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雄·达瓦琼达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西藏拉萨850000）

引言

作为唐竺古道之东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今人普遍称为蕃尼古道或吐蕃泥婆罗道，是由唐朝初期之道宣法师（595-667年）最早提出来的。蕃尼古道应是指从拉萨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路线。此道何时开通，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以蕃尼王室联姻为分水岭，一种观点认为蕃尼联姻时开通，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此之前就已开通。本文认为蕃尼古道不仅在松赞干布之前就存在，而且在吐蕃周边所有通道中，蕃尼古道占据着重要地位，甚至就吐蕃史段而言，很可能是最为活跃的一条通道。蕃尼古道研究，部分涉及蕃尼关系总论之外[1]，对其交通路线[2]、考古遗址[3]、联姻关系[4]、经贸关系[5]、人物事迹①在人物事迹叙述方面法显、玄奘、王玄策、赤尊公主、松赞干布等占有重要的地位。、文化交流[6]、农业科技交流[7]、族群关系[8]、历史作用[9]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阐释的颇多，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推进了古道研究的深入。霍巍教授对此涉足较早，成果丰富，尤其是在古道沿线文化遗迹发掘方面贡献巨大。[10]古道的走向和发展方面，熊文彬教授的研究最为系统，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代表蕃尼古道走向和发展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11]尽管如此，在充实蕃尼古道文化内涵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松赞干布时期藏文被创制后，吐蕃开始迈入了严格意义上的文明社会发展阶段，历史方面就有较为完备的记述，留下了蕃尼古道文化方面不少珍贵史料。唐朝正史中有不少相关蕃尼历史文化及其古道方面的资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和游记中也涉足一些穿梭于蕃尼古道上的人和事。今人研究尼泊尔古史方面的一些论著相继汉译出版，对研究颇有助益。综合比对上述资料，本人认为松赞干布之后的蕃尼古道具有使臣通道、联姻通道、军事通道、文化交流通道和商贸通道之功能，这些功能折射出了蕃尼古道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使臣通道

此处所讲的使臣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蕃尼之间的使臣；二是唐廷派往印度的使臣。蕃尼之间的使臣来往又可以细分为两类，即蕃尼之间的联姻使臣和穿梭于蕃尼古道上的吐蕃官方委派的求学者和迎送印度佛学大师的吐蕃使臣。唐廷派往印度的使臣中，路经蕃尼古道者，或者比较保守而言，路经部分蕃尼古道的仅是王玄策一人。蕃尼之间使臣来往在古藏文历史文献中无迹可寻，但是蕃尼联姻期间，互派使臣，通达各自君主意图在藏文传世文献资料中有明确记述。《汉藏史集》中谈及吐蕃迎请队伍时云：“起初由禄东赞和吞矮人为首领，随从一百个骑兵。”[12]《西藏王臣记》云：“在蕃众的眼里，带去嵌有宝石的琉璃宝盔之物的五百个骑兵组成的迎亲队伍迎娶赤尊为王妃。”[13]诸如此类的记载，藏文传世文献资料中比比皆是，只是吐蕃迎亲队伍之规模和献物方面的记述略有不同。在藏文史记和佛教史等传世文献资料中，叙事历史人物事件时，多半夹杂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导致绝大部分史实埋没在神话和传言之文字堆积中。根顿群培大师在撰述《白史》时早已暗示我们，在材料的选择中，普通人眼里所见所闻者较为贴近事实。[14]因之，本人倾向于《西藏王臣记》中记述的迎亲队伍之规模。这仅仅是吐蕃迎请队伍方面而言的，在藏文传世文献中也提到了尼泊尔方面派来的护送赤尊公主的使臣队伍。如《贤者喜宴》中载：“（尼泊尔）王臣送至尼泊尔和芒域之间的宽阔林地。”[15]仅仅从字面上理解，看似尼泊尔王臣护送赤尊公主至靠近蕃尼边界地带而告还故地。其实不然，作为王国的公主，作为重大的政治联姻，持节护送目的地是惯例，这事在唐蕃联姻中可以得到证实。公元641年，吐蕃派兵助阵平息尼泊尔王室内斗，尼泊尔李查维王朝王位复位，从此尼泊尔纳入吐蕃治下，结束了蕃尼之间以独立王国的形式互派使臣的历史。本人认为这就是敦煌等出土吐蕃历史文献和古汉文史书中，在后期的历史发展阶段，蕃尼和唐尼各自间没有使臣来往的根本原因。尼泊尔纳入吐蕃治下后，蕃尼之间虽然结束了以国使身份的来往，可尼泊尔作为吐蕃之附属国，无疑强化了蕃尼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重大地方事务方面，从属关系的使臣来往，必定会更加频繁。穿梭于蕃尼古道上的吐蕃官方委派的求学者和迎送印度佛学大师的吐蕃使臣事迹，也不见于古藏文本吐蕃历史文献资料中，却在藏文传世文献资料中有不少的相关记述。本人按照时间顺序，简单概述如下。

