题，确有必要利用今天所能掌握的全部材料(含出土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取科学方法，破解文字密码，拨开千年迷雾，揭示其真正内涵。

古今解经者普遍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隐”作“隐匿”“隐讳”“容隐”理解。桓宽《盐铁论·周秦》：“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岂不欲服罪尔？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6]66皇侃《论语义疏》引范宁云：“若父子不相隐讳，则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7]925邢昺《论语注疏》：“子苟有过，父为隐之，则慈也；父苟有过，子为隐之，则孝也。孝慈则忠，忠则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隐，告言父祖者入十恶，则典礼亦尔。”[1]177-178钱穆直接将“隐”解作“掩藏”，认为父子相互掩藏其恶“亦人道之直”，“此乃人情，而理即寓焉”[8]。父亲犯了罪过，儿子替他隐瞒；儿子犯了罪过，父亲替他隐瞒；而且将这种相互隐瞒包庇纳入正义合理的范畴，这与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相违背，也与孔子本人大力提倡且一直信守的道德箴戒不一致。众所周知，中国古代长期处于以血亲为联系纽带的宗法社会，为了社会稳定、国祚恒久，很早就形成了崇德尚义、趋仁向善的文化传统，注重培养持直守正、著诚重信的君子人格。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开教授指出，在诸子百家之前很明确是一个德的时代，儒家的思想脱胎于之前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9]。

《尚书》作为古代政事之纪，其中“德”字凡203见[10]。圣圣相受的先王贤臣们反复强调：“克明俊德，以亲九族”[11]27、“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1]453、“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11]206。商王盘庚郑重告诫臣民若心存邪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11]239。福善祸淫乃天之恒道，“凡犯禁绝理，天诛必至”[12]。由此，历代圣贤对人的行为操守提出了一系列严格、明确的规范约敕，最主要的是立公心、行仁道、遵礼义、守诚信、明是非、止邪僻。《尚书·周官》：“以公灭私，民其允怀。”[11]486《逸周书·武纪解》：“本之以礼，动之以时，正之以度，师之以法，成之以仁。”[13]《墨子·贵义》：“万事莫贵于义。”[14]《刘子·履信》：“人非行无以成，行非信无以立。”[15]荀子还响亮地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16]385种种明训炯戒，形成了内圣外王的德性伦理。

孔子“之谓集大成”[17]447。他忠实继承并光大了自尧舜以来所形成的道德传统，在礼崩乐坏的周季竭尽全力弘道救世。他仁善笃诚，恪守直道，力主改过归正，鄙弃邪佞奸伪，旗帜鲜明地反对愚忠愚孝。《论语》里记载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1]229“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1]165“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1]213“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1]52《孝经·谏诤章》记载，当曾子问：“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18]47孔子回答说：“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18]48在《孝经·事君章》中，孔子明确表示：“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18]54在孔子看来，不义则谏，补过救恶，这才是大孝大忠。孔子这种思想主张在《左传》《荀子》《孔子家语》等典籍中也有记载,如《左传·昭公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19]1542又如《孔子家语·六本第十五》：“孔子曰：‘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君无争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无其过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国无危亡之兆，家无悖乱之恶。父子兄弟无失，而交友无绝也。’”[20]121再如《荀子·子道》：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孔子趋出，以语子贡曰：“乡者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16]386

孔子的这些言论清楚阐明了父子亲情上的道义原则，“当不义则争之”，不能盲目顺从，不能偏私遮掩。所谓“父失之，子得之”，是说父亲犯了错，儿子得以补察纠正。这里的“得”相对“失”而言，不单是察知，且包含有帮助改正、促使改正的意思。孔子历来十分重视改过。人之过失在所难免，孔子的认识和态度是“过则勿惮改”[1]121，“过而不改，是谓过矣”[1]216。他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1]84深为忧虑，期勉人们“能见其过而内自讼”[1]68，勇于徙义迁善。孔子清醒地看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1]49。立公心、去私情则寡过。他庆幸自己“苟有过，人必知之”[1]96。他对弟子们坦诚表白：“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尔乎。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1]93他为人坦荡正大，从不隐讳掩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小人之过也必文”[1]257，只有小人才文过饰非。

基于这样的理性认知、道德主张和君子素行，“吾道一以贯之”[1]51的孔子怎么可能在听到叶公夸耀他们那里有个躬行直道的人，“其父攘羊，而子证之”[1]177，就说出父子要相互隐瞒的话来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孔子对叶公说的这段话里前后两次提到“直”，一为“吾党之直者异于是”，一为“直在其中矣”。何谓直？直即正直，行道践义，无偏无党，不阿私，去邪恶。它是德性伦理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命题，是儒家理想人格的主要支撑。战国楚系文字“德”从直从心，鲜明而典型地体现了古人以“直”为德的本质属性这一伦理观念。《尚书·舜典》有“直哉惟清”[11]78，《尚书·洪范》有“无反无侧，王道正直”[11]311。《韩非子·解老》释义甚明：“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21]《论语》中22处论及“直”，其中18处表示正直，4处指具有正直品德的人，足以看出孔子对正直之德、正直之人极其推崇。《论语·颜渊》有“质直而好义”[1]167，“质直”与“好义”对应，“直”与“义”相通。《论语·卫灵公》有“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1]214，朱熹注：“直道，无私曲也。”[22]67孔子将“直”提到了人的生存法则高度，他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1]78人的生存在于正直，不正直的人能够生存下来，那是他侥幸逃避了本该降临其身的祸殃。孔子极力主张“举直错诸枉”[1]21，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置于邪曲的人之上。他对“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1]209的子鱼十分赞赏，由衷叹曰：“直哉，史鱼！”[1]209孔子对直德的肯定与提倡，在中国古代社会无以复加。

