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辛建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610041）

由宋初著名学者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是我国历史上一部非常著名的全国性地理总志，稿成后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青睐。但是，学者们或将之作为工具书广泛征引，或倾注心血于残本的整理与辑录，或点校、注释和考辨其中内容，或述其学术价值及深远影响，而对其中专门记载今西藏地区的篇目《吐蕃》的主要内容、体例结构、资料来源及其在西藏地方志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①关于《太平寰宇记》的研究现状可参考张保见的《乐史〈太平寰宇记〉研究述评》（《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周运中的《〈太平寰宇记〉的价值和缺憾》（《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9期）；王新荣的《〈太平寰宇记〉的编纂体例及其对后代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张保见的《论〈太平寰宇记〉的文献学价值与地位》（《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等论著。为此，本文拟对此作一专门探讨。

一、《太平寰宇记·吐蕃》的主要内容

乐史，字子正，抚州宜黄县人，生于五代后唐长兴元年（930年），宋景德四年（1007年）卒，终年78岁。乐史仕途平常，但知识渊博，长于著述，《太平寰宇记》乃其“精心刻意之杰作”②本文所引《太平寰宇记》中的内容均出自王文楚等点校本。参见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19年版。。该书含目录2卷、正文200卷，所记内容“起自河南，周于海外。至若贾耽之遗落，吉甫之阙遗，此尽收焉。万历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1]在纲目结构上，《太平寰宇记》借鉴了《贞元十道录》《元和郡县图志》《通典》《旧唐书》的纂修体例、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主要记述宋初十三道范围的全国政区建制，同时附设“四夷”。“四夷”共29卷（172-200卷），“四夷”之下先设“四夷总序”，继而分列“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4部分，每部分之下又设“总述”，然后分列所属之篇目。①在编修体例上，《通典》分设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及边防等九门，边防门下又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部，“西戎”下设“吐蕃”篇；与《通典》不同，《旧唐书》设本纪、志、列传，列传下并设“四夷”“吐蕃”等部。所记“贞观十五年正月”改为“唐贞观十五年正月”；记大非川战役时，又将《通典》所载“为大论钦陵所败”，调整为“为吐蕃大论钦陵所败”；叙武则天事迹、年号时，将《通典》所称“武太后”皆改为“武后”。《太平寰宇记·吐蕃》位于“西戎”（180-188卷）之下，内分总述、四至、土俗物产、山、海等目，字数近5000字。不过，各部分的篇幅差异较大，详略悬殊，分布并不均衡。

《太平寰宇记·吐蕃》开篇为总述，所占篇幅最大，内容也最为丰富。其中首先记载了吐蕃源流沿革、地理方位、山川气候、风俗习惯、典章制度及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情况。其次是吐蕃大事纪年，始于“开皇中”，止于“大中三年（849年）春”。最后，总述中还记载了唐朝与吐蕃的关系。除总述之外的四至、土俗物产、山、海等目篇幅均较小。其中，“四至”目不足50字，载曰：“其国当长安西八千里。去鄯善五百里，过乌海，入吐谷浑部落弥多弥、苏毗及白兰等国，至吐蕃界。西与婆罗门接。”“土俗物产”目的字数稍多于“四至”目，其记载曰：“其国风雨雷雹，每隔日有之。盛夏节气如中国暮春之月。山有积雪，地有瘴气，令人气急，不甚为苦。其俗重汉缯而贵瑟瑟，男女用为首饰。男女皆辫发，氈为裘，颊涂面。无器物，以手捧酒而饮之。屈木令圆，以皮作底，就中而食。俗多金及小马。”山目仅列一山，即“大昌步山”，且仅具其名，无法考其所指。最后一目为海，同样仅列一海曰“可跋海”。对于“可跋海”，文中所记较为详细：“可跋海，去赤岭百里，方圆七十里，东南流入蛮界，与西洱海合流而东，号为漾濞水，又东南出，会川为泸水焉。自赤岭至逻娑川，绝无树木，惟有杨柳，人以为资。”赤岭，即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时唐与吐蕃划界树碑之处。有研究指出，赤岭并非在今日月山，而是与石堡城一并在洮河上游唐洮州西境，具体位置在今青海省卓尼县羊巴城以西二三十里的洮河北岸附近一带。据临潭县地方史志办的马廷义先生介绍，“可跋海”疑为今碌曲县郎木寺镇的“贡巴波海”。[2]

