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煜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中国古代文人往往不仅能“通一经”，更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政治有深切关怀。这种传统自先秦孔子时便已奠定，“士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也说“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中国古代文人大都“一再标榜他们对于‘道’、‘义’的信仰和为其实现而奋斗、殉身的志向”。么书仪认为，受儒家学说影响的中国古代文人，基本都有以道自任的强烈意识，他们认为自己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追求与实施“道”的责任，这构成了中国“文人”思想性格的一大主要特质。[1]从这一方面讲，中国古代文人与近代西方现代知识分子非常类似，不过，“知识分子”必须“超越一定的社会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富于使命感，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企图以自己的思想、人格给社会以影响、启示”，[2]而中国古代文人则往往无法实现这种超越，只能依附于政治势力或社会集团，因此，其心态往往会由于理想与现实的断裂而呈现出复杂矛盾的状态。《传奇》是唐人传奇集鼎盛期的一部代表作，据周楞伽先生考证，产生时间当在咸通（公元860年—874年）末，最晚在乾符（公元874年—879年）初，[3]此时距安史之乱爆发已过去一百余年，距唐朝灭亡只剩下三四十年，曾遭重创的唐帝国大厦已然摇摇欲坠，此时弥漫在唐朝上空的，只有藩镇与宦官带来的挥之不去的浓重阴霾。因此，作为社会最敏感的阶层，晚唐文人对此时已然无可挽回的政治局面，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悲观消沉的“末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