考察古代道德规范和伦理哲学，“直”还有“正人曲”的意蕴与功能。《左传·襄公七年》：“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孔颖达疏：“能以己正正人之曲，是为直也。”[19]978这一义项古时常用。《诗经·小雅·小明》有“正直是与”，《毛传》：“正直为正，能正人之曲曰直。”[23]939《鄘风·定之方中》有“匪直也人”[23]238，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直当读如正曲为直之直。”[24]俞樾《群经平议·尚书三》：“正直者，以正道相切直也。”[25]孔子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对此自然熟知，他所说的“直在其中矣”与“正人曲”不无关系。

父子相互隐瞒过错，与“直”完全悖反。朱熹说：“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22]56朱熹的这个观点影响很大，直到现在仍为学术界的倾向性看法。被列入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的《论语》(钱逊解读)同样认为：“父子相隐，是人之常情。孔子说父子相隐，直在其中，是从人情的角度，肯定这是人间真情的表现，没有矫饰。”[26]这种人情说从基本逻辑和义理上都经不起推究。子隐父过，让其陷于不义，而不予匡救，终受大辱；父隐子过，任其滑向深渊，罹难遭祸。这样既悖天理，又害人情，何直之有？既然孔子用“直在其中”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行为初衷与效果进行解释，认定施为者为“吾党之直者”，说明父子相隐的实际所指也在道义范畴之内，它和“直”存在合乎逻辑的内在联系。只是这种“直”与直躬证父之“直”在行为表现和效果上有所不同。这样一来，破解“隐”字的密码就成为我们探求经文真义的关键。

古代一些经学家已经觉察到隐恶瞒过之说难通，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隐”并不是全无是非、悖逆义理，而蕴含有是非不枉、几谏自讼的内容。何焯《义门读书记》：“何故隐？正谓其事于理有未安耳。则就其隐时，义理昭然自在，是非之理，即在恻隐羞恶之中，并行不悖。在中之解如是，原无所枉也。苟有过，人必知之，直之至矣。”[27]何焯认为“隐”的本身就体现了是非之理。王夫之承认父子相互隐过为“德之偏长”，他为之辩说：“凡一德之成，皆必顺乎性之所安，而不任其情之所流与气之所激。惟中国为礼义之邦，先王之风教陶镕其气质，而士君子以学术正其性情，故人咸有以喻其天性自然之理，则虽偏有一德者，亦不碍于大中至和之道。”[28]750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这种亲亲相隐不是简单、孤立地隐匿其过。“有几谏教诲以善之于先，特不济恶文奸以求逞于后。……礼以养之，义以裁之，不期然而自然。”[28]751王夫之将几谏教诲、礼养、义裁引进“隐”的义域。当代也有学者意识到父子相互隐恶的训解与儒家的德性伦理、孔子的一贯思想主张不相吻合，而对“隐”的真旨实义有不同的推测和领悟。有人说：“孔子所谓的‘子为父隐’并不否认儿子有持义劝谏父亲过错的义务，毋宁说持义谏亲是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29]有人说：“‘隐’不是包庇过错，而是为了启发觉悟，让他自己‘见其过而内自讼’，更好地认识改正。”[30]由于受“隐”的本义所牵，这些论述总是闪闪烁烁、遮遮掩掩、弯来绕去、扑朔迷离，未能直接、透彻达旨明理。《说文解字》：“隐，蔽也。”[31]305就“蔽”而论，无论如何辗转引申，它与恻隐羞恶、几谏教诲、礼以养之、义以裁之、持义谏亲、启发觉悟、认识改正等都是扯不到一起的。因而，这类添加于隐匿之上的“应有之义”只是一种推测附会之辞，不能信人，同样未能揭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真正涵义。

在前些年儒家伦理争鸣中，王弘治发表的《〈论语〉“亲亲相隐”章重读——兼论刘清平、郭齐勇诸先生之失》一文指出：“‘隐’一般也可以被认为是‘檃’的假借字”，“隐为‘矫正’是古代经师未曾注意发现的一个义项”[32]。廖名春先生对这一训解非常赞赏，并进一步补充新证，力挺其论[33]。由于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误读已久，自汉末开始多个朝代又将“亲亲相匿”纳入律例，以致人们普遍将亲亲相互隐匿过错看作儒家亲族伦理的固有内容。加之王弘治、廖名春等学者的疏证论析还不够充分，个别地方存有罅漏，辩驳诘难之声不断，矫正之说并没有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延续至今的儒家伦理争鸣，无论持哪一种观点的学者仍袭从旧训，偏执其理，曲为辩说，讼争依然未息。