松赞干布时期（617—650年），吞弥·桑布扎路经尼泊尔前往印度一事，在藏文传世文献中有记述，他是吐蕃派遣域外之第一使臣。吞弥·桑布扎虽以求学者的身份前往印度，但从吐蕃官方委派的角度考虑，视其为吐蕃使臣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相传松赞干布诏令大臣吞弥·桑布扎前往印度求学，途经尼泊尔国时，为了获得防暑良药龙脑、竹黄等，他们向尼泊尔国王敬献方物。因为有了这些防暑的良药，才得以顺利抵达了印度。

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公元704—755年）继位后，为了弘扬佛法，“派阐伽木拉咖（བྲནེ་ཀོ་མུ་ལརྩེ་ཀོཀོ།）和聂杂那固玛热（གེཉིགེས་ཛྙཱ་ནེ་ཀུཾ་མ་ར།）二人派往印度求法，此二人得知班智达佛密（སངས་རྒྱེས་གེསང་བོ།）与佛静（སངས་རྒྱེས་ཞེསྒྲི་བོ།）在冈底斯山中修行后，随即奔赴于冈底斯山欲迎请，却未果，但从两位印度佛僧处获取之《律分别品》《金光明经》、事部及行部等经卷，并献之于赞普。赞普为供奉这些经卷修建了拉萨之岩堡、红岩之真桑、秦浦之那若、红岩之嘎玖、桑耶之玛萨贡五处佛殿。”[16]从这里可以推断，两位使臣虽没去成印度，但是途经蕃尼古道上的部分路段是可以肯定的。

赤松德赞(742-797年)继位后不久，赞普与尚·尼桑（ཞེང་ཉི་བོཟང་།）和桂·赤桑（འགེཀོས་ཁྲོསྒྲི་བོཟང་།）等崇佛大臣集会，商谈弘扬佛法之事，秘密制定了铲除玛尚等反佛权臣的计划，计划得到成功实施。其后，为了重振佛法，君臣又一次聚集商讨，从印、尼诸佛学大师中迎聘何人一事。在韦·赛囊（སྤ་གེསལ་སྣོང་།）的极力举荐下，经过认真讨论，请来了精通显教的寂护大师（མཁོནེ་པཀོ་ཞེསྒྲི་བོ་འཚཚོ།）。《韦协》载：“于是韦·赛囊直赴泥婆罗，献赞普书函于泥婆罗王，又请堪布前往蕃地传法。堪布应允，被迎至芒域（མང་ཡུལ།）。韦·赛囊随即遣使向赞普上书：‘堪布已上路，现留居于芒域。’赞普得此信息，便命内臣朗卓·囊热（ལང་འགྲོཀོ་སྣོང་ར་），与韦·赛囊一道迎请堪布，并将其安置于逻娑贝哈尔（ར་ས་པརྩེ་ཧ་ར།），嘱咐要恭敬供奉。如是，堪布偕同随从泥婆罗译师前来，栖止于逻娑贝哈尔，朗卓·囊热充任其近侍。”[17]从这一记载来看，印度佛学大师寂护和吐蕃使臣韦·赛囊曾途经蕃尼古道是显而易见的；吐蕃内臣朗卓·囊热是从芒域迎接寂护大师的，显示出了芒域在蕃尼古道上的重要性，其功能类似于唐使入蕃时的迎接驿站。寂护大师到了吐蕃后，在尼泊尔译师阿难达（བོལ་པཀོ་ཨ་ནེནེ་ཏེ།）的帮助下，向赞普赤松德赞等讲经说法。其后赞普深信佛法乃是妙法，并筹划把印度诸佛典译成藏文。彼时，恰逢吐蕃本部洪水大发，旁塘宫（འཕང་ཐང་）被冲毁，拉萨城堡（ལྷ་ས་མཁོར་བྲགེ）也被雷电击中，起火烧毁。同时又发生了饥荒，人畜中瘟疫大行，苯教徒和支持苯教的权臣们合谋算计，把这些天灾人祸归罪于佛教的传播，佛教又一次陷入困境。在如此崇苯抑佛的大背景下，当政赞普也无能为力，不得不劝说寂护大师返回尼泊尔。这一次护送寂护大师至尼泊尔的使臣是森果·拉隆（སརྩེང་མགེཀོ་ལྷ་ལུང་།）、朗卓·囊热和韦·赛囊三人。[18]仔细考察《韦协》中的相关叙述方式，不难发现后两人才是吐蕃官方委派的护送寂护大师的使臣，而桑果·拉隆是个严守戒律之出家僧人，他仅仅把寂护大师送至朗那楚粗（གླང་སྣོ་གྲུ་ཚུགེས།），多半是出于尊崇寂护大师而随同前行。他虽没走完蕃尼古道全程，可是他所走过的路线中出现了一个重要地名，即朗那楚粗，这个地名应视为蕃尼古道上的又一个重要站点。

