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汉卿杂剧《窦娥冤》中的窦娥是一个非常苦命的平民女子，但她的身上却闪耀着高贵的人性光辉。然而部分现代学子并不认同窦娥舍己为人的善良，说她是“白莲花”，这是对窦娥的误解和不恭。《窦娥冤》具有极强的悲剧价值，它突破了中国古典戏剧“先离后合，始困终享”的大团圆模式，表现了出于“主人翁之意志”的“蹈汤赴火”的抗争精神，它的审美效应是悲壮而不是悲惨。《窦娥冤》是关汉卿区别于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平民意识和人文情怀的产物。

关键词：《窦娥冤》 窦娥 悲剧价值 人文情怀

关汉卿的《窦娥冤》是元杂剧社会问题剧中思想深度和情感强度都极为突出的作品，因此它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关汉卿的《窦娥冤》也是中国戏曲史上被京剧及豫剧、秦腔、河北梆子等多个地方剧种改编演出，舞台生命力极其强大的作品，因而它在普通的中国民众中的影响非常广泛，以至于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可能因为被人误解而感叹：“我比窦娥还冤！”

一、窦娥：柔弱、善良与刚强的和谐统一

关汉卿《窦娥冤》中的窦娥是一个普通的非常苦命的平民女子，但她的身上却闪耀着高贵的人性光辉。

首先，窦娥是一个生活在社會底层的平民女子。窦娥七岁以前，她的父亲是一个穷书生，生存无计，靠借贷度日，借了贷还不起，连上京应试的盘费都拿不出，只好以窦娥抵债。窦娥后来生活了十三年的蔡家，虽然衣食无忧，但人丁稀少，窦娥丈夫不幸去世后，只剩下婆媳二人相依为命，连一个撑门户的男人都没有。

其次，窦娥是一个非常苦命的女子。她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在蔡家做了十年的童养媳，刚与丈夫成亲，丈夫又去世了，从此开始了孤单清冷的守寡生活。不料，她又被无赖张驴儿欺负陷害，在公堂上被贪婪酷虐的梼杌太守严刑逼供，最后蒙冤而死。一个人本应享受的人间温情，窦娥一点也没享受到，连最基本的生命权利也被剥夺。这里有天灾，也有人祸，但天灾人祸倾盆而下，降临到一个人的身上，让一个弱女子如何承受得起？

再次，窦娥的性格非常善良。窦娥的善良有恪守孝道的成分，但更多是出于一种人性的美好。窦娥对年迈的婆婆非常体贴，看到讨债回来的婆婆面带泪痕，她赶忙上前问候；婆婆被逼无奈把张驴儿父子带回家中，窦娥虽然没有听命于婆婆，但并没有埋怨；她为生病的婆婆做羊肚汤喝，怕婆婆受不了拷打，自己违心接受“药死公公”的罪名；赴法场路上，她怕婆婆看见自己伤心，央求解差不走前街走后街；与婆婆最后分别的时刻，她叮咛婆婆不要为自己难过；冤情昭雪后，她请求父亲照顾婆婆的余生。

在和现代的年轻学子交流的过程中，有部分学子并不认同窦娥舍己为人的善良，说她是“白莲花”，我认为这是对窦娥的误解和不恭。对于网络名词“白莲花”，360百科是这样解释的：“又被称为‘圣母白莲花，讽刺形容为以琼瑶小说以及现代偶像剧中为代表的女主角，她们有娇弱柔媚的外表，一颗善良、脆弱的玻璃心，像圣母一样的博爱情怀及好到逆天的运气。”窦娥弱小但并不柔媚，善良却并不脆弱，仁爱却有“逆天”的坏运气，根本与现代影视剧中的“白莲花”不像。

在窦娥的善良行为中，最难得的是“怕婆婆受拷打，违心承认是自己药死公公”，最后致使自己命丧黄泉。这样的牺牲，一般人做不到，因此才非常可贵。现代社会不应该强求、鼓励别人去“牺牲”，去“舍己为人”，但如果有人心甘情愿地或者不得已地“舍己为人”，我们应该向他（她）表示崇敬，所以我们应该向窦娥表达崇敬之情。

第四，窦娥的性格非常刚强。窦娥的刚强里有恪守“贞节”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一种抗击邪恶的英勇。在对待是否接纳张驴儿父子的问题上，窦娥和蔡婆是有非常明显的不同的。在荒郊野外，面对张驴儿父子对自己性命的威逼，蔡婆选择妥协情有可原；但到了自己家中，蔡婆再去劝窦娥屈从于张驴儿，便是一种糊涂、软弱、无原则的行为。窦娥对张驴儿的反抗，一方面是替自己死去的丈夫守节的伦理行为，另一方面是对张驴儿恃强凌弱的霸道的反抗。面对霸凌，蔡婆选择妥协、忍受，窦娥选择奋起反击。梼杌太守贪赃枉法，也是一种邪恶。窦娥被打得“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肉都飞，血淋漓”，但绝不屈从。性格刚强的窦娥自然不会无声无息地死去，于是她站在天地之间，高声喊冤：“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性格刚强的窦娥，也不会对使她蒙冤受屈的“天地日月鬼神”及官府忍气吞声，她愤而质问：“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她愤而谴责：“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性格刚强的窦娥，即便身死法场，她的鬼魂也不愿放过赛卢医、张驴儿、梼杌太守等社会邪恶势力。