二、《太平寰宇记·吐蕃》的资料来源

有学者指出，《太平寰宇记》中的“州县及四夷总序，承旧唐志者十之六七，承通典、元和志者十之三四”[3]。这里的“旧唐志”即《旧唐书》，“元和志”为《元和郡县图志》。如此可见，《太平寰宇记》的材料来源主要为《旧唐书》《通典》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三部史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情况是对《太平寰宇记》中的“州县及四夷总序”等记载中材料来源的总体把握。前已述及，《太平寰宇记》在“四夷”之下又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部分，每部分首列“总述”，然后分列所属之专篇。考察“西戎总述”可以发现，其资料主要撷取的是《通典》的“边防·西戎·序略”的资料，但作了大量的删减和调整。[4]如果我们对《太平寰宇记·吐蕃》进行仔细分析和比对，则会又有一些新的发现。

分析《太平寰宇记·吐蕃》的记载可以发现，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与《通典·吐蕃》是一致的，显系抄录自《通典·吐蕃》。从篇幅上看，《通典·吐蕃》共约3300余字，《太平寰宇记·吐蕃》近5000字，若将两者加以比对可以发现，后者几乎吸收了前者的全部内容。具体来看，《太平寰宇记·吐蕃》分列总述及四至、土俗物产、山、海等4目。其中，总述中的吐蕃社会历史状况及吐蕃大事纪年的前半部分，即“开元二年（714年）”之前的内容与《通典·吐蕃》的记载几乎完全一致；4目中的“土俗物产”“四至”“海”等3目的材料均来自《通典·吐蕃》。

不过，《太平寰宇记·吐蕃》在使用《通典·吐蕃》的材料时并不是一味地照抄照录，而是有所变通、调整。《通典》成书于唐贞元十七年（801年），《太平寰宇记》为宋初之著作，两书之间相隔近200年，朝代更替，世事变幻，历史背景、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故乐史在编纂时对《通典·吐蕃》中的一些说法、称谓进行调整和改动是必要的。试举几例，述文成公主事时，乐史将《通典》中除采撷《通典》的材料外，《太平寰宇记·吐蕃》还使用了《旧唐书·吐蕃传》中的一些记载。具体来看，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总述部分的吐蕃大事纪年的剩余部分，也即自“开元二年（714年）”至“宾历元年至会昌”的内容，但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和简化；二是“四至”目中的“其国当长安西八千里”一语，与《旧唐书·吐蕃传》的记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寰宇记·吐蕃》在摘录《旧唐书·吐蕃传》材料的过程中，也注意保留一些原汁原味的珍贵材料。其中以唐贞元十七年（801年）七月，吐蕃将领“徐舍人”与被俘僧人延素的一段对话颇具代表性。《太平寰宇记·吐蕃》载曰：

（徐舍人）坐帐中，曰：“师勿惧。余本汉人，司空英公五代孙也。当武后斫丧王室，予高祖建义中泯，子孙流播绝域，今三代矣。虽代居戎职，位掌兵要，思本之心未尝少忘，无由自拔耳。此蕃、汉交境也，复九十里至安乐州，师无由归东矣。”又曰：“予奉命率师备远，因求资食，遂涉汉疆，辗转东进至麟州城下，既无备御，援兵又绝，是以拔之。”适有飞马使至，犹中国驿骑也，云：“术者上变，召军急还。”遂解缚归之。

