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曹禺的笔下活跃着一个个形象饱满、个性鲜明、极富感染力的女性，如周蘩漪、花金子、愫芳、陈白露、丁大夫等人。以1938年为分界线，曹禺前期戏剧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洋溢着生命激情，充满了抗争的意志和气息，而在曹禺1938年之后的戏剧作品中，女性形象则基本趋于传统化，反而呈现出一种古典美，曹禺戏剧作品中这种女性形象前后期的变化主要与他审美追求的转变有关。

关键词：曹禺 女性人物 戏剧作品

曹禺可以说是刻画女性形象的大师，在他的笔下活跃着一个个形象饱满、个性鲜明、极富感染力的女性，如《雷雨》中的周蘩漪、《黑字二十八》中的韦明、《原野》中的花金子、《家》中的瑞珏、《北京人》中的愫方、《日出》中的陈白露、《蜕变》中的丁大夫，等等。她们或者性情刚烈、张扬自我，或者温柔贤淑、恪守传统，她们虽然身份、地位、身处的环境各不相同，但是曹禺把她们作为一个个鲜活而真正的“人”去描写刻画，凸显她们的人性，把她们的命运与整个时代和社会紧密联系，赋予这些女性以人格美与人性美。

有研究认为，以1938年为分界线，曹禺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类。1938年以前，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洋溢着生命的激情、充满了现代气息，而在他1938年之后的作品中，女性形象则基本趋于传统化，具有一种古典美。具体到作品中的人物，曹禺前期戏剧中的女性周蘩漪、陈白露和花金子等人，她们敢作敢为，勇于追求自我，处在被禁锢、被毁灭的迷途之中，不甘心被欺凌、被侮辱，拼尽全力挣扎着向前，最终没有逃脱悲惨的命运。她们的命运既显示出飞蛾扑火般的悲壮，又充满了雷雨般的力量。1938年之后，在《黑字二十八》（1938年）、《蜕变》（1939年）、《北京人》（1941年）、《家》（1942年）等作品中，与《日出》《原野》等作品中的女性大为不同，这一时期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多以温柔贤惠、无私奉献为主要特征。这一时期的丁大夫、瑞珏、愫芳等人，与蘩漪、陈白露和花金子等人刚烈的性情所不同，她们习惯了默默承受，为爱人、为家庭、为社会承受着苦难，她们温柔贤淑、善解人意、任劳任怨、恪守传统，在他人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实现着自己的幸福，体现出一种甘于奉献的质朴美。

曹禺戏剧作品中这种女性形象前后期的变化主要与其审美追求的转变有关。以《原野》为分界线，此前，曹禺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时追求一种张扬自我、充满反抗精神、渴望突破禁锢走出牢笼的个性美，表现出一种理想主义色彩。而后期的戏剧作品中，曹禺的审美观念逐渐发生变化，他开始关注女性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甘于奉献、恪守传统的美德，体现出一种现实主义。前期的女性人物可归为出走一类，她们以各自的方式去抗争社会、逃离家庭、抗争命运的不公、试图打破世俗的无形枷锁，不惜以毁灭自己为代价追求自我理想的实现；后期的女性人物则走在了回归的道路上，她们甘于为爱人奉献自己，为家庭默默奉献，为国家贡献力量，可以说，自1938年之后，曹禺正在逐渐收拾起“反传统的旗子”，“反身向传统回归”。在曹禺的笔下，包括陈白露、花金子、周繁漪在内的出走者、抗争者，表现出强有力的生命力和欲望，富有抗争精神；而后期的丁大夫、愫方等人则回归传统，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反映出作者不同的人生阶段的不同体验以及艺术想象。

一

“五四”之后，中国的现代戏剧逐渐发展成熟，受西方现代戏剧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各种新的戏剧思潮、戏剧观念十分活跃，追求个性解放、挣脱旧社会的枷锁是戏剧创作的重要命题，其中，尤其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解放格外闪耀。曹禺前期的话剧《日出》《原野》《北京人》中，有不少女性试图挣脱婚姻的枷锁，勇于改变自我以逃离现实的压迫与困境。这种觉醒的女性意识类似于易卜生笔下出走的娜拉，她们深陷于热烈、疯狂而迷茫的抗争中，体现出更为强烈的抗争精神。

《雷雨》的创作，曹禺把控诉的焦点集中在一个没落而腐朽的封建大家庭中，这个家里的女性，各自经历着不同的人生悲剧，她们的悲剧生动地揭示了封建制度对女性的璀璨与扼杀，话剧中几乎所有的女性都走向了毁灭的道路。