赞普赤松德赞当政中期，也就是吐蕃本部苯佛之争缓和之际，又一次迎请了寂护大师，并在寂护大师的提议下，韦·赛囊等使臣迎请了莲花生大师（སླཀོབོ་དཔཀོནེ་པདྔདྨ་འབྱུང་གེནེས།），莲花生大师进藏的路线在各类史记和佛教史中的记载有所不同。赞普赤松德赞晚期，吐蕃佛教内部发生了顿渐之争。彼时，赤松德赞遣使迎请了佛教代表人物莲花戒（ཀོ་མ་ལ་ཤྰིཉྰསྒྲི་ལ།）。[19]史书中没有记录莲花戒进藏路线，无疑莲花戒通过蕃尼古道来到桑耶寺的。上述使臣只是极个别例子，倘若考虑到当时吐蕃和印、尼之间的深层次和多方面的互动关系，彼此间使臣来往一定会是很频繁的，只是吐蕃、印度和尼泊尔古史记载均显得不那么详尽，遗留下来的原始资料不多。

唐竺间互派使臣由来已久，但是路经蕃尼古道，确切地说通过拉萨前往天竺的唐廷使臣非常少，只有王玄策经过蕃尼古道上的重要站点即芒域的记载和文化遗存至今仍然可见①文化遗存即《大唐天竺使出铭》，对此研究者较多，已在前言注释中做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唐廷派往印度的使臣到过尼泊尔者还有李义表。《旧唐书·西域传》载:“贞观中(公元627年至649年)，卫慰丞李义表往使天竺，途径其国（尼泊尔），那陵提婆见之大喜，与义表同出，观阿者波沵池。”[20]尼泊尔遣使唐廷方面的记述在《新唐书·西域列传》中可见：“二十一年，遣使入獻波稜、酢菜、浑提葱。永徽年，其王尸利那連陀羅又遣使入貢。”[21]此处所言之二十一年是贞观二十一年，即公元647年。对此《唐会要》中言：“尼波罗国献菠稜菜、类红蓝花、实似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又酢菜，状如菜，阔而长，味如美鲜。苦菜，状如苣，其叶阔，味虽少苦，久食益人。胡芹状如芹，而味香。浑提葱其状如葱而白。”[22]此次尼使入唐是由尼泊尔王子普里亚达尔西（Priyadarshi）率领，是尼泊尔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团，也是尼中之间的首次官方接触。[23]其后，尼泊尔又一次遣使入唐。此事在《旧唐书》中云：“永徽二年，其王尸利那連陀羅又遣使朝贡。”[24]永徽二年即公元651年，是在唐高宗李治时期，也即松赞干布去世后的第二年，对此尼泊尔著名学者尼兰詹·巴塔拉伊说：“这一记载表明，在李查维（Lichchavi）王朝同时代或者稍晚一些时候，在尼泊尔曾存在一个克拉底王族政权（有关这一记载的研究还有待进行）。”[25]注解中说明了李查维是古代尼泊尔梨车族之现代汉语译名。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此次入唐尼使不是由较为正统的尼泊尔李查维王统世系委派的事实，也说明当时李查维王统世系统辖区域内仍然存在一些处于独立状态的其他政权。之后，唐廷与尼泊尔之间使臣往来很少，这可能与尼泊尔附属于吐蕃一事有关。除此之外，唐廷派往印度的使臣及求法高僧经西域前往印度者居多，是由主客观内外因素决定的。①从整体而言，不光是唐廷使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中绝大多数也是历经现今新疆和中亚各小国前往印度。这由其深刻的原因，古代西藏等地被唐人视为绝域，有瘴气，低海拔地区的人行走蕃地是十分艰辛的。因此，不选其道是外部环境因素所决定的。加之，唐朝建立之前，西域求法汉地高僧之路线早已形成，并且这一传统路途沿线上的很多小国都是信奉佛教，这对于每位西域求法的汉地高僧来说，既可以寻觅之前汉地高僧大德前往天竺的踪迹，又可以朝拜沿线上的佛教圣地，可谓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与之相反，唐朝建立之前，吐蕃境内全是信奉苯教，没有一处可朝拜的佛教胜迹，而松赞干布当政之后，以王室为主导的吐蕃上层社会虽引入佛教，建立大小昭寺，可是当时佛教依然没能立足于吐蕃本土，直至赤松德赞时期修筑桑耶寺，建立僧伽制度，才算是佛教初步立足于吐蕃本部。尽管如此，纵观域外域内佛教史而言，某寺成为佛教圣地，除了该寺有悠久历史之外，必须具备完备的佛教研习制度，且在这样的制度下，高僧大德辈出，域内域外声名远扬，能够吸引四面八方的佛教徒，才逐渐成为圣地。可是，倘若仔细考察整部吐蕃史，总能感觉到这样的寺庙寥寥无几，甚至可以说不存在。所以，汉地求法高僧们不太愿意踏足蕃地，其实也没必要，这是内部文化因素所决定的。