对于二人之间的对话，《旧唐书·吐蕃》卷196的记载是：

（徐舍人）坐帐中，曰：“师勿惧。余本汉人，司空英国公五代孙也。属武后斫丧王室，高祖建义中泯，子孙流播绝域，今三代矣。虽代居职位，世掌兵要，思本之心无涯，顾血族无由自拔耳。此蕃、汉交境也，复九十里至安乐州，师无由归东矣。”延素曰：“僧身孤亲老，恳祈全活。”悲不自胜。又曰：“余奉命率师备边，因求资食，遂涉汉疆，展转东进至麟州。城既无备，援兵又绝，是以拔之。”知郭使君是勋臣子孙，必将活之，不幸为乱兵所害。”适有飞鸟使至，飞鸟，犹中国驿骑也，云：“术者上变，召军亟还。”遂归之。[5]

两相比较，前者的绝大部分语句与后者相同，但也有一些文字上的细微调整、删减，同时也出现了脱字的现象。两相对照，“英公”中脱“国”字，实为“英国公”；“当武后”中之“当”，《旧唐书·吐蕃传》记为“属”；“虽代居戎职，位掌兵要，思本之心未尝少忘，无由自拔耳”，对应的文字为“虽代居职位，世掌兵要，思本之心无涯，顾血族无由自拔耳”；“援兵又绝，是以拔之”后少“知郭使君是勋臣子孙，必将活之，不幸为乱兵所害”句；此处之“飞马”，《旧唐书·吐蕃传》原为“飞鸟”，等。

另外，《太平寰宇记·吐蕃》可能还有一些《通典·吐蕃》和《旧唐书·吐蕃传》之外的资料来源。乐史在编修第4目时，仅列“大昌步山”，由于仅列其名，我们无法考订“大昌步山”具体所指及其资料来源，但却说明《太平寰宇记·吐蕃》除主要采撷《通典·吐蕃》和《旧唐书·吐蕃传》中的材料外，也可能搜集、掌握并利用了其他一些资料。虽然存在这一可能，但综合上述分析仍可以看出，《太平寰宇记·吐蕃》主要依据的是《通典·吐蕃》中的材料，几乎达到了全盘吸收的程度，但由于《通典·吐蕃》有关吐蕃的记事仅至“唐开元二年（714年）”，故乐史在纂修过程中也采撷了《旧唐书·吐蕃》中的一些资料作必要的补充。

三、《太平寰宇记·吐蕃》与西藏地方志在宋代的发展

地方志，是记一定行政区域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纂集性、文献性著述。作为一种传统的著述形式，地方志的编修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一直延续不断，并成为我国文化发展史中一个优良的传统。但由于地处“世界屋脊”，重山阻隔，自然条件恶劣，往来交通不便，致使西藏地方志的产生要晚于内地，西藏地方志的发展也相对滞后。学术界目前普遍认为，尽管自唐代以来有关西藏的史事记载不断见诸汉文史籍，但西藏地方志直到清代才产生。翻阅《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方志目录著作可以发现，其中收录的西藏地方志也都是从清代开始的，而由李凤彩所著、成书于雍正初年的《藏纪概》则被视为西藏地方志的最早之作。①参见杨学东.清代西藏地方志的撰修、类型及特点[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19（1）；赵心愚.清代西藏方志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赵心愚.《藏纪概》现流传版本中的两个问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4(4)；肖幼林,黄辛建,彭升红.我国首批西藏方志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J].中国藏学,2009(4).那么，清代以前是否存在按志书体例编纂的、专门记载西藏的地方志呢？假如存在，那具体是哪部方志呢？又产生于何时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汉文史籍中开始出现有关西藏记载的同时，图经编修的盛行则标志着我国地方志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于图经，仓修良有着这样的定义：“图经是一种有图有文的地方性著作，是很有价值的一种地方文献。它是方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当然具有地方志的很多特征”。[6]傅振伦更是明确地指出：“地记、图经之类，皆方志之流。”[7]在唐代，中央王朝开始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图经的编修工作，同时规定各地都要按时造送图经，所以不仅内地广为实行，而且边远地区也都无例外地普遍编修。根据各类文献记载统计，现在比较确定的唐代图经有38种。此外，刘纬毅的《汉唐方志辑佚》一书中还列有“约为唐人所作”者80余种。遗憾的是，唐代虽然大量编修图经，竟无一部完整地保存和流传下来，我们今天只能透过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几部残卷来感受唐代图经编修的盛况。

