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文 朱小敏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200234）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藏族同胞就举起了抗日大旗，全程参与了14年的抗战。宗教领袖宣慰边疆、组织社团参与慰劳将士、响应全国抗日运动、群体组织与个体积极捐款捐物、僧众唪经祈祷、组织剧团并利用文化促进会宣化百姓、直接参军抗日、以商抗日。藏民族以独特的方式，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贡献，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认同进一步加强，彰显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强大力量。

本文试图阐释藏族抗战地域的广阔性、阶层的广泛性、方式的独特性、意义的深远性。

一、宗教领袖宣慰边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九世班禅大师正在内蒙古从事宣慰活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拉拢利诱，班禅大师严词拒绝。电文中称：“沈阳事变，正班禅拟南来之际，乃倭寇猖獗，得寸进尺，甚至多方离间，播散流言，以期逞其野心。班禅蒙政府待遇优容，自愧涓埃之报，当此国难，凡属人民亦宜奋起，况班禅受国家尊重，岂敢稍存坐视。”①《大公报》（天津），1932年3月6日。内蒙僧民在班禅大师的劝导之下，深知抗战之重要，誓言保卫边疆，抗击日寇。1933年3月九世班禅到达百灵庙，发表抗日通电，电文指出：日本破坏公理，妄图实现“大陆政策”，在宣化过程中注意化解边民“惶恐观望之心理”，通过游说和函文宣慰蒙地百姓，令饬蒙地军人严加防范。在大师的宣慰之下，蒙地各王公皆愿“执戈报国，共驱倭奴。”并“召集当地蒙藏喇嘛千余，自三月一日起在百灵庙虔诵藏经，大施供养，建设法坛，祈祷和平，并追荐前方阵亡将士。”②《新闻报》，1933年3月18日。1933年8月，班禅大师又给班禅办事处发了电文，电文介绍了大师宣化的地区：“故上本中央宣化之意，下应盟旗诚挚之请，特于五月漾日，亲率职员护士六十余人，乘自备汽车，综两月余之久，春间复往绥省乌盟大罕贝勒，及朵热布图等旗，察省之锡盟左右两苏尼特，西阿巴噶，东西浩鞸特，西乌珠穆沁，及外蒙逃来之布惹特等处，按步宣化。”大师“在诵经祈福之余，召集当地僧俗首领，分别宣慰，详述中央德政及暴日阴谋，并切实指导自卫工作，抚循人心，感励民气。”为了安抚僧民，大师“并将个人私有之数万牛马羊群现金，分别慰劳各寺，饬诵靖国宏法大经，并随地编发佛礼，参以团结御侮爱护党国之要旨。”③《蒙藏旬刊》，1933年9月10日，第62期，9页。宣慰活动促进了蒙地僧民对抗建国策的了解，揭穿了日本分化侵略内蒙古的阴谋。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青海筹备返藏的班禅大师，仍积极宣传抗日，并发布了藏汉语合璧的《告西陲民众书》，指出中日战争将决定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因此任何种族都不能观望漠视侵略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厄运。应该同仇敌忾，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抗战。希望“我西陲蒙藏各界僧俗同胞，在此非常时期，本国民爱国爱教之立场，万不可听信日本的反宣传，或受其威胁、利诱、鼓惑，而陷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苦海。”正如陈文鉴先生所言：“九一八国难后，日本利用种种方法，搆煽期间，而内蒙古官民，屹然不为所动者，大师宣化之功也。”[1]