就中古早期历史而言，在蕃尼古道上，上述使臣构成了重要的一组人群，他们不仅对古道的开辟和延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印度、尼泊尔、吐蕃和唐朝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世代友好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联姻通道

随着不断地向外扩张，吐蕃与其周边地区的交往逐渐增多，也因此不断地吸纳了周边民族的文化养分。联姻是吐蕃与周邻国家或部族间交往的主要手段之一，通过联姻来增进双方的关系也是吐蕃由来已久的传统。松赞干布娶了五位妃子，其中包括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唐朝的文成公主、象雄的李密萨公主，体现了极具政治意义的传统联姻形式。单从民族交往方面而论，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的影响最大，后世的藏文史书中对两位公主更是大加神化，这与她们两位在吐蕃传播佛法的事迹密不可分。在大昭寺的松赞干布殿中，松赞干布塑像的两侧分别塑有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的像，连同松赞干布一起，两位公主也成为信众膜拜的对象。这些塑像何时供奉在大昭寺，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过本人粗略分析认为，这些塑像的供奉不太可能在吐蕃时期，在萨迦地方政权时期蔡巴万户长供奉的可能性较大。如果抛开那些神奇的传说，我们就不难发现，两位公主入蕃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

赤尊公主这个称谓是近现代藏学界出现的藏汉混合的一种叫法，现在比较通用，但是不那么规范。藏文传世文献中对其有很多称呼，分别为帕萨（意为尼泊尔妃子）、帕萨赤尊（意为尼泊尔皇妃）、拉吉赤尊（意为天资皇妃）、啜聂坚（意为忿怒姆）②帕萨为藏语བོལ་བོཟའ།的音译；帕萨赤尊为藏语བོལ་བོཟའ་ཁྲོསྒྲི་བོཙུནེ的音译；拉吉赤尊为藏语ལྷ་གེཅེསྒྲིགེ་ཁྲོསྒྲི་བོཙུནེ的音译；啜聂坚为藏语ཁྲོཀོ་གེཉིརྩེར་ཅེནེ的音译。；汉文论著中称其为布里库蒂，最 关 键 的 是 尼 泊 尔 语 里 称 其 为Bhrikuti(བྷྲིསྒྲི་ ཀུཾ་ཊཱིསྒྲི།)，意为忿怒姆。如此，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藏文传世文献中的“啜聂坚（ཁྲོཀོ་གེཉིརྩེར་ཅེནེ།）”是“Bhrikuti”的意译，而汉文论著中的“布里库蒂”是“Bhrikuti”的音译。关于赤尊公主父亲姓名在藏文传世文献资料有多种叫法③弟吴贤者著：《弟吴宗教源流》（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P276中赤尊公主父亲被称为བོལ་པཀོའསྒྲི་རྒྱེལ་པཀོ་འབྲསྒྲི་ལཀོ་ཧ།；觉沃阿底峡发掘：《柱间史》（藏文），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P126中赤尊公主父亲被称为བོལ་པཀོའསྒྲི་རྒྱེལ་པཀོ་ནེརྩེ་པ་ལ་འབྲསྒྲི་ལཀོ་ཧ།；第五世达赖喇嘛著：《西藏王臣记》（藏文），民族出版社，1957年10月第1版，P24中赤尊公主父亲被称为ས་མ་འབྲསྒྲི་ཤེཀོ།；萨迦·索南坚赞著：《西藏王统记》（藏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P63中赤尊公主父亲被称为བོལ་པཀོའསྒྲི་རྒྱེལ་པཀོ་དརྩེ་བོ་ལྷ།；娘·尼玛韦色著：《娘氏宗教源流》（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P197中赤尊公主父亲被称为བྷསྒྲི་ཧམ་ལཀོ་བོསྒྲི་པ་དརྩེ་བོ།，并做了了他是尼泊尔王གུཾ་ནེ་ཀཱ་མ་ཧ་དརྩེ་བོ་ཧཀོ་ཤེ་ཁྲོསྒྲི་པ的儿子的说明。，其中韦色库恰（འཀོད་ཟརྩེར་གེཀོ་ཆ།）④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P152赤尊公主父亲被称为བོལ་པཀོའསྒྲི་རྒྱེལ་པཀོ་འཀོད་ཟརྩེར་གེཀོ་ཆ།，与此记述相同的见于班钦·索南扎巴著：《新红史》（藏文），1989年3月第2版，P18中赤尊公主父亲被称为བོལ་པཀོའསྒྲི་རྒྱེལ་པཀོ་འཀོད་ཟརྩེར་གེཀོ་ཆ།较为贴切，意为光胄。与此相同的是《大唐西域记》中谈及“尼泊尔”情况时言：“国王是刹帝利种姓，栗呫婆部族人，治学清高，纯信佛法。近代有王名鸯输伐摩，大唐语言光胄。”[26]足见藏文传世文献中的“韦色库恰（འཀོད་ཟརྩེར་གེཀོ་ཆ།）”和唐言中的“光胄”语意完全吻合，“鸯输伐摩”和“光胄”是对等的关系。尼泊尔学者又视“Amshu Varma”为赤尊公主的父亲。①为了确认Amshu Varma的藏文撰写和其意，本人请教了精通梵藏英汉的西藏大学文学院普琼次仁和北京藏医学院学者刘英华两位老师。尼泊尔语中的“Amshu Varma”，意为“光胄”，藏文可以撰写为“ཨཨཾ་ཤུ་ཝརྨ།”[27]如此以来，尼语中的“Amshu Varma”、汉语中的“光胄”和藏语中的“韦色库恰(འཀོད་ཟརྩེར་གེཀོ་ཆ།)”三者语意一致，可见汉语中的“鸯输伐摩”是尼语“Amshu Varma”的音译，汉语中的“光胄”和藏语中的“韦色库恰”为尼语“Amshu Varma”的意译。以上引文和简单的考证，足以表明蕃尼之间确立的联姻关系。

