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霖 谭卫华 郑立羽

近年来，“优逝善终”理念在临终关怀的制度设计、组织运作和干预行动中受到广泛重视，它意味着专业机构要在充分尊重临终患者自主权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控制疾病的进展，减少生命末期患者的身体与精神痛苦，延长生存寿命、提高临终质量[1]。对于晚期癌症患者而言，临终过程可能伴随着躯体疼痛和心神难安，因此对他们的身心疗护是临终关怀的重点。现有研究分别从量化[2]与质性[3]、医学人文理念与行动干预[4]等角度对身体和心理疗护进行了探究，其共识之一是，患者对生命意义的感知有助于优逝善终目标的实现[5]。

本文所指的“意义”以患者对事件或行动的认识、判断为基础，它不去求证对错、真假，只要患者将生活实践或者经历赋予了意义，就是我们要去发现的“意义”。有研究认为，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6]、伦理规范[7]、宗教主张[8]等意识形态关联着生命意义，患者的临终体验能够与这些意识形态相亲和，并被后者所升华。这些意识形态大多是在长期的社会演进过程中沉淀而来，其本土性对我国的临终关怀服务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是，它们难以完整对接具有高度差异性的临终生命体验，研究者关于体验和意识相互亲和的观点更多是一种想象，换言之，那些拥有相似生活经验与生命体悟的人群能够被传统价值观所引导，而另外的群体则很难为之触动进而放平心态面对病故。问题在于：更贴近患者身心状态的、差异化的生命意义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