九世班禅作为影响较大的高僧大德，其言行对藏族地区其他高僧有着巨大积极影响。

1937年1月至1938年12月，嘉木样在前后藏各地宣慰僧民，同时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宣传国家抗建工作。进藏途经果洛时，嘉木样向各方土官头目宣达中央德意，强调民族团结，“各方土官头目等远道而来顶礼者甚众。”④《蒙藏月报》，1937年，第7卷第5期。经嘉木样的宣化，前后藏僧民“莫不切齿痛恨暴日凌我之奇耻大辱，关念我全国浴血抗战将士及死难同胞。除各寺院举行大规模法会祈祷抗战胜利外，并誓愿拥护中央政府，服从领袖，效忠国家。”⑤《申报》，1938年12月9日。1940年7月17日，嘉木样返回拉卜楞寺，此后，每逢拉卜楞举行法会，嘉木样均亲自主持，并向各族僧俗民众宣扬抗建的政策，祈祷抗战胜利，以安众生。1943年7月，嘉木样撰写了《为宣传抗建告蒙藏同胞书》，散发到欧拉、青海果洛、康撒及川西乔科、黑水等地，文中提出了4点建议，其中第1、2点称：“1.在此抗建时期，均应恪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要旨，对中央及各级政府的命令与法律，均应切实遵守执行，不得稍有违背。2.现在后方治安极关重要，各民族应精诚团结，对于挑拨离间、利诱、蛊惑的言论行为，不可盲从附和。倘有外来不良分子，务须设法盘查，如有证据，立即呈报。”⑥《大公报》（重庆），1944年1月14日。嘉木样利用各种机会劝慰僧众效忠国家，据《东南日报》报道：嘉木样“去岁宣化草地，备受藏民顶礼欢迎，五日返抵拉卜楞大寺，当于九日晨召集此次赴渝致敬元首之一O八寺藏族僧民代表，勉以宣传中央德意，期使藏民增强抗建信心，发挥藏胞效忠党国之精神。”⑦《东南日报》，1944年3月17日。

为宣慰工作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喜饶嘉错格西，格西为了彰显汉藏团结，1937年1月应邀到内地五大学讲学，在经历了“七七事变”之后，也投身到宣传抗战事业。于1938年9月23日发表了《告蒙藏人士书》⑧《中山日报》《中央日报》（重庆）等十几种报纸全文转载。，指出日本侵略者的暴虐本质：“至于牠们违背人道的暴行，又是不堪枚举，照国际惯例，在战时对于宗教师、医生、老弱妇孺及非战斗的民众，是不可乱肆杀戮的，但在日本，就不是这样，他们对于寺庙僧侣、医院医生、老弱妇孺及非武装的民众的种种杀害和蹂躏，实在是骇人听闻。”并指出日本利用叛国投敌者的伎俩，“所以他们倡言建立的所谓‘满洲佛国’，和宣传重修蒙古寺庙的诳言，无非是想把一般有旧思想的人诱骗到黑暗地洞里去罢了。”①《新闻报》，1938年9月23-25日。1939年5月，蒙藏委员会与教育部派喜饶嘉错赴青海宣化，通过大师的宣化，提高了甘青僧民的抗战意识。

西藏四大呼图克图之一的策觉林禅师也在西北地区积极从事抗建宣传工作，《中央日报》（重庆）曾报道：“策觉林禅师语记者谓‘年来余在边地，每每公开集会，或私人谈话中，屡将中央德意转致于边地同胞之前，复将抗建事业时向西北同胞剀切说明，今日西北广大之民众，对于抗建国策已有深刻认识，甚至人人焚香祷祝最后胜利之早日到临’云。”②《中央日报》（重庆），1939年11月12日。策觉林还利用自己在西藏的崇高身份，对西藏僧民进行抗日宣传，《前线日报》对此曾有具体报道。③《前线日报》，1939年11月6日。

除了以上诸位高僧大德从事边疆宣慰工作外，诺那、兴萨、安钦、丁杰、圣露等高僧也到边区对各族僧民进行宣慰，他们的宣慰活动，促进了边区的社会稳定，提高了边区人民支持抗战的觉悟。藏族高僧大多能始终不渝地热爱国家，支持抗战，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之下，也有个别高僧被日本的傀儡政府所利用。安钦，1937年担任北京伪临时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39年担任佛教同愿会会长，并在成立大会上致词。④《佛教同愿会特刊》，1939年，佛诞纪念专号。安钦被日本利用是不争的事实，但安钦在吴忠信的劝慰下，幡然悔悟，于1940年3月30日发表声明，拥护中央政府。⑤《新闻报》，1940年4月5日。塔尔寺阿嘉呼图克图在北京伪政府成立时，也曾函驻京代表庆贺“新政府”成立，后在报纸上严正辟谣，表示诚恳拥护中央。⑥《工商日报》（西安），1938年5月24日。