既然图经编修在唐代如此盛行，加之唐朝与吐蕃之间有着非常频繁的交往、交流和联系，那么，唐朝是否存在专门记载今西藏地区的图经呢？有学者通过对《新唐书·艺文志》《册府元龟》有关记载的爬梳，发现了一些唐代有关吐蕃的著作，如《西蕃会盟记》《诸蕃记》（一卷）《西戎记》（一卷）《吐蕃黄河录》（四卷）及《入蕃行记图》（一卷）（其中附八卷本的《图经》）等。[8]令人欣喜地是，其中出现的《入蕃行记图》（一卷）所附八卷本的《图经》这一记载。据《册府元龟》的记载，唐朝将领田牟出使吐蕃返程后，在大和八年（834年）四月“进《宣索入蕃行记图》一轴，并图经八卷”[9]。《册府元龟》虽仅记“图经八卷”四字，但从“入吐蕃使”田牟返唐后呈报《入蕃行记图》的同时专门将八卷本的《图经》作为附件报送这一事实可以确定，此《图经》系专记吐蕃的图经无疑。虽然这部《图经》早已散佚，但它的出现却说明西藏方志著作至少在唐代已经出现。

唐末及五代时期，我国方志的编修虽然继续发展，但我们目前尚未发现专记西藏地区的方志类著作。至宋代时，方志编修已经遍及全国各地，无论是修志的普遍性，还是成书数量都是史无前例的，方志的名称在宋代逐渐趋于统一，体例趋于定型。据统计，宋代的方志数量达到761种，其中尤以北宋为多，从名称上看，“北宋时期图经的数量很多，到南宋时大大减少，而称志者却增加约10倍，其他名称也在减少”。[10]

我国方志发展到宋代，体例已趋成熟和定型，大多细目并列，还有许多是分纲列目，纲目分明。据记载，“大观元年（1107年），朝廷创置九域图志局，命所在州郡编纂图经，于是明委郡从事李懋诚等撰述。故地理之远近，户口之主客，与夫物产之异宜，贡赋之所出，上而至于人物、古迹、释氏、道流，下而至于山林、江湖、桥梁、坊陌，微而至于羽毛、鳞介、花木、果蓏、药茗、器用之类，靡不毕备。”[11]可见，宋代在编修方志类著作时非常注重内容、体例的完备。这一点在《太平寰宇记》中同样有所体现，《太平寰宇记》主要记述内容为宋初十三道的政区建制，故其有关十三道的内容、体例是相当完备的，举凡府、道、州、县之建置沿革、境域、四至八到、户口、风俗、姓氏、人物、土产、城镇、山林、江湖、古迹等等，虽非面面俱到、每地必备，但却事无巨细，有必记之。