第五，窦娥的人格非常清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私是一种正常的人性，怜贫惜弱、舍己为人的善良是一种高贵的人性，而巧取豪夺、恃强凌弱的霸凌是一种邪恶的人性。面对强大的邪恶势力，逃避、屈从、难得糊涂是一般人的选择；而以刚强去抗击，虽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是强者的选择。无赖的张驴儿、贪赃枉法的梼杌太守是人世间的一种邪气、一种浊气，窦娥的善良、刚强是人世间的一种正气、一种清气。一般情况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两不相干。但在两者交集相遇、难分难解的时候，正者、清者的气场若不够强大，便会被污浊淹没。比如蔡婆，本来十分善良，但遇到张驴儿父子，只有被动接受屈辱，时间一长，恐怕连屈辱的感觉也丧失了。但窦娥不一样，她性格上的极度善良与刚强是植根于人格深处的。一个普通的平民女子却表现出中国士大夫阶层所推崇的“出淤泥而不染”的正气与清气，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窦娥维护的不是伦理上的“清白无瑕”，而是人格上的“清白无瑕”。所以在身赴黄泉之际，窦娥要发出“三桩誓愿”，让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的异象来向世人昭示自己的清白与冤屈。“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绵，免着我尸骸现；要什么素车白马，断送出古陌荒阡！”她要让满天飞雪遮住她的尸体，绝不让这个世界的邪恶与污浊淹没了自己。

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苦命的平民女子，除了和婆婆相依为命的平静生活和“服孝守节”的内心安宁，她没有更多可以依仗的东西。当邪恶不期而至地打破了她生活的平静和内心的安宁的时候，植根于人格深处的清正使她选择了“争到头，竞到底”的抗争。虽然由于社会邪恶势力的强大，她被毁灭了，但那种“善良”与“刚强”的高贵人性却永放光芒，照亮后人精神世界的荒芜。“清气长留天地间”的窦娥是关汉卿留给后人的一份精神资源，《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与《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身上都有窦娥的精神基因。

二、《窦娥冤》的悲剧价值

“悲剧”是源自西方的戏剧审美形态，在西方形成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一整套的悲剧理论。但中国古代戏曲的起源和形成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在中国古代的戏曲理论著作中，是没有“悲剧”的概念的，是王国维首次以“悲剧”的标尺来衡量元代北曲杂剧的价值。他在《宋元戏曲史》中以赞赏的口吻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享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王国维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不合文学史事实，有点偏颇，但他指出元杂剧中悲剧作品较多，却是实际情况。由王季思先生首先提出并得到认可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是：元代的《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琵琶记》，明代的《精忠旗》《娇红记》，清代的《清忠谱》《长生殿》《桃花扇》《雷峰塔》。可以说，关汉卿的《窦娥冤》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最具有悲剧审美效应的作品。

首先，《窦娥冤》的结局不是“先离后合，始困终享”的大团圆模式。在关汉卿的笔下，窦娥的人生结局是屈死法场，尽管最后冤案被昭雪，但窦娥的现实人生终究是被污浊而强大的社会邪恶势力毁灭了。关汉卿的《窦娥冤》是不符合中国人“善有善报”“好人一生平安”的社会心理期待的，它告诉人们，只要这个社会存在“巧取豪夺”“恃强凌弱”的霸凌心理和行为，只要这个社会存在“视人命若草芥”“视金钱为上帝”的贪腐心理和行为，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是“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好人就不可能平安。准确地讲，从题材上把《窦娥冤》分属“公案剧”是不确当的，它最大限度地揭示了窦娥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不美好，无比清晰地展示了一个好人被欺凌、被冤屈、被杀死的事实，因此，《窦娥冤》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剧，是一部写实性很强的作品。它昭示我们：“悲剧是沉重的现实人生，不是美好的梦里幻象。”