由于各高僧大德宣慰边民、拥护国家、支持抗战，抗战爆发后，受到中央册封和嘉奖的边地领袖就有二十多人。

二、社团参与、运动响应

“七·七事变”后，格桑泽仁、刘曼卿于1937年11月成立了“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和“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1938年6月“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到前方献旗慰劳，并向政府呈献康民所捐金银首饰。具体经过《大公报》曾予报道：“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一行十二人，由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团长刘曼卿女士率领，于上月二十九日抵汉，该团为西康民众举行大会选出之代表组成，自西康出发，经云南，四川，在成都，重庆等地时，曾受各该地团体之热烈欢迎。”⑦《大公报》（汉口），1938年7月3日。之后该团发表了《敬告将士书》⑧《远东》，1938年，第5期。《回康宣告书》⑨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编，1938年8月。《告西陲同胞书》《募集救国金银首饰宣言》。“宣传团”于1938年在康区展开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募集银质饰物四十余件，金质饰物六件，钞洋八十五元，大洋十九元，小洋十九元。格桑泽仁、刘曼卿带头捐献。捐献者有活佛、土司头人（德庆旺姆）、西康望族邦达多吉，有普通百姓，共计208个寺庙和个人参与募捐。《蒙藏月报》登载活动呈文、政府奖励命令、捐献者名单、银行收据，详细记录了康区人民捐献抗战物资的具体情况。⑩《蒙藏月报》，1938年8月，第8卷第5、6合期。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宣传团”，在内地完成慰劳任务后，1938年10月准备赴藏宣慰，1939年2月2日所有团员到达拉萨，在西藏停留四个月，前后共经历十三个月。返回途中萧品璋牺牲，其他团员带着西藏僧民所捐背心和慰劳品于1940年1月9日抵渝⑪《大公报》（香港），1940年1月11日。。该团除了在沿途宣传抗建外，到拉萨后，凭借刘曼卿的人脉关系，访问了摄政藏王暨军政领袖，以及贵族世家；向宗教阶层喇嘛介绍内地抗战情形，并化解僧众的各种疑虑；对民众进行宣传，并分送各类宣传品。代表团能够针对英国的直接干涉和日本的挑拨离间，注重西藏历史的特殊性和现实的复杂性。通过“宣传团”的解释和宣传，处于相对封闭环境的西藏僧众，进一步了解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尊崇佛教的虚伪。

除了刘曼卿等人组织的慰劳团外，影响较大的团体还有“拉卜楞慰劳团”。1938年9月，在西藏的嘉木样电令拉卜楞组织“拉卜楞一百零八寺及各部落藏族僧民慰劳抗日将士代表团”，“代表团”于1938年10月23日到兰州，谒见朱绂司令，献旗致敬。1938年11月1日到达西安，谒见行营蒋主任。在西安，阿旺将磋利用广播台做了演讲，强调“边疆之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巩固边疆无疑义的是增强了整个中国的抵战力量。”①《国风日报》，1938年11月9日。代表团在招待西安各界时，阿旺将磋做了报告，指出代表团的意义在于“充分表现我中华民国各民族之精诚团结，与抗敌之坚决信念。”②《西北文化日报》，1938年11月3日。1938年11月15日到达成都，11月20日到达重庆。到重庆后谒见了吴忠信、林主席，并向蒋委员长献旗致敬。在谒见林主席时，代表团颂词中强调“先总理、诸先烈所建立之中华民国，使藏胞由满清之高压下解放出来，忝列为中华民族之一分子，藏胞莫不庆幸其人权之获得，钦佩总理之伟大，誓死效忠国家。”③《蒙藏旬刊》，1938年，新1第1-3期。慰劳期间发表了《敬告全国同胞书》《敬告抗战将士书》。《敬告全国同胞书》中谈到：“日寇对我六十年之蚕食，就是利用我们过去的内乱和不统一，才来悍然一逞，尤以挑拨离间的手段，分化我民族”。《敬告抗战将士书》中指出：“此次日本帝国主义者破坏东亚和平，欲鲸吞我国土，灭亡我民族，以惨绝人寰之暴行，加诸我同胞，以欺骗离间之手段，分化我民族。我们深切了解其惯技，凡血内之伦莫不义愤填膺，我中华民族是汉满蒙回藏组成的整个的大国族，同系黄帝子孙，利害与共，相依为命，绝对不可分离。”④《蒙藏旬刊》，1938年，新1第4-6期。申明了各民族之间的血脉相连。代表团除了与中央政府交流外，还广泛接触抗日民间社团，《新华日报》曾报道：重庆市“妇女慰劳分会、妇女抗敌建国协会、儿童保育会、女青年会五个妇女救亡团体和市抗敌后援会妇女组，于昨日下午四点钟，在青年会餐室举行茶会。”欢迎代表团。茶会期间两名藏族代表演唱藏族民歌，团长发表了演讲，强调“藏族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鼓励民众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⑤《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8日。

