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世行，陈必应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作为轴心时代①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众多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1]诸子百家相互争鸣，“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2]1746的学术繁荣现象无疑是这“猛抬头”与“迈开了大步”中的重要成果。在诸子百家之中，与影响深远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或是各具特色的兵家、农家、医家、纵横家等学派相比，名家在文献记载中往往以一种尴尬的形式和地位存在。虽然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列其居六家之一并评价：“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3]3291《汉书·艺文志》更是探其学之源流：“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析乱而己。”[2]1737然而学说思想的苛察缴绕与不绪而亡的学派命运，使得名家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皆多受微词。儒家批其“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4]93-94。道家云其“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5]1112。甚至到了后世连其学派有无亦成悬疑，如胡适就主张：“因为家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