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仲道祐树 著 蔡 燊* 译 储陈城 校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刑事立法显示出将犯罪化置于传统犯罪结果(法益侵害、危险)之前的倾向，即处罚的早期化。例如，不法访问禁止法、支付用卡电磁记录不正作出罪等财产犯预备行为的犯罪化、跟踪行为规制法等人身犯预备行为的犯罪化，还有最近受关注的恐怖活动准备罪等组织犯的早期化处罚。

针对以上现状，以往我们都期待传统法益论发挥立法批判机能。(1)大多数文献参见[日]嘉門優『法益論』(2019年)，第1页。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d. I, 4. Aufl., 2006,§2 Rn. 12.但是，一直以来，法益论能否妥当地控制处罚的早期化，是存在争议的。作为先驱的伊东研祐曾表明法益概念的“虚无化”，“我们无法从法益概念本身，推导出刑罚发动边界的相关要件”。(2)[日]伊東研祐『法益概念史研究』(1984年)，第415页。最近，井田良也评价：“作为正当化刑法规制原理的法益思想或者危害原理，已失去作为指针证立立法上(甚至解释上)正当性唯一标准的属性。”(3)[日]井田良「刑事立法の活性化とそのゆくえ」法時75巻2号(2003年)，第5页。松宫孝明也指出：“鉴于刑法中‘保护法益’的多样性，而这一点，也是几乎没有争议的，先验地规定‘法益’的属性，并据此判断刑事立法是否妥当是不可能的，这无论对谁都是不现实的。”(4)[日]松宮孝明『刑事立法と犯罪体系』(2003年)，第41页。同「法益論の意義と限界を論ずる意味」刑雑47巻1号(2007年)，第4页以下。中村悠人也批判法益论：“是否存在法益是一个结论性的命题，作为划定刑罚投入的界限，即使是必要条件，其也不是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