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越 童辉杰

根据进化心理学理论，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是个体处于安全、有利的环境中所产生的情绪，积极情绪能扩展个体的认知能力，构建个体的人际资源和社会资源，因此积极情绪是幸福的重要成分[1]。作为压力管理策略之一的冥想，对状态焦虑甚至特质焦虑起减缓作用[2]。时至今日，冥想因其改善情绪健康状态的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3]。在许多研究中，两种心理训练干预措施，即正念冥想(mindfulness meditation)和爱善冥想(loving-kindness meditation)，被强调为产生积极情绪的手段[4]。可见，这两种冥想对积极情绪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承认的。国内对正念冥想的研究多关注其在缓解压力、焦虑，集中注意力等方面的作用，与情绪，特别是积极情绪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相对于其他冥想而言，爱善冥想还没有得到国内学者的较多关注，因此对其研究不多，了解也就难以深入。

本文整理和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冥想对积极情绪影响的研究现状，聚焦于正念冥想和爱善冥想，考察两者的效果与差别。在此基础上，探讨冥想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方法，帮助人们增加积极情绪，从而不断提升幸福感。本研究拓展心理学研究领域，加深人们对冥想的了解，对改善人们心身健康状态和追求人生幸福有一定意义。

1 积极情绪

积极情绪是个体由于体内外刺激、事件满足个体需要而产生的伴有愉悦感受的情绪[5]，是积极心理学中的重要研究内容。Fredrickson的拓展—建构理论认为积极情绪体验不但反映个体的幸福，而且有利于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长期的适应价值[6]。在这个理论模型下，积极情绪拓宽了注意力、认知、行动的范围，建构了身体、智力、社会资源[7]。在积极情绪的研究理论领域中，拓展—建构理论是目前影响最大的理论，激发了大量实证和应用研究展开并取得成果。从个人角度而言，积极情绪对消极情绪的消除效应的证据表明，人们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培养积极情绪以应对负面情绪，改善身心健康[8]。

积极情绪还可以通过建立心理复原力来提高生活满意度[9]。扩大到社会的视野来看，积极情绪是个体成长和社会联系的载体：积极情绪可以通过构建人们的个人和社会资源来使他们变得更好，给他们更好的未来生活[10]。积极情绪不仅对正常心理有益，对异常心理也有正面作用，Garland等[11]将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与情感神经科学结合起来，得到了积极情绪会对以情绪障碍为典型的精神病患者的烦躁、恐惧或无享乐状态施加抵消力的结论，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为治疗提供参考。在Garland等提出积极情绪的向上螺旋架构的基础上,Kok等[12]的研究更进一步详细地解释了积极情绪如何促进身体健康。

积极情绪对健康有益的证据还来自于很多临床心理学和医学研究[13]。低水平的积极情绪是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显著特征[14]，还与社交焦虑有关[15],特定的积极情绪——骄傲在社交焦虑起核心作用[16]。在压力期内，积极情绪的存在对生理、心理和社会应对资源具有恢复作用[17]，有助于高心理弹性的个体有效地从日常压力中恢复过来[18]。Shiota等[19]提供了建立在系统发育、神经科学和行为证据的基础上的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总结了积极情绪的核心特征和分化机制，丰富和充实了积极情绪科学的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追求积极情绪并不一定带来积极结果，还有可能会导致消极后果。李爱梅等[20]从心理和生理神经机制角度出发，探讨了追求积极情绪有降低主观幸福感、损害生理和心理健康、导致自我聚焦的可能性，提醒人们要以正确有效的方式追求积极情绪。研究者认为，冥想可以成为正确追求积极情绪方式的良好选择之一。

2 冥想

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宗教，似乎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也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与自己、与他人的相处方式，而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冥想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可操作的方法，使我们可以对深奥的佛教奥义和修行窥见一斑。人们进行冥想通常有两个目的：一是将冥想作为自我调节的手段，帮助自己克服心理或情感问题；二是将冥想作为意识中(积极的)转变的手段，使自己更好地理解生活，扩大注意力，获得智慧。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冥想进行心理治疗或获得个人精神进步。这两种目的之间通常没有明确界限，大多数冥想练习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同时追求两者的达到。

中西方学者都对于冥想的效果予以肯定。Sedlmeier等[21]的元分析研究全面概述了冥想对心理变量的影响，冥想在情绪变化方面起的作用很强。王玉正等[22]通过整理近十年短期冥想训练(训练时间短于8周)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发现短期冥想训练的主要效果包括：提升冥想水平、改善情绪状态、加强认知功能、增强创造力、减少成瘾行为、提高疼痛耐受、调节自主神经系统、减少皮质醇释放、增加分泌性免疫球蛋白A、改变脑电活动，甚至改变大脑蛋白质的神经可塑性。