周繁漪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与善良的本性。她在17岁时被周朴园骗婚，至此开始了深受侮辱的生活，富足的物质生活与极度贫困的精神生活撕裂着、折磨着她，最终在后悔与自责中发疯。在《雷雨》中，繁漪可以说是一个极具抗争性的角色，她具有雷雨般的强烈性格。曹禺是这样描写繁漪的第一次出场的：“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压抑的蛮劲，使她能够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来像一團火那样热烈，恨起人也会像团火，把人毁灭。”作者在这里交代与揭示了繁漪的性格特质和情爱复仇的深层潜因。在与周朴园的逼迫与挣扎、摧残与抗争的对立关系中，她始终保持着生的希望，努力追寻着那一线微弱的希望。周繁漪是一个求生欲很强的女人，“郁积的火燃烧着她”，一方面她辗转于周朴园的情感冷漠、精神摧残和情爱禁锢中，保持着隐性抗争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又周旋于周萍的热恋与遗弃、逃避与阻拦中，当事情发展到不能挽回的时候，周繁漪索性豁出一切，如雷电般怒吼爆发，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甚至采用自毁的方式，向专制而无情的丈夫、冷酷而柔弱的周萍展开报复。在整个《雷雨》中，周繁漪暴烈而狂热、执着而偏执、倔强而冲动的“雷雨”式性格，体现出女性生命底层蕴藏的求生欲与抗争性。

与周繁漪的“疯狂与执迷”不同，《日出》中的陈白露承受着更多的“清醒”的痛苦。陈白露原本是一个向往自由、向往爱情的进步女性，最后却可悲地沦落为供他人玩弄的金丝笼里的鸟儿。鲁迅曾说过：“人生最大的苦痛，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陈白露的人生悲剧就是这样一种清醒却无路可走的路。

陈白露是大都市中的一个交际花，她一方面追求着奢华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又极度厌恶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陈白露曾受到过新思潮的洗礼，拥有过活泼而纯真的“竹均”时代，和大多数人一样渴望有一个意中人一起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她独自一人到上海闯荡，原本以为凭借着自己的年轻美貌和聪明才智，能闯出一条路来，却不幸落入各种陷阱，沦落为一个交际花，过着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然而虽身处困境，陈白露却没有自甘堕落，不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她认为凭借着自己的美貌和聪慧，即便是潘月亭破产了，也许会有“李月亭”“王月亭”之类有钱有权的人来供养自己。可陈白露始终是清醒的，每每夜深人静时她就感到空虚与迷茫，“她爱生活，又厌恶生活”。她厌倦了上流社会纸醉金迷、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糜烂生活，却无法抵抗与拒绝享受这种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一面在肉体上满足着她，一面在精神上摧残着她；她想要逃离这个地方，却又舍不得这个地方。陈白露对于自身的困境保持着十足的清醒，她同情和自己命运一样的人，一心想着救人，当她目睹了“小东西”被摧残蹂虐的境况，从这个女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向“小东西”伸出了援助之手。陈白露在痛苦的泥淖中挣扎着，想要反抗却力量不足，陈白露承认太阳快要出来了，但是太阳并不属于她，她只能沉没在黑暗中，所以，当她赖以寄生的银行家潘月亭破产时，她选择了在日出前服毒自杀，永久地沉没在了黑夜之中。“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曹禺把《日出》的结局安排在了日出的时刻，其反讽意义不言而喻。

周繁漪的悲烈、陈白露的绝望，她们为爱情、为婚姻、为家庭断送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甚至宝贵的性命。曹禺前期所创作的戏剧中，《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基本上都是属于现实主义作品，这些作品中女性的悲剧包含了曹禺对中国社会的初步反思和新旧社会交替中女性的悲剧处境。周繁漪、花金子、陈白露等女性历经千辛万苦勇敢地迈出了突破枷锁与禁锢的脚步，她们虽没有突出重围，却为之而努力过、抗争过。周繁漪曾说：“我是个人，一个真正活着的女人。”她深陷变态的情欲中无法自拔，在疯狂的报复中自我毁灭。陈白露在出走后走向了堕落，但又不甘心堕落下去，最后发现走不出一条新生的道路，在清醒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些女性的抗争既是对传统价值体系的背离，也是对男性专制制度的反抗。曹禺赋予这些女性以一种“娜拉式”的出走仪式，为当时的女性解放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二