时间到了1943年8月，民国政府主席林森病逝，蒋介石荣膺国民政府主席，随即发动抗战捐献运动，信息传到拉卜楞寺，嘉木样与黄正清动员各寺院及部落，筹集可够买30架飞机的巨款，并组织“拉卜楞寺所属一零八寺教区藏族僧民致敬元首代表团”，到重庆献旗献机，“该团由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氏任总领队，……于去年十二月一日由拉卜楞乘骑出发，九日抵兰州，换乘专车，经西安来渝，于前晚到达。”⑥《大公报》（重庆），1944年1月5日。1940年1月，代表团到渝后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并恭诵致敬词。⑦《大公报》（重庆），1944年1月10日。代表团谒见中枢领导，黄正清做了广播讲话⑧《大公报》（重庆），1944年2月7日。。此次活动影响巨大，除了中央首长与中枢领导接见外，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政学会、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新亚细亚学会等团体开茶会招待代表团。各大报纸除了跟踪报到“代表团”活动外，并发表评论，高度赞扬“代表团”拥护中央，支持抗战的爱国行为⑨《大公报》（重庆），1944年1月5日。。

为了更广泛地发挥边疆族群支持抗战的作用，打破族群与地域界限，1938年4月7日，蒙、藏、回各族代表出席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各族代表同仇敌忾，发起组织了“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该团代表，藏康方面有：贡觉仲尼，罗桑坚赞，阿汪坚赞，格桑泽仁，刘家驹，冯云仙，黄正清。⑩《申报》（汉口），1938年4月7日。该团发表了《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⑪《抗战通讯》，1938年，第1期。，并撰写了1000多字的电文，通电全国⑫《大公报》（汉口），1938年4月8日。。据《申报》报道，代表团预制了十六面锦旗，最大的一面绣着“领袖东方”四个大汉字，其他十五面，都绣着“民族干城”字样。在典礼上，格桑泽仁、麦斯武德、吴云鹏、贡觉仲尼分别用汉、回（维吾尔语）、蒙、藏四种语言致词。贡觉仲尼的发言最值得关注：“拉萨是佛教的圣地，自从抗战发生以后，有二十万以上的喇嘛念经。”并揭露日本信奉佛教之虚伪，强调汉满蒙回藏之间如同兄弟同胞。“他从许多方面，说明了汉满蒙回藏，本来是一体，尤其是外患严重的时候。”①《申报》（香港），1938年4月13日。新三在《蒙藏月报》上发表评论，对该代表团的行动给予高度评价②《蒙藏月报》，1938年，第3卷第2期。。该代表团还举行茶会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向世界学联代表团表达了中国各民族团结抗战的决心，促进了世界对中国抗日的了解。世界学联代表团也向中国介绍了他们的见闻：“克洛格曼答辞说：‘真是中国伟大统一的表现’，他继而声述日本人努力在制造崇拜回教的空气，其实这正是侵略世界的野心的表现，到了中国实地一看事实的答案是：各党各派拥护政府，拥护抗战，全国共向中华民族解放之路而前进。他又追叙来华时候，沿途的回教国家都在托他代表慰问中国回教，对中国抗战一致表示关切。代表团的这种严正表示，正是给与日本‘大回回国’的阴谋作当头一棒。”③《大公报》（汉口），1938年6月11日。该代表团并于会后赠献学联代表团抗战照片一册。④《边声月刊》，1938年，第1卷第2期。代表团与世界学生代表团的互动，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申报》对此进行了报道：“携着真理正义而来的世界学生代表团，在我国各地，备受热烈的欢迎。……而昨天蒙藏回各民族的招待，更孕育着重大的意义。因为，日寇常常污蔑我国人民是一盘散沙，如今已团结成士敏土了。这正如柯乐满先生所说的：不啻予日寇的污蔑宣传以严正的答复！……。”⑤《申报》（汉口），1938年6月11日。