第二，关汉卿的《窦娥冤》表现了出于“主人翁之意志”的“蹈汤赴火”的抗争精神，它的审美效应是悲壮而不是悲惨。在关汉卿的笔下，窦娥的年少孤苦、青春守寡是一种悲惨，窦娥的被欺凌、被陷害、蒙冤受屈是一种不幸，但这都不是表现的重点。关汉卿着重表现的是窦娥这样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子面对不幸命运的态度。命运的悲惨没有消弭窦娥的善良，无赖的欺凌陷害、官府的为虎作伥并没有让窦娥俯首听命，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地去抗争地痞无赖、抗争贪官污吏、抗争不公正的“天地日月鬼神”，维护自己清正的人格。如果深入阅读关汉卿的《窦娥冤》，你会认识到它以“法場问斩”为高潮的情节结构的设置、“反大团圆”的结尾模式的设置、写实与浪漫结合的创作方法、第三折慷慨激昂的感情的抒发，都是窦娥“蹈汤赴火”的“刚强”性格与抗争精神决定的。关汉卿并没有“主题先行”，而是遵从人物性格的逻辑来进行他的戏剧创作。所以，关汉卿的《窦娥冤》带给我们的审美体验是“悲壮”而不是“悲惨”，“悲惨”只能让人产生“怜悯”，“悲壮”却能使人体会人性的高贵与庄严。

三、“浪子班头”关汉卿的人文情怀

在元代，文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关汉卿的社会地位尤其低，他是典型的“偶倡优而不辞”的“书会才人”，是典型的为正统文人不屑的市井文人，是他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曲里自豪宣称的“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作为一个被“仕宦”世界疏离的书会才人作家，他只能通过为市民社会编演杂剧来获取生活资源，实现人生价值。

读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我们能感受到一种与“仕宦”世界的价值观念相对抗的情绪：“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正是这种混迹于社会底层的“眠花卧柳”的生活，使关汉卿形成了一种正统文人所不具有的对底层百姓苦难的体验与同情，对他们或刚强或软弱但不失善良的性格的审视，从而使他的杂剧具有一种难得的平民意识和人文情怀。

在他现存的十多部杂剧作品中，没有典型的伦理剧，他从不生硬地去宣扬“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在他看来，伦理不应该作为外在的强迫人们去践行的规范而存在，伦理只有和人们内在的人情人性相结合才具有价值。因此，《窦娥冤》里窦娥因愿意“守节”而美好；《望江亭》里谭记儿因不愿过“孤鸾单凤”的生活而选择再婚同样美好；《鲁斋郞》里银匠李四、小吏张珪都因为权豪势要的霸凌而妻离子散，最后两对夫妻破镜重圆，做丈夫的李四及张珪皆没有因妻子的失节而心存芥蒂，他们也一样美好。

关汉卿的《窦娥冤》《鲁斋郞》《蝴蝶梦》也不是典型的公案剧。《窦娥冤》的表现重心是窦娥善良、刚强的性格及“争到头，竞到底”的意志及抗争精神，最后的“冤案昭雪”是为了表现窦娥的性格服务的，而窦娥的蒙冤而死恰恰是由于官员贪腐、无赖横行等社会问题造成的。《鲁斋郞》与《蝴蝶梦》都出现了“包待制断狱”的情节，但两部作品都不是为了表现“包待制”品行的廉明及“勘案”的智慧，案情皆由权豪势要的横行无忌而生，根本不需要费心思勘察，“包待制”需要应对的是如何施展智谋去应对权贵阶层。其实更本质的是，权贵阶层的横行无忌恰恰是当时的律法给他们的特权，包待制不能光明正大地替弱者伸张正义恰恰显示了清官在现实环境中的无奈。所以，这三部剧都应划归为社会问题剧，它们显示了关汉卿对底层百姓命运的深刻观察。

在关汉卿现存的剧作中，有七部婚恋剧。其中只有一部比较接近“才子佳人剧”，即和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郑光祖的《倩女离魂》一起被列入元杂剧“四大爱情剧”的《拜月亭》。其他六部剧作中，《救风尘》里的赵盼儿、宋引章，《谢天香》里的谢天香，《金线池》里的杜蕊娘都是妓女，她们“倚门卖笑”，周旋于狡猾的无赖、狠毒的老鸨之间，善良软弱的被欺骗、被打骂，只有头脑清醒、有胆有识的才能存活。《调风月》里的燕燕是位大户人家的婢女，被“小千户”引诱失身，费尽心机才做上了“小夫人”，但等待她的能有什么好的命运呢？还有这些剧作里的书生，没有功名便没有社会地位，追求妓女都需要别人的成全。这些剧作都显示了关汉卿对处于被侮辱、被损害地位的社会边缘人物命运的关注与悲悯。

关汉卿区别于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平民意识和人文情怀，使他的剧作具有深刻的思想底蕴，使《窦娥冤》具有了“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的悲剧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学奇等.关汉卿全集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

[2]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 王季思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文化传承背景下河南高校戏曲鉴赏教学探究”，项目编号：2019-ZZJH-720

作 者： 张冬云，文学硕士，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赵斌？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