宋初成书的《太平寰宇记》是一部著名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傅振伦指出，《太平寰宇记》同样属于我国方志的一种类型。[12]《太平寰宇记·吐蕃》为其中专记今西藏地区之篇目，内容涵盖了地理方位、历史源流、大事纪年、典章制度、区域范围、风俗物产、山川等诸多方面的情况。从体例结构上看，《太平寰宇记·吐蕃》分总述及四至、土俗物产、山、湖等数目。其中，总述部分的字数最多，占据了《太平寰宇记·吐蕃》整个篇幅的绝大部分；四至、土俗物产、山、湖等目的字数较少，尤其是山目中仅列“大昌步山”且无其它文字叙述。虽然每部分内容繁简不一，布局不均衡，文字较简，体例并不完备，但从体例上来看，《太平寰宇记·吐蕃》已经具备了我国传统方志的基本特征。因此，《太平寰宇记·吐蕃》可谓西藏地区的一部简志，也是目前所见西藏方志最早之作，其在我国西藏地方志源流发展史上的学术价值及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不过，从地方志的角度来看，《太平寰宇记·吐蕃》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在资料来源上，《太平寰宇记·吐蕃》主要采撷的是《通典·吐蕃》和《旧唐书·吐蕃传》中的材料。在这两部史籍材料的使用上，又以《通典·吐蕃》为主，几乎摘录了其中的全部内容；所摘录《旧唐书·吐蕃传》的材料，主要为大事纪年，系《通典·吐蕃》所未记之部分。《通典》成书于唐贞元十七年（801年），《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宋雍熙末至端拱初年之间，其时间范围当在984-989年之间。[13]可见，《太平寰宇记·吐蕃》虽然成书于宋朝初期，但其主要使用的是将近200年之前的材料。200年间，朝代更替频繁，吐蕃政权、唐王朝及五代诸国先后消亡，吐蕃的社会历史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太平寰宇记·吐蕃》仍主要呈现的是唐杜佑所著《通典》中所记的吐蕃社会历史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太平寰宇记·吐蕃》作为地方志的时代性特征。

另外，从体例上看，《太平寰宇记·吐蕃》所设条目少，各目之间详略悬殊，体例并不完备。编修《太平寰宇记·吐蕃》时，乐史虽设总述及4个子目，但可能由于资料缺乏而只能将《通典·吐蕃》《旧唐书·吐蕃传》中的材料进行剪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新组合和搭配。此举虽然赋予了《太平寰宇记·吐蕃》我国传统方志的基本特征，但剪裁的痕迹却非常重，有些材料重复使用，有些内容与所属篇目之间并不吻合。例如，“四至”目中有“西与婆罗门接”一语。“婆罗门”，也称“天竺”，即“汉之身毒国”[14]，仔细比对可以发现，总述部分存在“国界西南与婆罗门接”这一说法，两者之间明显是自相矛盾的。查《通典·吐蕃》的记载，与《太平寰宇记》总述的文字完全一致。如此可见，《太平寰宇记·吐蕃》中“四至”目中的这一说法当系作者在剪裁、重组过程的误抄、漏写。再如，“土俗物产”的内容涵盖了四季气候、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情况，而对吐蕃的物产情况却并未涉及，这明显与主题不符。这些情况的存在，与编纂者所掌握的材料有限有着很大的关系，这实际上也反映出宋初对吐蕃的认识和了解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结 语

乐史试图通过《太平寰宇记》的编修将“万历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15]。作为其中的专篇之一，编修《太平寰宇记·吐蕃》的目的也在于此。不过，由于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太平寰宇记·吐蕃》几乎全文照搬地采撷了《通典·吐蕃》中的材料，另又选择性地吸收了《旧唐书·吐蕃传》中的少量资料。虽然所使用的材料较为陈旧，但乐史在借鉴《元和郡县图志》等史籍编修体例的基础上，颇有创见地将这些资料再加工和重新组合，在体例、内容上赋予了《太平寰宇记·吐蕃》我国传统方志的基本特征，可谓专门记载西藏地区的简志。

在《册府元龟》中，作者记录了唐朝入蕃使田牟返唐后于大和八年（834年）四月呈报《入蕃行记图》时附陈八卷本《图经》这一事件。这表明，具有地方志特征的、专门记载今西藏地区的图经在唐代就已产生。遗憾的是，田牟所著《图经》早已散佚，我们也无从知道其中所记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寰宇记·吐蕃》的存在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虽然仅仅是寄存在《太平寰宇记》中的一部西藏简志，且较唐代田牟所著《图经》的成书时间要晚，通篇仅列五目且文字多少不一、详略悬殊，体例并不十分完备，但《太平寰宇记·吐蕃》却是目前所见西藏地方志中的最早之作，其在我国西藏地方志源流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太平寰宇记》中存在的此类篇目，是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地方志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对这些篇目及其中所记内容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