各民族精英，持续关注中国人民的抗战进程，蒙回藏各地官民及留居内地之蒙藏人士，公推章嘉、麦斯武德、喜饶嘉错、圣露等七十八人，于1941年初筹备组织第二次“蒙回藏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该团藏族代表共30人，各地区都有代表参加。该团于1941年2月2日向蒋介石献旗，并用蒙回藏三种语言宣读《颂词》《慰劳信》《告前方将士书》《告国内外同胞书》《全世界各友邦人士书》。《慰劳信》中称：“自抗战以来，我蒙古同胞，已组织起数万义勇骑兵，与国军联合在察、绥一带对敌伪作殊死战。我藏族在西陲藏、康、青等各处，除办理一般抗战后援工作外，所有数百万喇嘛僧众常为抗战诵经祈祷，以祝诸将士之胜利。我回族在新疆天山南北中苏国道一带之同胞，以数千万骆驼骡马，为国家义务搬运军需以供我前方将士之需要。”在《告前方将士书》中指出：“中华民族本来是整个的，其中固也分出若干旁支别系，那就好比手足枝叶一般，都是构成整体的一份子，合则两利，离则俱伤。”《全世界各友邦人士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暴日一贯之国策为‘先征服中国，然后征服世界’，今兹之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扶植东亚各民族’等口号，完全为诱惑东方各民族于此美名下，沦为其附庸而不自觉。”⑥《蒙藏月报》，1941年2月，第13卷第2期。该团向首长献旗、慰问前线将士，中枢官员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且受到社团组织的热烈欢迎，中国边疆建设协会、东方文化协会开茶会欢迎代表团。⑦《大公报》（重庆），1941年2月2日。南洋筹赈总会常委侯西反氏也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欢宴该团，举行广播聚餐。⑧《大公报》（重庆），1941年2月8日。

除了在内地活动的藏族精英和与内地交往相对较多的较大教区组织慰劳团外，处在偏远地区的土司也积极投身于抗战救国运动之中。如甘肃卓尼世袭指挥佥事土司（1937）⑨《新闻报》，1937年3月16日。、松潘各土司（1939年）⑩《新闻报》，1939年8月2日。、甘肃祁连山三十三族藏民（1939年）⑪《芷江民报》，1939年12月10日。、康青边区四十余土司（1939年）⑫《中央日报》（重庆），1939年3月24日。、康省木里士司（1939年）⑬《大公报》（重庆），1939年2月17日。、孔酖土司、瞻化土司⑭《大公报》（香港），1940年5月20日。、西康两盐九所土司（1944年）等。这些土司或献旗致敬，或请缨杀敌，或献马献物捐资助战，或组织追荐大会与宣传抗建大会。鉴于篇幅限制，本文只以甘肃卓尼土司为例，介绍其在抗战建国中的贡献。土司杨积庆拥护中央，支持抗战，派代表进京谒见首长和政要，进呈礼品。重要的是，作为边疆领袖，除了支持抗战外，还努力维护边疆的稳定，遏制日本渗透边疆的阴谋，对此报纸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西北导报》曾刊文：“去年十月，冀东伪组织派人偕某国浪人前往游说，拟在卓尼地方开设行栈，以洋货交换土货，进作政治活动。经杨土司严词拒绝，并通传番地僧俗人等不准租房地与外人以防杜流弊。”①《西北导报》，1937年，第3卷第11期。1937年7月8日《上海报》刊文《池逆宗墨派员会同日浪人·游说卓尼土司杨积庆·杨士司深明大义严辞拒绝》，介绍了伪组织池宗墨派汉奸林鸿宾协同日本浪人向土司杨积庆游说的经过。

抗战期间，藏族同胞或在内地，或在边区，成立了20多个社团（见表1），为边疆的稳定和抗战最终取得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体现了藏族抗战地域的广阔性。