二、“隐”读为“檃”是破解“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本旨的关捩确诂

联系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儒家伦理的价值取向，遵循古汉语文字的表意特征和发展演变规律，全面考察、深入分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中“隐”的确切所指及其所承载的思想意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断定“隐”通“檃”、表矫正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父亲帮助儿子改正错误、儿子帮助父亲改正错误应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本旨确诂。

(一)“檃”是出现较早的古语词，它与“栝”“檃栝”名异而事同

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檃”在春秋时期就存在于古汉语文字体系之中，并广为应用。《说文解字》收录了‘檃’字。虽然《说文解字》出自东汉，但许慎基于前人成果和当时的语言事实，对所收录的文字作了认真而广泛深入的考证稽验。许慎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覩，靡不兼载。”[31]316《说文解字》探源稽古，有根有据，确凿可信，当时世间万事万物都能从这本书里看到。许慎还特别提到编著《说文解字》时参阅查核了《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等古文版本。录入其中的“檃”是远古先贤适应生产生活需要而创造的、具有特定含义并应用于语言交际实践的文化符号和信息载体。与其他古语词一样，它同样具备“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31]316的特性和效用。

何为“檃”？许慎的解释是：“檃，栝也。”紧接着训“桰”(“栝”的异体字)：“檃也”[31]123。按照《说文解字》训释体例，“檃”与“栝”属于绝对互训词(又称标准式互训词、狭义互训词)。许慎采取这种以物释物、称名互易的方式解说字义，今人看起来虽有些茫然，但他已清楚表明“檃”和“栝”意义相同，所指称的是具有同样性质和功用的事物。据统计，《说文解字》中这类绝对互训词有200多组[34]，其中的名词如：“匏，瓠也”[31]18、“瓠，匏也”[31]150；“甑，甗也”、“甗，甑也”[31]269；“袂，袖也”、“褎(袖)，袂也”[31]171；“棚，栈也”、“栈，棚也”[31]124；“箝，籋也”、“籋，箝也”[31]97；“辕，輈也”、“輈，辕也”[31]302。这类绝对互训词绝大多数指称同一事物，只是名称不一样，少数有细微差别，其核心字义和基本所指则完全一致。由于时代久远，“檃”“栝”到底是哪一种物件，有何功用，典籍中没有见到对其单个字所作的具体描述和阐释，后人渐感生疏。值得注意的是，南唐徐锴将“檃”与“檃栝”相联系，释云：“此即正邪曲之器也。”[35]117传世文献中对“檃栝”的性质与用处阐述甚明，如《荀子·大略》：“乘舆之轮,太山之木也,示诸櫽栝,三月五月，为帱菜敝而不反其常。”杨倞注：“櫽栝，矫煣木之器也。”[16]369《荀子·性恶》有“故枸木必将待櫽栝、烝、矫然后直”，杨倞注：“櫽栝，正曲木之木也。”[16]315-316《荀子·法行》：“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櫽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16]391《尚书大传》：“夫檃栝之旁多枉木，良医之门多疾人，砥砺之旁多顽钝。”[36]《盐铁论·大论》：“俗非唐、虞之时,而世非许由之民,而欲废法以治,是犹不用隐括斧斤欲挠曲直，枉也。”[6]69

“檃栝”是用来矫正曲木、使之平直或成型的器具。将不规则的竹木置于檃栝之中，经过蒸煣，达到挠曲直枉的功效。现在湖南乡村竹艺匠人仍使用此类工具，其做法是在一根粗大的树干上横着凿出若干对穿的圆洞，洞与洞相隔一定距离，然后竖立起来，装置稳固。如果要把竹子弄弯，就将竹子穿过木洞(木洞起固定作用)，再用火烧烤，待竹子烤到有一定柔性后慢慢用力下压，使之达到所需的弧度，冷却后即成曲形。如果要把弯曲的竹子弄直，同样将竹子的一头伸进木洞套牢，用火烤煣后按水平线拉压使直。这种工具也可用于矫正曲木。原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现湖南开放大学)制作的《益阳小郁竹艺》专题片中有这种工具的实物展示，其功用与古书上所记载的“檃栝”一致。农耕文明的器具有着较为稳定的传承特性，从古至今无大的变化。这也可以证明，古代“矫煣木之器”确实存在。

“檃栝”是由“檃”和“栝”这两个绝对互训词组成的复合词。既然“檃栝”为“矫煣木之器”“正曲木之木”，其构词成分必然与之紧密相关。王筠《说文句读》：“古书多檃栝连言，许君则二字转注，以见其为一事而两名，群书连用之为复语也。”[37]766本文列举的绝对互训词大多都有连言用例，有些后来已经固定为复合词。再如“栊”和“槛”单用，字义为关养禽兽的栅栏，“栊”和“槛”连用亦指关禽兽的笼槛。祢衡《鹦鹉赋》：“顺栊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38]“薪”和“荛”单用表示柴火、柴草，复合词“薪荛”同样指柴草。《孙膑兵法·十陈》：“薪荛既积，营窟未谨。”[39]“檃栝”与此类似，“檃栝”即“檃”，“檃”即“檃栝”。古代经学家就常以“檃栝”(櫽栝、隐括)释“檃”(隐)。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有“君子慎隐煣”[40]160，孙星衍注：“隐与檃通，谓檃栝。”[40]161《汉书·刑法志》有“劫之以势，隐之以厄”[41]922，臣瓒注曰：“秦政急峻，隐括其民于隘狭之法。”[41]923

