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骏 左小云 黄 晔

围产期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PPD)影响14.7%的女性[1]，造成较大的家庭社会的负面影响。从社会心理角度研究PPD的文献众多，但多为单个或多个因素直接对症状的研究，缺乏因素之间互动研究。本文从社会逆境的应激角度，将传统文化与抑郁心理因素、围产期生理特点相结合，分析PPD的发展形成，探讨相应的模块化干预，为处于围产期女性群体的心理健康预防工作作贡献。

1 PPD的心理-生理-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逆境作为应激源，通过人格、认知、情绪、应对等因素间接影响个体精神障碍的发展和形成。抑郁易感人格是指在外界压力交互作用下，个体更易于抑郁情绪持续增长或者罹患抑郁症的稳定特征[2]；易感特征和应激生活事件的联合影响，成为PPD症状水平的重要预测指标[3]。

1.1 PPD易感人格与心理因素

人格的组成结构是气质(神经系统活动特性)与性格。气质与先天遗传相关；家庭环境、社会文化等因素对性格的影响较大，形成对自我和外界的认知评判、行为方式。

抑郁认知理论主要有：Beck的认知理论认为，个体早期经历形成一套关于自我和世界的消极信念系统，平时不易被觉察，处于潜伏状态，当负性事件发生时被激活，产生自我认知偏差，以否定悲观的方式对信息过程进行解释，出现抑郁症状[4]。Abramson的绝望抑郁理论提出，个体将负性事件消极归因为自身能力缺陷，推断负性事件整体长久稳定影响生活，正性事件局部短暂存在。该推理方式导致个体感觉丧失对事物的控制能力，继而认为自己无价值，出现无助感和绝望感，即抑郁状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