2.1 正念冥想

正念冥想是一组以正念技术为核心的冥想练习方法，主要包括禅修(Zen)、内观(vipassana)、正念减压疗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和正念认知疗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MBCT)[23]。Kabat-Zinn[24]提出，正念强调时刻保持在当下，以非评判的方式保持一种警觉的、有意识的状态。正念冥想就是培养对当下的非批判状态的冥想练习[25]。

关于正念冥想，学者进行了涉及多种领域的大量研究。训练内容为MBSR，其对医护人员的压力管理和职业倦怠有很好的干预作用[26]，而且该疗法逐步用于慢性疾病，如癌症、慢性疼痛、失眠等的辅助治疗，在艾滋病、更年期综合征、肠易激综合征、血压管理及免疫力提高等方面的应用产生了良好效果，能够帮助人们改善亚健康状态[27]。对于患有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症状的青春期女生，正念冥想训练作为一种可行的干预措施，可以改善她们的执行功能和情绪失调的特定方面[28]。由正念冥想和认知行为的防复吸技术结合而成的正念防复吸治疗在物质成瘾领域有极大的应用前景[29]。总而言之，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正念冥想训练改善了不同临床或弱势群体的功能。

2.2 爱善冥想

现阶段，慈心禅作为正念之外的另一种在佛教中有重要地位、在实践方面有巨大应用潜力的传统禅修方式，已经引起西方心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关注[30]。爱善冥想，也被翻译为爱心冥想、仁爱冥想、慈爱冥想、慈心禅等，是一种增加温暖感和对自己以及他人关怀感的技术，能够培养无条件的慈爱。这种爱不会强求人或事以某种方式存在，而是接受自己、他人及生活的所有部分[31]。像其他冥想练习一样，爱善冥想需要人们以坐姿安静地沉思，经常是闭着眼睛的，最初的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鉴于正念冥想是以一种开放思想的(非判断式的)方式来训练一个人对当前时刻的注意力，爱善冥想就是以一种开放心灵的方式引导一个人的情绪朝着温暖和轻柔感觉的方向[32]。

正念冥想影响情绪加工，提高个人情绪调节能力[33]，而爱善冥想具有同样的作用，可以作为即时的情绪调节策略。在发展社会性方面，爱善冥想能够提升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激发幸福感和利他主义[34]，有益于良好的人际关系[35]。简短的爱善冥想就能减少种族偏见，积极的他人的情绪在其中起调节作用[36]。

站在促进心身健康的视角看待，爱善冥想可以非特异性地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也可以针对性地干预慢性疼痛[37-38]。爱善冥想可以干预具有阴性症状的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偏执型分裂症等疾病患者的特定问题和治疗效果[30,35]。爱善冥想还具有“净化”的功能，能够突破原有的心理功能障碍实现精神的提升。在冥想训练过程中，利用“慈心”疏导消极情感，能够替代负性的自动化思维，降低自我批评，增加自怜[35,39]。已有研究表明，不管是反刍或是自责，都与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显著相关。既如此，爱善冥想对这些心理问题的临床疗效是可以推断的。

有研究总结，正念冥想和爱善冥想已成为主流的心理干预或治疗方式之一[25]。

3 冥想对积极情绪的调节作用

3.1 正念冥想的调节作用

3.1.1 正念冥想增加积极情绪

正念本身就与情绪息息相关。前人研究表明，正念与消极情绪，如焦虑、抑郁、压抑负相关，与积极情绪，如主观幸福感、自尊等正相关。王宴庆等[40]对于正念和考试焦虑关系研究中，发现正念不仅可以直接调节情绪，而且可以通过改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来间接调节情绪，从而缓解考试焦虑。进行正念冥想训练帮助提升个人的正念水平，而正念水平高的个体对于积极情绪刺激有着更积极的体验。因此，正念冥想对积极情绪的作用可以通过理论来证实其存在合理性。

陈语等[23]的研究从理论和脑神经机制角度探讨正念冥想对情绪的调节作用，论证了正念冥想可以增加个体积极情绪。实证研究有王昕嫱等[41]对52名参加14天短期正念呼吸冥想训练的志愿者进行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冥想组的抑郁水平显著下降，积极情绪提高，消极情绪降低。