南宋毛晃、毛居正父子所著《増修互注礼部韵略》指出：“揉曲者曰檃，正方者曰栝。”将“檃”“栝”二字的词义范围作了具体区分。王筠认为：“分为两义，盖非许意也。”[37]766按照《说文解字》释义通例，凡同类事物有明显差异的都带附加成分予以说明。如：“疾，病也”、“病，疾加也”[31]154；“桎，足械也”、“梏，手械也”[31]125。

许慎对“檃”和“栝”的解释未带任何附加成分，相互为训。周秉钧先生审校的《说文解字今释》直接点明：“檃又名栝。”[42]如果二者确有揉曲、正方之迥异，许慎断不会如此训释。例如“规”“矩”，“规”是正圆之器，“矩”是正方之器。《说文解字》所作解释是：“规，有法度也”[31]216，“巨，规矩也，从工象手持之”[31]216。而没有以“规”释“矩”，也没有以“矩”释“规”。

从以上分析可以推定，“檃”“栝”“檃栝”所指一也，都是矫正竹木邪曲的工具。

(二)“隐”通“檃”是本有其字的通假，先秦时期这一通假已成为语用常例

“正邪曲之器”的“檃”字从木，隐省声。字形两体相叠，笔画繁多，难于书写契刻。由于古代书写工具和承载媒介落后，古人用字有从简求易的习惯。春秋时期，“櫽”就常常省作“隐”。战国以后“檃”字渐而不用，凡表“櫽”义都以“隐”代之。对这种用字现象，古代学者早有察识。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古今皆借隐字为之。”[35]116王筠《说文句读》：“亦省作隐。”[37]76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檃，亦作櫽，亦假借作隐。”[43]这种用字现象在古典文献中屡见不鲜，桂馥就列举了多个例证：

《书·盘庚》：“尚皆隐哉。”传云：“言当庶几相隐括共为善政。”《大戴礼·卫将军文子篇》：“自设于隐括之中。”注云：“孔子曰：‘隐栝之旁多曲木也。’”《鬼谷子·飞箝篇》：“其有隐栝。”注云：“施隐栝以辅其曲直。”《韩非·难势篇》：“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显学篇》：“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圆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括之道用也。”蔡邕《郭有道碑》：“隐括足以矫时。”《公羊解诂叙》：“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后汉书·邓训传》：“训考量隐栝。”[44]

“隐”借作“檃”，字形上是简省，语义上属通假。徐灏《说文解字注笺》：“隐之本义盖谓隔阜不相见，引申为凡隐蔽之称。”[45]《故训汇纂》中所汇集的“幽蔽也”“翳也”“塞也”“匿也”“伏也”“藏也”“避也”“私也”“微也”“不见也”等义项[46]，都是由“蔽”引申而来。很明显，“隐”的词义与“檃”迥然有别，它们之间不存在转注关系。至于有的学者将“审度”认作“隐”的本来意义，也是经不起推究的,“审度”跟“隐蔽”没什么关联。《尔雅》郭璞注和《广雅·释诂》中提到的“隐，度也”[47]，是“隐”的假借义，这一意义来自“檃”(檃栝)。将曲木置于檃栝中蒸煣矫正，就引申有量度、审度之义，前人常以“隐审”“隐度”连称。故而，“隐审”“隐实”“隐校”“隐核”中的“隐”都应读为“檃”。凡古注为“度”的“隐”通常都通“檃”。

这种本有其字的通假，被通假字往往易于忽略，而将通假字误作本字。“隐”通“檃”并无形式上的标志，文本里只看到“隐”。若从“隐”的本义去理解，必然造成误读。只有从义理、文情、逻辑等方面悉心体会，加以分辨，弄清哪些是“隐”的本意本用，哪些是通假，才能正确理解文意。

(三)“檃”表纠正之意是有理据、合逻辑的直接引申，这一意义的“檃”(隐)在典籍中的应用并不少见

“檃”本是矫曲木之器，表名物之词，它能将弯曲、不规则的竹木矫正或使之成形。《荀子·性恶》《荀子·大略》《淮南子·修务》《韩非子·显学》《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盐铁论·申韩》对“檃”(檃栝、隐括)这一功用都有介绍和描述。