赤尊公主入蕃的时间，藏、汉和尼不同语种之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综合比对后，也可以大致推断。在古藏文本吐蕃大事纪年和古汉文史料中松赞干布狗年即公元650年去世是相吻合的，《贤者喜宴》又云：“（赤尊公主）甲午年即马年迎至宫殿。”[28]此处所说的宫殿是指布达拉宫，马年可视为赤尊公主达到吐蕃都城逻些的时间。如此，虽不太清楚赤尊公主哪年从尼泊尔启程，但是基本上可以确定赤尊公主马年即公元634年到达拉萨的史实。赤尊公主是一位笃信佛教的女性，其父王也以笃信佛法而著称于世。在藏文传世文献中说赤尊是度母的化身，并对赤尊公主的迎娶做了神话性的描述。奉松赞干布之命，吐蕃大臣噶尔·东赞域松（禄东赞）携带礼物和随从一百或五百余骑前往尼泊尔求婚，给国王献上五枚金币和嵌有宝石的琉璃宝盔，这一事在使臣一节中已做说明。

《西藏王统记》载：“要是这样做了你还不许嫁公主，我就要派遣化身军旅五万人前来，杀死你，劫取公主，摧毁你所有的城市。”[29]而《西藏王臣记》中却说松赞干布派出了“神变大军”到尼泊尔的王宫前，扬言吐蕃的要求若得不到应允，尼泊尔就会变成吐蕃赞普的皇宫。[30]从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记载中，我们推测，松赞干布的军队，翻越了喜马拉雅山，尼泊尔受到吐蕃的武力威胁，因而不得不让赤尊公主远嫁于吐蕃，以此来取得与吐蕃的和解。所以，从尼泊尔方面讲，联姻带有策略性及某种程度上的屈辱性。通过蕃尼联姻，彼此关系得到了加强，从此吐蕃对喜马拉雅山区的影响愈来愈大。

三、军事通道

此处所指的军事通道是由吐蕃发兵平息尼泊尔王室内斗、助阵王玄策击溃天竺和没氏赤玛罗废除赞普世系之尼泊尔王等几项军事活动路线构成的。古汉藏相关史料中，上述每项军事活动的行进路线都没有明确的记述。