3.1.2 正念冥想与情绪调节过程

之前的研究证明了正念干预的关键机制在于重复的消极思维、认知和情绪反应、正念和自我同情方面的变化[42]。Boyle等[43]的研究结果对此进行了补充，其研究侧重于特定的情绪调节过程，专注于“反刍”和“自我善良”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他们发现正念之所以能够通过减少反刍和增加自我善良来对癌症患者的抑郁和感知到的压力产生效果，是因为一方面反刍与抑郁有直接关联，这在本文中不再赘述；另一方面，自我善良作为自我同情的组成部分，能够减少抑郁被试的消极情绪[44]。自我善良对压力减少的显著预测作用与研究积极情绪和压力复原力的相关文献得到的结论相一致[45]。由此，可以推断正念对积极情绪的影响是通过自我善良这个路径产生作用的。

关于Kabat-Zinn的基于正念的干预措施机制的理论认为，正念的培养触发了情绪调节过程，从而优化了心理功能并减轻了心理痛苦。但在Labelle等[46]基于正念的干预措施如何在癌症和其他人群中发挥作用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在这个背景下正念增加导致情绪调节程度增强的理论，以及这些功能方面的变化导致心理结果改善的理论都似乎过于简单。实际上，正念和情绪调节的结构可能是相互重叠的，变化可能是相互促进的。

3.2 爱善冥想的调节作用

有学者认为爱善冥想的总目标是培养对自己或他人的爱/温暖和仁爱的感觉，并增加积极情绪、同情和亲社会行为[47]。那么，爱善冥想和积极情绪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很多证据也证明了这种紧密联系。

每周花一小时来练习爱善冥想的参与者在广泛的情境中都增强了各种各样的积极情绪，包括爱、喜悦、感激、满足、希望、骄傲、兴趣、娱乐，还有敬畏，特别是在与他人互动的时候[32]。在参加为期12周的爱善冥想课程之后，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的积极情绪随着时间推移增加了[48]。还有元分析研究表明，爱善冥想可以增强日常生活中的积极情绪，而爱善冥想的持续实践可以提供短期的积极情绪[49]。Hofmann等[50]经过对进行为期12周慈心禅练习的较高抑郁水平人群的研究发现，慈心禅可以增加积极情绪，缓解抑郁症状，有显著的对于情绪障碍的治疗效果。Shahar等[39]关于自我批评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也表明爱善冥想可以减少抑郁症状，增加积极情绪。

可惜的是，国内针对爱善冥想的心理学研究仅限于宗教学基础上的概念探讨和内涵解读，实证研究近乎没有。即便如此，还是有学者看到了这个领域的价值，如曾祥龙等[30]整理和总结目前东西方对慈心禅的研究进展，阐明了爱善冥想在培养积极情绪方面的特殊效果。彭彦琴[35]梳理了西方心理学在慈心禅方面的实证研究及临床功效研究，论述了慈心禅促进积极情绪的功能，展现了慈心禅与心身健康之间的关系。

3.3 正念冥想与爱善冥想的比较

虽然冥想都来自于佛教中的禅修，但实际上不同种类的冥想运用的心理过程不同，人们在练习过程中的体验也是不同的。这些具体区别在于它们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功能，以及由语言、记忆和/或使用的想象组成的部分。详细地来说，爱善冥想是简单地想象一个人拥有中性的情绪状态或平静的微笑，并用类似“愿你幸福”“愿你成功”的短语祝福他[51]。而正念冥想则是更多地专注于呼吸，它与爱善冥想的影响自然是不一样的。Sedlmeier等[21]的元分析得到不同的冥想方法中各不相同的结论和Zeng等[49]的元分析得到的冥想过程中不同的情绪体验是造成冥想对日常积极情绪不同影响的因素之一的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

带着冥想训练在不同领域适用性的更多探索，不同类型的冥想训练对健康人群或临床患者的生理、认知和情感特征造成的变化需要进一步明确。所以，探寻不同类型的冥想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以及它们分别最适合于哪些特定的环境或人群成为研究的方向。基于此，有一些国外学者进行了正念冥想和爱善冥想对积极情绪作用的比较研究。例如，Fredrickson等[52]发现正念冥想与慈爱冥想都能改善情绪健康，并且与爱善冥想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积极情绪的试验假设相反的是，正念冥想和爱善冥想与积极情绪体验增加的联系是相似的。未来的研究或许可以尝试确定不同的情绪体验这一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冥想对积极情绪的影响差异。

4 问题与展望

首先，冥想的干预效果是即时性的还是长期性的，即冥想带给人们的是瞬时的愉悦心情(低唤醒程度的积极情绪)，还是较长的情绪体验(一般唤醒程度的积极情绪)，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和进一步明确。所有带有跟踪研究的文献显示，积极情绪在干预后仍然保持[35]。