由矫正竹木之邪曲比况、转指纠正、规正人的错误言行，理据非常充分，极为自然顺当。可以说规正、纠正是“檃”(檃栝)的本然之性、应有之义。在古代文献中“檃”借“隐”表达审度、纠正意义的语例屡有所见。如学者们经常所举的《尚书·盘庚》“尚皆隐哉”，整段话是：“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11]244-245这是盘庚完成迁殷大业后，对各位诸侯、公卿和吏属的儆戒之辞。对其中的“隐”，孔安国传：“言当庶几相隐括共为善政。”[11]244孔颖达疏：“幸翼相与隐审检括，共为善政。”[11]245孔传以“隐括”释“隐”，孔疏将“隐括”解释为“隐审检括”，十分切合文意。盘庚迁殷遭到来自多方面的抵触和反对，盘庚既迁，敕令各级官吏严格约束、规正自己的行为。盘庚要求他们照顾怜恤民众，对民众施与恩惠，不要贪婪、聚敛财宝，并表明自己不会任用自私贪财的人，只敬重选用帮助民众谋生、养育民众并能使他们安居的人，强调对这些提倡和禁止的意见必须遵从勿违。这段话没有涉及如何对待迁殷的问题，而是希望官员们纠正过去不正确的思想认识和举止行为，回到公廉恤民的正道上来。因而前面的“隐”字绝对不是一般的省度、考虑，它表达了隐审检括、使就绳墨的意义。这是汉儒最早指出的“隐”“檃”相通、表矫正的典型用例。《熹平石经》中“隐”作“乘”[48]，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乘之本义为升为登。”[49]《国语·周语》有“从善如登，从恶如崩”[50]145的说法。尚皆乘矣，意谓要抛弃狭隘自私的成见旧习，登临善政之境。这与纠正意义相通。

古籍中“檃”(隐)表纠正用法的语例还有不少。《管子·禁藏》：“是故君子上观绝理者以自恐也，下观不及者以自隐也。”[51]360尹知章注：“隐，度也。度己有不及之事当效之也。”[51]362这正是“檃”所能表达的意义。“檃”可用以审度而矫正。“自隐”同“自檃”，即自我审度，努力改正。姜涛《管子新注》径解为“自我纠正”[52]，得其本旨。

崔瑗《座右铭》：“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李善注：“刘熙《孟子注》曰：“隐，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吕氏春秋》曰：‘内反于心不惭，然后动也。’”[53]李善采纳“隐，度也”的故训，又引《周易》《吕氏春秋》以申实义。这两句话中的安身、易心在传统文化中都有特定含义。晋潘尼说：“盖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进而指出：“故君子不妄动也，动必适其道；不徒语也，语必经于理；不苟求也，求必造于义；不虚行也，行必由于正。”[54]998“内反于心而不惭”出自《吕氏春秋·高义》，整段文字是：“君子之自行也，动必缘义，行必诚义，俗虽谓之穷，通也。行不诚义，动不缘义，俗虽谓之通，穷也。然则君子之穷通，有异乎俗者也。故当功以受赏，当罪以受罚。赏不当，虽与之必辞；罚诚当，虽赦之不外。度之于国，必利长久。长久之于主，必宜内反于心不惭然后动。”[55]无论安身、易心，还是内反于心，都突出一个“正”字，表明君子要适道缘义才能行动。从而准确揭示了“隐心”的真实内涵和价值意义。“隐心”当读为“檃心”，“檃心”就是正心，用道义规正其心。

廖名春所列举的《后汉书·安帝纪》中的“隐亲悉心”[56]157、《后汉书·孔融传》中的“隐核官僚之贪浊者”[56]1529、《晋书·宣帝纪》中的“欲加隐实”[54]4、《晋书·张辅传》中的“隐核名检”[54]1087等例，其中的“隐”都通“檃”，分别表达审度、核查、审察诸义。

古籍中还有一些用“隐”的语句，前人多以“隐”的本义训释，明显不洽文意，而用“纠正”释义，则怡然理顺，意切神通。如《中庸》：“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57]1425对其中的“隐恶而扬善”，《礼记正义》无注无疏。朱熹解释说：“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其善者，则播而不匿。”[22]3后人多将“隐恶”理解为“隐瞒恶事”[58]，“把别人不好之处隐藏起来”[59]。隐瞒恶事和人的不好之处，这与守死善道、鄙弃邪恶的道德传统完全背离。无论贤与愚、君与臣，这种背德行为都不可取。对善恶应采取何种态度，自古以来就有鲜明的主导倾向和道义原则。《国语·楚语》有“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50]528。《荀子·臣道》有“扬其善，违其恶”[16]184。《荀子·不苟》有“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16]30。《孝经·事君章》有“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18]54。《鹖冠子·天则》：“举善不以窅窅，拾过不以冥冥。”[60]徐干《中论·谴交》：“故民不得有遗善，亦不得有隐恶。”[61]《大戴礼记·文王官人》将“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饰其美，不隐其恶，不防其过”作为“有质者”[62]的优秀品德和应秉持的操守。《晏子春秋》以有无直辞衡量政治是否清明。晏子说：“臣闻下无直辞，上有隐恶；民多讳言，君有骄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辞；君上好善，民无讳言。”[40]148《贞观政要·贡赋第十三》深刻揭示了虚美隐恶的严重危害：“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63]遍检中华元典，未见有以隐瞒恶事劣行为美德而予以赞赏的。《中庸》里的“隐恶”也应读作“檃恶”，矫正过错的意思。它与古代文献中的抑恶、违恶、匡救其恶的语义指向和伦理规范是一致的。《中庸》论舜这段话实际上是肯定、赞美舜三个方面的德行：“好问而好察迩言”，言舜善于调查考察，从百姓浅近的俚言俗语里了解政风民情；“隐恶而扬善”，言舜对不好的加以约束、矫正，对美的善的努力发扬光大；“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言舜治理天下力避过与不及，允执中正之道。有此三德，舜就可称得上有大智慧的圣君。将“隐恶”作“檃恶”训解并不值得惊异，“檃”是古代习见常用之物，矫曲正枉之效为当时人所共知，用它来表达舜对人们不好的言行予以纠正，使之合乎规范，是十分自然合理的，也符合舜的帝王身份。有些学者以舜帝隐恶扬善作为父子相互隐恶的论据，完全是一种误解。