除了组织慰劳团和派代表支持抗战外，藏族同胞还积极响应全国各类支援抗战的运动。

1937年11月，孙祖瑞在康定师范组织购买“救国公债”活动，募集三千余元。②《工商日报》（西安），1937年11月24日。为了支持抗战，全国各界发起了“献金运动”，1938年，西康甘孜县政府，班禅大师行辕，驻军八一五团团部，交通部无线电台，及地方各学校团体，发起“献金运动”，收法币共计二千0八十五元三角二分。③《蒙藏旬刊》，1938年，新1第1-3期。1940年10月“西康省妇女会”组织“寒衣代金”座谈会，共征募法币二千五百七十一元七角正。④《西康国民日报》，1940年10月24日。1939年国家为了开展反轰炸斗争，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献机运动”，广大藏区僧众，除了上文介绍的拉卜楞献机30架外，拉萨各界为庆贺国庆及捐献飞机运动于1944年10月6、10、11日召集政府官员和僧俗民众开捐献大会，计募得国币五百万元共献机二十五架。《中央日报》（重庆）发表社评，高度赞扬此次献机运动，称“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天然情感迸发的象征”。⑤《中央日报》（重庆），1944年10月18日。1943年航建总会筹备劝募，发起“一县一机”运动，甘肃永登县属天祝乡三十六族十四院藏族僧民，派代表赴兰州献机一架（捐款二十万元）。①《甘肃民国日报》，1944年4月12日。1943年，西康妇女在献机运动中募得捐款十九万元。②《陕北日报》，1943年9月4日。1944年1月，杨蕴光女士发动康省妇女响应“妇女号”献机运动，募得二十五万元汇献蒋夫人。③《福建妇女》，1944年，第3卷第2-3期。1944年1月西康省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为响应“鄂湘劳军运动”，特发动康省同胞献金慰劳鄂湘将士，募集慰劳金一百万元，锦旗十面，银盾七座。④《大公报》（重庆），1944年1月20日。

三、独特的抗战方式

（一）群体组织与个体捐款

边区藏胞，响应国家支援抗日的号召，除了通过社团捐赠物资和钱款外，还通过各种方式积极组织群体捐款，1936年拉萨一带汉藏民众喇嘛，为了犒劳克复百林大庙有功将士，捐款八百万元，⑤《康藏前锋》，1936年，第4卷第4期。《蒙藏月报》（《汉藏官民捐款慰劳绥远国军》）中记载捐款数额为“八百元”。捐款者有驻藏办事处全体职员、旅藏内地人士、藏商邦达昌。⑥《蒙藏月报》，1936年12月，第6卷第3期。1937年，班禅大师行辕西陲宣化使公署全体职员除已认购救国公债四千元外，并再合捐法币三千元。⑦《中央日报》，1937年11月12日。同年，班禅大师驻京办事处，特捐法币三万元，并购救国公债二万元。⑧《西京日报》，1937年10月14日。1939年2月，西康会理县小学生写信致敬，请多杀鬼子，捐款十六元，添购子弹。⑨《前线日报》，1939年2月11日。1943年2月，拉萨举行祝新约大会，献金万余元。⑩《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3年2月5日。1944年，青海蒙藏同胞将羊毛捐献国家⑪《抗战建国大画史》，1948年，4月。。

除了群体捐款外，藏族地区同胞还以各种方式进行个人捐款。

1936年，班禅大师“电京蒋公寿辰献机纪念委会，捐二千元购机祝将委长寿。”⑫《康藏前锋》，1936年，第4卷第1/2期。1937年8月，上海“八一三事变”，大师捐1000元。[2]1937年10月，刘家驹，捐五百元，购械杀敌，并认购公债五百元，并给“首都各界抗敌后援”发电文，谴责暴日犯华的侵略行为。⑬《中央日报》，1937年10月29日。1938年，康区最大的世袭土司泽旺登登除了托“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带礼物敬献蒋委员长外，还捐款二百元慰劳抗敌将士。《蒙藏旬刊》对此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以一个见闻有限的边徼土司，能这样激发爱国热忱，输财抗战。其数虽微，而足以发扬我五大民族抗战之精神，实属难能可贵。”⑭《蒙藏旬刊》，1938年7月，第153期。1939年，特派宣教师藏僧洛桑降泊捐款法币陆拾圆，托莫德惠转交《大公报》。⑮《大公报》（重庆），1939年8月14日。1939年，顾嘉堪布捐献羊皮，慰劳前线将士。⑯《新西北》，1944年，第7卷第7-8期。