1938年之后，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北京人》《家》的创作，标志着曹禺的戏剧创作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学界称呼这一时期曹禺的戏剧创作进入了“秋阳阶段”，这一时期，曹禺的心境逐渐从“郁热”转入一种“沉静”。体现在戏剧作品中，就是从《雷雨》《原野》时期的躁动向《北京人》阶段的沉静心理转化，曹禺开始转向塑造一些坚韧而贤淑、善良而淳朴的女性形象，表现出另外一种审美追求。如《北京人》中的愫方、《蜕变》中的丁大夫、《家》中的瑞钰等人，她们具有强烈的牺牲精神，对生活表现出宽容和忍耐，走向了回归传统和本性的道路。

《北京人》中的愫方是一个真、善、美的女性。她出生在江南的一个名门世家，江南的秀丽山水与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得愫方养成了端庄恬静、温柔体贴的性格。“苍白的脸上恍若一片明净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地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愫方的父母早亡，年幼时被送到了姨母家中去生活。正是这种孤苦无依而寄人篱下的生活，童年的不幸使得愫方习惯了忍受各种痛苦、歧视和侮辱。愫方不爱说话，“谁也猜不着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与哀愁”，然而她的性格是温厚而慷慨的，经常会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与繁漪、陈白露一样，愫方也热烈地憧憬着爱情，她把自己的幸福与快乐完全地放在爱人曾文清的身上，无怨无悔地为曾家奉献着自己的一生。愫方是哀静的，她总是忍耐着，把世间所有的悲苦都埋藏在心里。愫方的一生几乎是都是为了曾文清活着的，“他走了，他的父亲我可以替他伺候， 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甚至是曾对她恶言相向的曾思懿，愫方也能温柔地去爱护。愫方沉默地接受了命运的不公，用她的温柔善良包容了所有苦难，只愿曾文清能够逃出这封闭压抑的樊笼。然而当懦弱无能的曾文清狼狈地回到家里，愫方突然觉得绝望了，她的牺牲、她的忍受都不再有任何意义。此刻，愫方彻底打消了对曾文清保有的最后希望，意识到了自己之前的幼稚与无知，认识到她所爱的人是一个懦弱不堪的人。所以她决定逃离这个环境，在曾、杜两家争抢棺材时，而后面曾文清吞烟自尽的时候，愫方对于这个家的希望终于彻底幻灭了，她决定与这个封建家庭脱离，毅然决然地去开始新的生活了。

愫方的离家出走，既是对丈夫曾文清的绝望，也是对封建家庭的绝望。她有着自己的理想， 她的离开是必然的，曹禺在结尾处表现出一种理想主义精神，愫方在认清生活的本质、认清自己的悲剧命运时，重新选择人生道路，到广阔的“天涯”去寻找真正的“知己”。愫方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更贴近生活实际， 曹禺曾坦露塑造愫方这个人物形象的原因：“愫方是《北京人》里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部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成的。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可以说这是曹禺对一种理想人物及理想生活的期望与努力。正是因为经过了这样一种由死而生的“蜕变”，愫方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她身上的传统美德才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

1940年，曹禺完成了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剧本《蜕变》。《蜕变》中的丁大夫是一位抗日战争时期支援后方的医生。在剧作中，她只有姓而没有名，曾在海外留学，她在祖国危难之际，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投身于抗战之中。她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对待病人像是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丁大夫深明大义，舍小家为大家，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前线去，在小家庭与国家之间，丁大夫选择了报效国家，她曾说：“有一种人活在世上，并不是为的委委屈屈，整天打算着迎合长官，怕马吹牛，营私舞弊，这种人生下来，就预备当主人，爱真理，爱国家，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把公事看得比私事重。”可以说丁大夫是一个“英雄”，曹禺在时代的召唤下，一改以往那些以揭露“黑暗”为题材的创作，轉向去歌颂光明，歌颂英雄，歌颂奉献，这一时期剧作中的女性人物代表了作家本人对时代的观察与理解，体现了曹禺试图回归自我，恢复生命的本真状态。

结语

曹禺说：“我对自己作品里所写到的人和事，是非常熟悉的。我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高级流氓；《雷雨》《日出》《北京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太多了，有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是和他们朝夕相处。”曹禺的戏剧创作始终离不开对人的观察、体验、探索与研究，《北京人》中的曾皓就有着曹禺父亲的影子，同时曹禺的哥哥就是一个鲜活的曾文清的影子，而愫方则是依据曹禺的爱人方瑞的性格而塑造的。曹禺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女性的人物，不论是出走还是归来，是抗争还是牺牲，都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某一类女性，写尽了她们的爱恨情仇。曹禺曾说：“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于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我把人说清楚了。”

是的，曹禺把这些女性都写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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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常诚，山西传媒学院表演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表演理论研究与教学。？？？？？？？？？？？

编 辑： 曹晓花？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