另外，《礼记·檀弓》中提到“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事师无犯无隐”，郑玄注：“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无犯，不犯颜而谏。”[57]169若依此训，把父母亲的错误、缺点都隐瞒起来，当然就不存在“犯颜而谏”了。为什么后面还用转折连词“而”，要求做到“无犯”呢？同样，对君王敢冒天威、竭诚谏诤，当然就不会隐匿其过了。再说“无隐”岂不多余？对师长既不犯颜直谏，又不替其隐瞒过失，岂不矛盾？这三个句子里的“隐”同样可读为“檃”。“事亲有隐”类同于“事父母几谏”。发现父母有违礼悖义之处要诚恳、委婉劝谏，并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其绳愆纠谬。“无犯”指不能贸然冲撞，粗鲁冒犯。事君则不同，可以犯颜直谏，语其得失，但只能补察时政，建言献策，劝其救失纠偏，而不能僭越擅为，代君发令，搅动天下。韩愈《过鸿沟》诗：“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64]在我国封建社会，朝廷无论面临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危机，臣僚忠肝义胆、尽力规谏，君王开诚纳言、革弊兴利，就能臻于清明强盛之境。事师与之亲密接触，相与切磋，教学相长，不会冒犯，也无须专意帮助老师纠正过失。正人之过犹如矫揉曲木，主要靠外力作用而成。因所事对象不同，“有隐”“无隐”各殊，合情合理。

“隐”(檃)由纠正过失又引申为“正”。《易经·系辞下》：“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王弼以“微”训“隐”，将后一句解释为“事显而理微”[65]。这是不确切的。肆者陈也，纵也，并无显义。“隐”与“中”相对应，也非幽微义，而是“正确”的意思。“事肆而隐”是说陈述的事情很多，涉及面甚广，而道理中正，不偏不倚。

“隐”通“檃”的纠正、规正用法后来为“檃栝”(隐括)所代替，这种例子在古书中不胜枚举。如《韩诗外传》卷一：“磏仁虽下，然圣人不废者，匡民隐括，有在是中者也。”[66]何休《春秋公羊传》序：“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67]7刘勰《文心雕龙·指瑕》：“若能隐括于一朝，可以无惭于千载也。”[68]孙绰《桓宣城碑》有“隐括真伪，擢奇取异，不轨常流”[69]。董逌《广川书跋·蔡邕石经》：“独蔡邕镌刻七经，著于石碑，有所检据，隐括其失。”[70]葛洪《抱朴子·酒戒》：“是以智者严檃括于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检之以恬愉，增之以长算。”[71]

大量的语言事实证明，“檃”(隐)、“檃栝”(隐括)用作动词，表纠正、规正，是古代习语常训，其应用较为广泛而频繁。有学者认为“直”或“矫正”之义是在“隐栝”“檃括”的用法中才有的[72]。这既不符合语言事实，也颠倒了源流。

(四)“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读为“父为子檃，子为父檃”，既通于训诂，又切于义理

通过深入考察分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应读为“父为子檃，子为父檃”。即当父或子犯错时，应相互规谏，主动帮助对方予以纠正。这在文字训诂上完全讲得通，更重要的是与自五帝三王以来就已形成具有主导倾向的崇德尚义、著诚重信传统，以及早期儒家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163、“事父母几谏”、“义以为上”、“敬而无失”[1]159、“身不陷于不义”[18]48等亲族伦理思想和直道精神相吻合。父亲帮助儿子纠正错误，出于父之严慈与絜矩之道；儿子帮助父亲纠正错误，出于子之孝诚和道义担当。

孔子态度鲜明地反对直躬证父，不赞成亲族内部采用谒吏告官的方式处理“其父攘羊”这类过错，而主张在公门、法律未介入之前，在事情还未形成最后定局，还没有到无可挽回、无法弥补的地步时，父子之间要尽力规劝和帮助对方纠正错误、弥补过失，并主动承担可承担的责任，以减轻或消除危害与祸患。所谓“门内之治恩掩义”[57]1673，就是在宗法亲族的帷幕下，出于真孝至爱和感恩报恩心理，通过血缘亲情的感化和推动，着力于相互规正，以消灾弭祸。各人都视亲过为己过，将改亲过当己责。这就实际上履践了公义原则和直道精神，实现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价值。有人称之为第三种公正。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竹书《内豊》篇就明确阐述：“君子事父母，亡私乐，亡私忧。父母所乐乐之，父母所忧忧之。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止之而不可，隐而任之，如从己起。”[73]这段文字为“亲亲相隐”的正确训解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佐证。其中“隐而任之”的“隐”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隐”字同义通。有的整理者将此字读为“憐”[73]。“憐”与“檃”音近，可通假，亦表纠正之意。“任”就是担负责任。父母有不好的地方要努力谏止，谏诤未被接受，就自行替父母纠正，主动担责，如同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正是“父为子檃，子为父檃”的真意所在。