特殊的捐献——地方领导与中央领导之间的捐赠。据《中央日报》报道，十四世达赖、达扎、四噶伦派四代表向蒋介石及蒋夫人呈现贵重礼品。报道称：“礼物中计有达赖所献之足赤金则鉴（即美饰之意）壹座……。摄政达扎佛献足赤金条五条。噶厦四噶伦献赤金二条。又呈献蒋夫人足赤金则鉴壹座，……。”⑰《中央日报》，1944年3月7日。此贺礼是送给国家元首及夫人，不是捐给前方将士，但此次献呈有其特殊意义，在抗战特殊时期，在英国等国家干涉下，西藏地方政要能向中央首长敬献贵重礼物，说明地方政要拥护中央，支持抗战。1931年，九世班禅大师捐款1万元赈灾，1933年在宣慰内蒙时将私有之数万牛、马、羊群、现金分别慰劳各寺，这些无私的捐献也是间接对抗战的支持。⑱《蒙藏半月刊》，1933年9月10日，第1卷第4期

（二）僧众唪经祈祷

1937年3月15日，班禅大师于拉卜楞寺唪经超度绥战区阵亡军民。⑲《边疆》，1937年3月31日，第2卷第6期。1937年8月，刘曼卿在上海招待大公社记者，介绍1935年以来康藏人民支持抗战的情况：“至老迈妇稚则日夜焚香祈祷，以冀为国家消除灾殃。”1938年，嘉木样在前后藏宣慰，西藏的寺庙举行大规模法会祈祷抗战胜利，①《新闻报》，1938年12月9日。国内刊物《蒙藏月报》报道了西藏政府致电中央政府的具体情况②《蒙藏月报》，1938年9月，第9卷第1期。，《泰晤士报》对此也予以报道③《大公报》(香港)，1938年12月3日。。1938年10月12日，顾嘉堪布在慈云寺组织诵经祈祷，祈祷抗战胜利并超度阵亡将士与被难同胞。④《蒙藏月报》，1938年10月，9卷2期。1939年3月4日，拉卜楞大寺举行扩大祈祷抗战胜利暨宣传大会。⑤《申报》，1939年3月7日。1939年7月7日，热振活佛致电蒋委员长，陈述西藏寺庙祈祷抗战胜利，诅咒倭寇灭亡⑥《大公报》（香港），1939年6月15日。。1939年5月，莫德惠率团视察西康，甘属喇嘛寺廿十余处民众千数百人，在甘孜举行诵经大会，祈祷抗战胜利。⑦《时报》，1939年5月10日。1939年11月，西康省会安觉寺暨康定、道孚、甘孜等五十七寺僧伽于每月东日举行月会时，为国家民族祈求胜利，为军国领袖祷祝健康。⑧《康导月刊》，1939年，第1卷第10/11期。1940年2月14日，吴忠信在大昭寺扩大布施，由各喇嘛诵经祈祷抗战胜利，计到僧众三万余人。⑨《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2月15日。藏族地区广大僧众长期诵经祈祷，表达的是对国家的认同，对抗战的支持，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对日宣战。

（三）通过剧团和文化促进会教育藏族僧民热爱国家并支持抗战

1938年西康省新运会，平日努力公演话剧，激发民众爱国热情。⑩《新运导报》，1938年，第20期，78页。1939年，班禅行辕为宣传抗战，团结边疆百姓，特组织抗战剧团。在甘孜柳林子搬演《五族团结》《游击队》等剧，并将巡回各地搬演，以提高边民抗战意识。⑪《中央日报》（重庆），1939年9月24日。边疆地区，除了组织剧团外，还充分发挥边区社团的作用。拉卜楞地区就利用“藏民文化促进会”加强汉藏文化沟通，提高藏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识，承担“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责任”。促进会编制大批抗战宣传品，并利用藏族传统歌曲戏剧教化僧民。⑫《新教育旬刊》，1938年，第1卷第1期。