研究者认为情绪(emotion)是相对短暂的离散的心理状态，可以是快乐、满足、热情等某一种情绪，而情感(affect)就更加长期和稳定，可以是类似乐观、幸福的概念。无论冥想带来的积极情绪是片刻的还是更长一些的，积极情绪的效果却是长远的。这种积极情绪的体验和经验逐渐累加，可以充分地向积极情感转换。对于情绪和情感概念的定义，Fredrickson[10]在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给出了分析和比较，还有其他研究者也在阐释上给予我们相同的帮助[19]。另外，也有文献在表述过程中将这两者视为同一种概念，直接混用[14,53]。Seppala等[54]在医疗保健领域的研究表明爱善冥想可以增强医护人员的积极情感。对于这种情况，研究者将这类文献纳入本文献综述内容范围内，一并考虑。

如果冥想效果是即时性的，还要对安慰剂效应进行排除。再者，有研究发现，干预前积极情绪较高的被试在干预后积极情绪更多，也更愿意继续冥想练习。在Lumma等[47]为期一年的纵向心理训练研究项目中，他们得到的爱善冥想在认知和注意力需求上的主观努力程度减少，喜爱程度增加的结论也是佐证之一。无独有偶，有研究表明，爱善冥想对中等唤醒情绪(即一般意义上的快乐或悲伤)有影响，但在低唤醒积极情绪方面造成的变化很小，这可以用Koopmann-Holm等[55]提出的论点来解释：所观察到的低唤醒积极情绪的增加，本质上是源于爱善冥想的价值或对它的预期，而不是真正的变化。为了避免预期，目前的一些实验室试验没有将这种练习称为“冥想”似乎是可取的[47]。所以，除被试本身心理状态之外，他们训练前对冥想的热情、期望和训练过程中的主观努力、喜爱也必须予以考量。

其次，国内有研究同时涉及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发现对外部施加的正、负性情绪刺激而言，冥想训练的调节作用是使人们的情绪反应趋向平和[56]。显而易见的是，这里的“平和”概念是中性的。正如冥想的来源——佛教文化崇尚的是平和的、平静的，而不是激烈的、兴奋的情绪体验。这种理念不仅在西方文化中受到肯定[55]，在东方文化的背景下受到更多人的奉行。大多数早期的研究都明确或含蓄地将积极情绪作为一个类别来处理，强调了它们与消极情绪和中性情绪状态的区别[19]，但也有国外研究者将这个概念视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积极情绪在跨文化条件下的内涵有所差异，所以国内研究者在研究开展之前，要先确定积极情绪的本质和类型。不同的积极情绪可能有不同的功能、有相当不同的影响，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冥想的干预和实践，使得结论更加清晰明了。这对于评估普遍性和文化特异性的程度也有一定价值。有积极情绪的存在，就一定会有消极情绪的存在。正如幸福的主观体验并不是个体没有消极情绪，而是拥有较高频率的积极情绪和较低频率的消极情绪[1]。有些研究结果发现在积极情绪提高的同时，伴随着消极情绪的降低。然而，有些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这个现象也需要学者对原因更进一步地探究。

最后，冥想、积极情绪与创造性思维三者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研究需要继续深入。冥想与创造性的关系逐渐被关注的当下，已有研究在不同程度上证实了冥想练习对创造性思维的积极影响。在认知层面上，正念冥想引起的离焦的注意状态，以及对认知灵活性的促进，有助于发散思维[57]。包括冥想在内的不同形式的禅修主要通过涉及无意识加工、语义连接的激活和注意调控与选择等的认知调控实现对创造性思维的积极影响[58]。然而，当我们从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因素角度出发，能够发现积极情绪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促进创造性的产生[59-60]。因此，郭英慧等[57]和束晨晔等[58]的研究中也从情绪调节的层面来考察了冥想对创造性思维的间接作用。他们得到了正念冥想对积极情绪的促进，有助于发散思维的结论。正念冥想能够通过有效的情绪调节间接地影响个体的发散思维，Ding等[61]在考察短期的正念冥想和放松训练分别对个体发散思维的影响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目前，研究者还无法确定冥想带来的情绪变化，尤其是积极情绪的产生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和影响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冥想”和“积极情绪”各自作为独立变量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又是如何产生的也尚未明确。

目前，冥想及其包含种类对积极情绪等各心理变量的作用机制有待探索，并且如何将已得到理论合理应用于实践，找出标准统一的利用冥想促进各类人群身心健康发展的方式、方法也还未实现。希望借本文提供一个未来研究方向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