在儒家伦理争鸣中，有学者举出“《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及相关例证，说明汉以前有为君主隐恶饰过的倾向，用以为亲亲相互隐恶之论张本。实则“讳”与“隐”是有区别的。 “讳”即有所顾忌不敢说、不忍说、不愿说，或改换说法。“隐”则是有意隐瞒事实。讳言所涉及的并不全是劣行恶事，如“避其名”“死曰讳”，而要隐瞒的必定是不好的事情。王四达先生在《也谈“亲亲相隐”之本义》一文中所列举的几个例子都不能看作替君王匿恶。《春秋·宣公元年》：“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卫。”[19]586《公羊传》以“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67]320-321为由，认为此处“放”有“近正”用意。我国台湾学者傅隶朴指出，胥甲父是否待放三年不离，晋侯是否限令其三年不得擅离，都未有交代，所以这一解释无论是经义或是史实都极含糊不清[74]。由此表明《公羊传》对“放”义有所误解。《说文解字》：“放，逐也。”[31]84将犯罪的人放逐到边远地区，这是一种从宽惩罚措施，杜预释之为“宥之以远”[19]586。《左传·宣公元年》：“晋人讨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卫，而立胥克。”[19]588据《左传·文公十二年》记载，秦晋河曲之战，臾骈发觉秦军有逃跑企图，提出急速进攻。主帅赵宣子纳臾骈之谋，而胥甲父与赵穿挡住营门，阻止出击，使秦师夜遁。因胥甲父有不用命的罪过，而遭到晋侯放逐。《春秋》实录其事，根本就没有隐讳，这哪里谈得上是“因为大夫本无罪而去，又不可扬君之恶，故假出奔之例而言‘放’，引罪于己，若为君所放”[72]呢？《礼记·坊记》有“善则称君，过则称己”[57]1407，这是一种公忠自厉、敢于担当的为政之德。不但贤臣如此，明君亦如此。《尚书·汤诰》：“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11]201《尚书·泰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11]277《尚书·冏命》有“惟予一人无良”[11]531。这难道是君王为臣属、为百姓隐恶吗？在《坊记》里孔子还说：“善则称人，过则称已，则民不争。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怨益亡。……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57]1407这与“隐恶”有本质不同。至于孔子说昭公知礼与事实不符，明显不是有意隐瞒。经人指出后，孔子自知其错，叹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1]96言不副实即为过，孔子深为自责。无可讳言，古代也不乏隐恶匿愆的伪言劣行，但都是受主流意识排斥和鄙弃的。我国古代历朝历代都设立言官，选拔公廉介直之士察失规过、补偏救弊。直言谏诤，不避亲嫌，一直是明君圣主所倡导和鼔励的。

还有一些学者以舜窃负而逃、石奢私父伏罪为例，以证子为父隐恶自有由来。舜窃负而逃出于《孟子·尽心上》，并无说服力。一则这是虚拟之事，无可稽考，不能据以论理。二则孟子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生活时代与孔子相距近两百年，其思想体系一脉相承，却存在较大差异。在人伦关系上，孔子总是先君臣而后父子，先公义而后亲情，他明确指出“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20]120，认为“义”是大原则大前提，“孝”是“义”的根本。孟子则把“父子有亲”置于“君臣有义”之先[17]243，提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17]355。舜窃负而逃、乐忘天下就是孟子依其伦理思想所构拟的理想范式。三则在《论语》中孔子5次论舜，极为赞赏舜举贤任能、无为而治、勤苦为民、正直无私。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1]106“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1]208这跟孟子所说的其父杀人窃负而逃、弃天下如敝屣的行为与境界大相径庭，说明孟子论舜恰恰是对早期儒家亲族伦理的偏离。而石奢之例反而与“子为父檃”“如从已起”在精神实质上具有一致性。据《韩诗外传》卷二记载：“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为理。于是道有杀人者，石奢追之，则父也，还返于廷。曰：‘杀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废法，而代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锧，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义也。’遂不去铁锧，刎颈而死乎廷。君子闻之曰：‘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诗》曰：‘彼己(其)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谓也。”[75]此事又见于《吕氏春状·高义》《史记·循吏列传》《新序·节士》等典籍，流传广远。石奢将其父杀人、自己“私其父”之事当廷禀报，没有一丝隐瞒。虽在前徇情失法，而后为守职践义自伏斧锧而死，显示法不容情，公义不可违背。时人将石奢的行为与“子为子隐，父为子隐”“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相联系，这就说明“子为父隐”并不是隐匿放纵父恶，而包含有勇担其责、毫不含糊地维护法度和坚守道义的内容，“邦之司直”也就体现在这里。