（四）直接参军抗日

1931年，西康组织救国义勇军。⑬《西康公报》，1931年，第32期。1937年，卓尼土司兼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电蒙藏委员会，请求出师抗敌。⑭《蒙藏月报》，1937年，第7卷第5期。1939年4月，西藏拉萨当局派代表到重庆，谒见最高当局，决定派遣数万藏军参战。⑮《奋报》，1939年4月4日。拉卜楞的嘉木样与黄正清不但组织慰劳团慰劳前线将士，1939年还积极组织藏族青年直接到前线参加抗战。据《前线日报报道》：“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为使藏民实际参加抗战起见，刻正组织藏民青年战地服务团，遴选藏民优秀青年，送兰训练，然后赴前方参加抗战，同时并组织藏民妇女前方慰劳队，遴选能歌舞之藏女赴前方表演慰劳将士。”1944年，班禅行辕组织卫队官兵参军，并鼓励藏族民众踊跃参军抗日。⑯《中央日报(重庆)》，1944年12月2日。除了藏族民众参军抗战外，学生也踊跃报名参军。据《中央日报》报道：“学生从军运动，康省亦热烈展开。国师及省中学学生纷起请缨，尤可贵者，日昨报名学生，均系藏族青年。计国师学生格来等九人，省中郑玉光等三人，又国师女生马志新等三人，亦请缨远征。”⑰《中央日报》（重庆），1944年1月11日。1944年12月，西康青年杨光宇等五十六人报名从军，天全青年吴剑狼等十余人也请缨参军。⑱《中央日报》（重庆），1944年12月6日。除了直接请缨参加抗战外，藏族青年在抗战时期考入各级军校，接受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参战。青海玉树的贺丹增、巴安的江新西、罗桑团月，都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在抗战前期入藏从事抗战情报工作。1939年春至1940年4月，第十六期一个小队有21名藏族学员。[3]

除上述抗战方式外，藏族地区还利用各种方式支援抗战：政商精英“以商抗日”[4]，普通百姓发展生产，各法团及民众电报慰问（《西康建省委员会公报》，1937年，创刊号），西藏代表在内地参加各类悼念活动等（《图画时报》，1932年，第831期），充分体现了藏族抗战阶层的广泛性及方式的独特性。

结 语

藏族各阶层僧众全员参战，每个地区都有社团组织支持抗战，突显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伟大力量。抗战爆发，从宗教领袖到穷苦僧俗群众，他们同仇敌忾，全力支持抗战，正如《新华日报》所言：“自抗战发生以来，全国均在政府领导之下，誓保国家民族之生存，不惜任何牺牲，决与倭寇抗战到底，是不仅内地为然，即边区各族，亦无不志切同仇，争赴救亡。团结凝固，精神无间之象，实为往昔所未有。”（《新华日报》，1938年9月2日）

通过抗战进一步加强了藏族与其他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并让世界更全面地了解藏族。通过抗战，少数民族同胞特别是藏族同胞清醒地认识到祖国的命运与少数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努力打破地域与族群界限，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正如《蒙回藏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告国内外同胞书》所言：“我们国内平时诚然有党派、民族、宗教等种种问题，但假如抗战不胜利，国家亡了，一切同归于尽，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蒙藏月报》，1941年2月，第13卷第2期）《中央日报》也曾刊文赞扬“我中华民族之中的各宗族，在此抗战过程中，真是生死与共，休戚相关，存则具存，亡则具亡，我藏族深明此义。”（《中央日报》，1944年3月7日）抗日社团除了慰劳将士，捐献物资金钱外，还积极与内地社团交流，通过交流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感情，并与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向世界介绍各民族紧密团结，共同抗战的伟大壮举。

通过14年抗战的洗礼，各族精英特别是藏族精英能突破集团利益和政党界限，加强内部团结，积极投入到抗战建国运动中来。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因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兄弟阋墙，1923年九世班禅出奔内地，从此两集团的矛盾公开化、白热化。双方代表，势不两立，利用报刊展开了长时间的攻讦。但到了1931年，日寇侵华，双方努力化解危机，在京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协同参加抗日大游行。双方代表两次一同参加了“蒙回藏同胞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共同为抗敌御侮奔走呼号。广大藏族同胞大多参与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抗战活动，但也有参加红军北上抗日的红军战士和参与中共中央发动的抗日救亡组织工作。1941年春，中共中央西南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吴振纲、希尧、平措旺杰3名藏族青年到甘、青、康藏区从事抗日救亡的发动与组织工作。[5]

藏族民众在全员抗战过程中，突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前觉醒，提高了藏族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藏族抗战的实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