（一）吐蕃发兵平息尼泊尔王室内斗

赤尊公主公元634年到达拉萨，正式确立了蕃尼之间的联姻关系。赤尊公主入蕃及其父亲去世之后，尼泊尔王室发生了内斗。这一事件在敦煌古藏文本吐蕃大事记年、《旧唐书》和《新编尼泊尔史》中都有记述。大事纪年中载：“赞蒙文成公主由噶尔·东赞域宋迎至吐蕃之地，杀泥婆罗之宇那郭蒂，立那日巴巴为王。”[31]《旧唐书》载：“其王那陵提婆……那陵提婆之父，为其叔父所篡，那陵提婆逃难于外，吐蕃因而纳焉，克复其位，遂羁属吐蕃。”[32]《新编尼泊尔史》中说：“大约在公元640年到642年间，希瓦·德瓦一世的孙子，吾达亚·二世的儿子纳伦德拉·德瓦，在西藏国王（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帮助下侵入尼泊尔，打败了毗湿奴·笈多，恢复了他祖先传下的王位。”[33]据上述资料，一是《新编尼泊尔史》中的“纳伦德拉·德瓦（Narendra Dev）”、《旧唐书》中的“那陵提婆”和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中的“那日巴巴(ནེ་རམྱྀ་བོ་བོ།)”，可视为同一人，因“Naren”“那陵”和“ནེ་རམྱྀ་”发音相近，时间上也吻合；二是古藏文文献中的那日巴巴和古汉文史料中的那陵提婆均系尼泊尔语境下的Narendra Dev(其藏文转译为ནེ་རརྩེནྡྲནྡྲ་དརྩེ་བོ།，今汉文译为纳伦德拉·德瓦)之音译；三是古藏文文献中虽没有交代清楚此事件发生的年代，但我们从此事和文成公主入蕃之年一并叙述的方式看来，基本上可以确定尼泊尔王室发生内斗的时间在公元641年，就因为古汉藏史料比对分析和今人研究成果均显示文成公主是公元641年入蕃的；四是上引古汉藏史料对比分析后得知，古藏文中的宇那郭蒂就是那陵提婆之叔父之名，此人就是篡夺其父王之王位者；五是据《新编尼泊尔史》相关记述，此事件中的王位篡夺者是毗湿奴·笈多。在《白史》中，根顿群培大师从梵文转译藏文时藏文字母ཡེ་和ཛ་可以互换的角度分析，提出了上引古藏文中出现的（ཡུ་སྣོ་ཀུཾགེ་རྟསྒྲི།）的比较正确写法是ཛཛིཤྞུཤྞུཤྞུཀཱསྒྲིརྟསྒྲི་的观点。[34]正因为如此，本人认为尼泊尔史中的王位篡夺者被视为毗湿奴·笈多（Vishnu Gupta，བོསྒྲི་ཥྣུཥྣུཥྣུ་གུཾཔྟཔྟ།）不太可信。六是上引《新编尼泊尔史》中明确指出吾达亚（Udaya,ཨུ་ད་ཡེ།）二世是纳伦德拉·德瓦之父，因此，吾达亚二世应是此事件中被杀的尼泊尔王。七是如在使臣通道中所言，唐使李义表贞观年间前往天竺途径尼泊尔国时，接见了尼泊尔国王那陵提婆，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的年号（公元627年～公元649年）。大致可以推断，李义表是在公元634年至公元642年间的某一年接见了那陵提婆。八是古汉文史书明确指出，那陵提婆逃难于吐蕃，并借助于吐蕃兵力，平息内乱，继承王位，从此尼泊尔王国羁属于吐蕃。另外，公元641年尼泊尔羁属于吐蕃一事，在《旧唐书》“尼泊尔传”中也有明确记述。[35]据上可知，吐蕃发兵平息尼泊尔王室内斗应是在公元641年。遗憾的是，在这一次军事行动中，吐蕃官兵和尼泊尔王子那陵提婆等如何行进至尼泊尔境内的问题却不见任何记载。

（二）吐蕃发兵助阵王玄策击溃天竺

松赞干布当政晚期，吐蕃发兵助阵王玄策击溃天竺一事，《旧唐书》“吐蕃传”“尼泊尔传”和“天竺传”，《新唐书》的“吐蕃传”“尼泊尔传”和“天竺传”以及《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中都有明确记述，这些史书均指出王玄策被劫的时间为贞观二十二年即公元648年。然而，学界对于王玄策是三次还是四次前往印度还存在分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公元648年又是属于第几次？不过这些问题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列。此次事件中，究竟谁在下令并委派蕃尼骑兵呢？《旧唐书》记载：“二十二年，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往西域，为中天竺所掠。吐蕃发精兵与玄策击天竺，大破之，遣使来献捷。”[36]《新唐书》又云：“二十二年，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西域，为中天竺所钞，弄赞发精兵从玄策讨破之，来献捷。”[37]这两本古汉文史书中蕃尼骑兵没有进行分类，认为由吐蕃或弄赞（松赞干布）下令发兵是一致的看法，这一叙述方式暗含着当时尼泊尔王国羁属于吐蕃的寓意，这也符合史实，毕竟公元641年开始尼泊尔王国成为吐蕃之附属国。若不是这样，事后吐蕃向唐廷遣使献捷一事就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换一个角度来看，尼泊尔王国没有向唐廷遣使献捷一事，又可以印证当时尼泊尔国羁属于吐蕃的事实。《资治通鉴》对此事记载较为详细，于发兵者却云：“吐蕃遣精锐千二百人，泥婆国千七余骑赴之。”[38]这看似蕃尼各自派遣骑兵助阵王玄策，其实不然，在其注解中提到了：“泥婆罗国直吐蕃之西乐陵川，臣于吐蕃。”[39]《释迦方志》也有记载：“又西北千五百里入山谷，至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今屬吐蕃。”[40]此书由唐朝时期的著名僧人道宣（公元596—667年）所著，是同时代人的记录，较为可信。