三、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误读误解的原因探究

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误读误解肇自汉儒。出现这一情况有其复杂而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一则自周迄汉时隔数百年，其间战乱频仍，暴秦焚坑，华夏文化惨遭摧残，《论语》的传播也受到很大影响，《古论语》《鲁论语》《齐论语》已失其二。因无丰富的原始材料相资，学者们传抄文本解经，忽略了“隐”为“檃”的借字，而作了蹈常袭故、有忤原意的理解。二则汉武帝为巩固中央集权，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奉儒家学说为正统思想。儒家崇尚孝悌、畅行仁道，形成了仁孝统一、富于深刻内涵的宗法伦理体系。孔子曾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3汉儒偏颇地将顺亲之孝作了绝对强调和极度张扬，视父子相互隐恶为“天理人情之至”，指出“父为子隐者，欲求子孝也”[7]925。在亲亲的旗幡下赋予隐恶说以合理性，掩翳、摒弃了规正大义。三则汉承秦制，汉武帝铁腕治国，不避亲贵。为解决当时的流民问题，颁布了舍匿法，又称首匿相坐法，严禁容止、藏隐流民。首匿相坐法的执行很严酷，凡藏纳流民、不予举报者，亲朋邻里一律连坐伏法，杀人无算。《盐铁论·周秦》记载：“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闻。”[6]66首匿相坐法的施行加剧了社会矛盾，引发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此时的执政者以误读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作为矫枉的理论依据，将亲亲相隐匿援引入律。汉宣帝于地节四年下达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41]176自此，后世司法实践多予效从，以亲亲的诚爱容忍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根基。

质其实，“子首匿父母”“父母匿子”与“子为父檃，父为子檃”，其行为的性质、效果完全不同。只强调亲亲相匿，以遂自然之人情、天伦之诚爱，是不长久、不稳固的。即使就其隐时，义理昭然自在，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总是存在危险。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王夫之所言：“执法在国家，公论在天下，而究未尝枉也。”[28]751一旦恶事暴露，就会受到惩罚制裁。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也并没有真正、全面施行过亲亲相匿之法，谋反、谋大逆、叛、降等大罪从来都排除在外。汉献帝的诏令规定，犯了死罪时父母为儿子隐瞒、丈夫为妻子隐瞒、大父母为孙子隐瞒的，要上报廷尉，以决定是否追究首匿者罪责，而并没有一律免于治罪。不少朝代都施行连坐法，甚至株连九族。我国现行刑法中还设置有窝藏、包庇罪。联系古代的司法实际，更显示儒家提倡“义以为上”“父为子檃，子为父檃”之可贵。另外，这种亲人之间相互规过矫错与现代法律中的亲属容忍规定并不矛盾，法律上容忍并不排斥帮助亲人悔过改错。存心隐恶护短、包庇纵容与不强制父母、子女、配偶到庭作证也是有原则性区别的。因而，用亲亲相匿入律来证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父子相互隐恶，也是说不通的，且有很大危害。

四、正确释读“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重要意义

在《论语·子路》里，孔子并没有对直躬证父这一具体事件直接进行评议，而是以“吾党之直者异于是”转换拓展，将“父为子櫽，子为父櫽”作为具有普遍规范、约束和导引作用的伦理原则提出来。这种亲亲之间缘于情、重于恩、准于义、括于礼的相互规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大踏步向法治社会迈进的今天，仍具有积极进步意义。如果每个家庭的成员都确立明确的是非观、善恶观和荣辱观，知道哪些事可为、哪些事不可为，当亲人出现犯错苗头，或误入歧途时，相互规谏劝止，相互矫枉纠错，就会减少过错、恶行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铲除腐败和违法犯罪的土壤和根基，净化社会环境。

长期以来由于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深度误读，让孔子一直蒙受冤屈，成了伦理思想史上实实在在的“冤大头”。所谓“孔子哲学的主导精神实质上是一种不仅赋予血缘亲情以本根地位，而且赋予它以至上意义，强调它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76]；所谓孔子“将‘父子相隐’的血亲规范置于‘诚实正直’的普遍准则之上”[77]，“希望人们不惜牺牲诚实正直的社会公德，通过‘父子相隐’来维系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从而明确地将家庭私德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78]。这些完全是人为强加的。另有一些人援引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容隐制度(西方国家法律中则有亲属拒证权等)，将亲人之间平时的相互隐恶匿过视为金规铁律，认为这是“个体的一种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79]14，“是符合人性的、具有普遍性的观念”[79]18，“对于正常时代一切正常的人来说，‘亲亲互隐’的合情合理性无疑是不言而喻的”[80]。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简单比附和在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文本误读前提下的发挥，同样偏离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支撑的儒家伦理基本精神，是用自己的观点对孔子言论的主观诠释和曲意辩解。为何亲亲之间只有相互隐匿其过才是符合人性的？难道父子兄弟相互规过纠错就不是基本权利？难道亲情与公义必定完全对立、水火不容？一字之误训，一语之错解，对中国哲学思想乃至整个传统文化产生的不好影响至今未能肃清，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尤为深重。正如老舍所说：“以前，中国人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于是隐来隐去，就把真理、正义全隐得没有影儿了。”[81]

在新时代，我们以科学求真、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儒家伦理刮垢磨光，还原本真，发掘其中的积极因素，剔除有明显时代局限性的落后成分，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整治和预防塌方式腐败、家族性腐败，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绵邈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