与上引诸史书记载不同的是，《册府元龟》中关于王玄策前往天竺被劫时，提及了由悉立国和吐蕃发兵助阵的两种不同说法，分别是贞观二十年即公元646年王玄策前往天竺被劫时，悉立国发兵助阵[41]和贞观二十二年即公元648年王玄策前往天竺被劫时，吐蕃发兵助阵。[42]在唐史中，仅是《册府元龟》记载悉立国发兵助阵王玄策击溃天竺一事，且较之于吐蕃发兵助阵情形，悉立国发兵助阵略显从简。此书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不同的记载呢？本人认为这和悉立国所在的地理方位应有紧密的关联。《册府元龟》载：“悉立国，在吐蕃西南，户五万余，有城邑村落，依谿涧。”[43]“悉立国在吐蕃西南，户五万，胜兵五万人。……羁事吐蕃，自古未通中国。”[44]“二十年正月，吐谷浑……润三月，悉立国，章求拔国……并遣使贡献。……后右卫率长史王玄策往西域，为中天竺所劫，其王发兵赴之。破贼有功，自此职贡。”[45]以上史料，均记录在贞观二十年即公元646年内。我们从中得知，悉立国如同尼泊尔国一样，位于吐蕃西南，公元646年之前又臣于吐蕃的事实。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本吐蕃大事纪年中，虽没有明确指出悉立国何时纳入吐蕃治下，却有公元705年悉立国叛变于吐蕃[46]和公元709年吐蕃擒拿悉立国国王[47]两件事的记载。从这些史料记载和悉立国所在地理位置来看，悉立国如同尼泊尔国一样，公元648年王玄策前往天竺之前臣服于吐蕃治下，在公元648年吐蕃发兵助阵王玄策击溃天竺时，松赞干布也下令发兵悉立国的骑兵，这些骑兵应包括在尼泊尔国之七千骑兵内。在这样的背景下，唐廷史官在叙述悉立国历史时，部分战功归于悉立国，这就造成了历史疑点。然而，吐蕃发兵助阵王玄策击溃天竺的时间被认为是贞观二十二年即公元648年，所以，公元646年悉立国助阵王玄策在时间上存在偏颇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笔者的研究结论是，公元648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下令派遣蕃尼骑兵助阵王玄策击溃天竺，而松赞干布之所以具备这样的权威，是因为公元641年开始尼泊尔国臣服于吐蕃。此次军事行动中，蕃尼骑兵是经过蕃尼古道前往中天竺国的。古汉文史料中记录了这一事件，但是忽略了蕃尼骑兵行经路线，对蕃尼古道走向研究增加了难度。此事件在天竺、唐朝、吐蕃、悉立国和尼泊尔中古早期历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唐蕃关系史中影响深远。比如，这件事与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后，在其陵墓内摆列松赞干布石刻像和公元649年唐高宗李治继位后，授予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等事件应有紧密的关联。[48]

（三）没卢氏赤玛罗废除赞普世系之尼泊尔王

P.T.1288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中载：“及至蛇年，……邦拉让，赞普兄拉跋布从加萨废除。”[49]此引中的蛇年即公元705年，此事发生于都松芒布杰（676—704年）去世和赤德祖赞（704—755年）诞生之时，也即没卢氏赤玛罗（འབྲཀོ་བོཟའ་ཁྲོསྒྲི་མ་ལཀོད།）①没氏赤玛罗是没氏家族出身的芒松芒赞之妃子，都松芒布杰的奶奶，赤德祖赞之曾祖母。把持吐蕃朝政期间。在蕃尼关系中，这一史料弥足珍贵，又因难以破解其义而引发了诸多问题。此引文中的“拉跋布”是谁？是出身于吐蕃赞普王统世系的尼泊尔王，还是出身于尼泊尔李查维王统世系之尼泊尔王？“兄”是赞普的兄长，还是一种赐名？本人认为，“赞普兄拉跋布”应是吐蕃赞普都松莽布杰之某一位亲兄，理由如下：一是“赞普兄（བོཙིནེ་པཀོ་གེཅེརྩེནེ་）”具有赞普兄长之意；二是“拉跋布”中的“拉”是藏文“ལྷ།”的音译，本义为“神”，在古藏文史料中“拉”用于赞普的尊称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赞普或赞普王子称为“བོཙིནེ་པཀོ་ལྷ་སྲོས།”②敦煌出土的吐蕃历史文献和吐蕃时期的碑文等中多有记载。，赞普驾临时言“ལྷ་གེཤེརྩེགེས་ནེས།”[50]，使之“拉”的引申义为国王；三是“跋布”顾名思义，当指“尼泊尔”，是古今藏族人对“尼泊尔国”的称呼，古汉文史书中“བོལ་པཀོ་”也称为“跋布”；四是“加萨”是藏文“རྒྱེལ་ས་”的音译，意为都城，都城一词的出现，又可以引证废除的就是尼泊尔王；五是此大事发生于赞普赤德祖赞诞生一年多的时候，彼时赞普赤德祖赞尚处于年幼阶段，未涉足政事。因此，此事不能算作赤德祖赞当政期间的吐蕃大事，由此可以排除此引文中出现的“赞普兄”为赞普赤德祖赞之兄长的可能性；六是从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的整体叙述风格而言，此事可算作为去世一年之余的都松芒布杰当政时期的吐蕃大事，这一大事记载形式与松赞干布去世之年的大事记载形式颇有相似之处。“及至狗年，厝赞普祖墀松赞之遗骸于琼瓦灵堂，长期匿丧不报，孙墀芒伦芒赞赞普驻于美尔盖。是为一年。”[51]此引中出现的狗年即公元650年，也即松赞干布去世之年。该引文中虽出现了松赞干布之孙芒伦芒赞（650—676年）之名，却仍然把这件大事视为刚去世之松赞干布时期的吐蕃大事。以此为据，上引列为都松芒布杰当政时期的吐蕃大事较为合理。由此可推断，“赞普兄”应是都松莽布杰之某一位兄长。七是根顿群培在《白史》中引用了尼泊尔国王希拉·德瓦（ཤཱིསྒྲི་ལ་དརྩེ་བོ་）之碑文，并指出希拉·德瓦与都松芒布杰是同时代人，该碑文记述了当时尼泊尔国向吐蕃贡献赋税一事。[52]除此之外，《新编尼泊尔史》中记载：“希瓦·二世曾把一大片土地赐予来自西藏的旅行家。他的统治延续到公元703年左右。”[53]从以上两种引文中提供的年代和内容信息来看，根顿群培大师所说的希拉·德瓦和《新编尼泊尔史》中提及的希瓦·德瓦（ཤཱིསྒྲི་ཝ་དརྩེ་བོ་）应是同一人。如此，不难发现都松芒布杰时期确实有尼泊尔自己的国王，这就像吐谷浑和南诏国虽纳入吐蕃治下，却仍有他们各自的王族世系一样。因而，尼泊尔国王应仅仅是名义上的，而实权应掌握在吐蕃赞普委任的尼泊尔王即都松芒布杰某一位兄长之手。八是公元704年，古藏文本吐蕃大事纪年中仅仅记载都松莽布杰亲征南诏并逝世于军中。然而，《旧唐书》谈及此事时却云：“时吐蕃南境泥婆罗门等皆叛，赞普自往讨之，卒于军中。”[54]据此可见，公元704年都松芒布杰亲征的目的不仅仅是南诏一国，也包括尼泊尔国，且此引中明确提及了当时尼泊尔国在吐蕃治下的事实。从这些记载看来，公元704年都松莽布杰讨伐南诏和尼泊尔国的军事活动与公元705年废除尼泊尔王一事有着紧密的关联。该王或是治理不当；或是图谋不轨，皆有可能。因为在吐蕃史中，前任赞普去世，后继王子又处于年幼阶段时，发生内乱外患是常有的事，此事也不例外。九是在吐蕃史中，虽有以亲属称谓作为赐名的传统，比如赤德祖赞赐予南诏国王“赞普钟”。[55]“钟”是藏文“གེཅུང་”的音译，意为“弟”，这一赐名暗含着南诏国王相比吐蕃赞普略低一筹。因此，上引中的“兄(གེཅེརྩེནེ་)”不应该视为一种赐名。倘若如此，臣服于吐蕃之尼泊尔国王相比吐蕃赞普，显得略高一筹。如是在蕃尼从属关系明确之下，吐蕃不可能给尼泊尔王赐予这样的殊荣。十是吐蕃对尼泊尔国的治理方式有别于吐谷浑和南诏等国。在敦煌吐蕃大事纪年中，吐蕃对吐谷浑的治理方式，主要采取的是议事会，但没有一处记载表明对尼泊尔国采取了同样的治理方式，这就说明尼泊尔国虽在吐蕃治下由来已久，却因其治理权交付于赞普世系而处于相对自由的状态，犹如吐蕃治下的赞普世系之工噶布吉（རྐཀོང་དཀོར་པཀོ་རྗེརྩེ།）。这不仅体现在公元704年吐蕃属下之尼泊尔国叛乱时，都松芒布杰亲征讨伐一事中，而且仅公元675年、公元690年、公元695年、公元697年、公元699年、公元707年、公元708年、公元709年、公元710年、公元711年、公元712年、公元718年、公元722年、公元723年芒松芒赞、都松莽布杰和赤德祖赞三代赞普夏季时前往尼泊尔驻扎或讨伐于尼泊尔国的情况来看，[56]尼泊尔国治理权交付于赞普世系较为可信。吐蕃对尼泊尔采取这样的治理方式必有其深刻的原因。吐蕃自建立到灭亡，一直保持着对赞普王室及各大有功家族分封领地的传统，见于吐蕃建立之初分封的十八大领地（ཡུལ་གྱིསྒྲི་དབོང་རསྒྲིས་བོཅེཀོ་བོརྒྱེད་ཕྱིརྩེ་བོ།），[57]其中包括赞普王室的领地。在这样分封领地的传统下，吐蕃历史叙述出现了“བོཙིནེ་ཡུལ།（赞普王室之领地）”和“བླཀོནེ་ཁོམས་（大臣之领地）”等专用名词，而各类官职及大小家族拥有的较小分地称为“ཁོཀོལ་ཡུལ།（本义为使用之地）”。事实上“ཁོཀོལ་ཡུལ་”也具有“领地”之意，只是存在大小之别而已。因此，可以说尼泊尔国划为赞普王室之领地是一种分封传统的延续。从自然环境方面考虑，尼泊尔海拔较低，中部属于温带气候区，环境优美，适合王室家族修身养性之地。从人文环境而言，尼泊尔是佛教发达的国度，这又与起初极力推崇佛教，后期又身居保护佛教者姿态的历辈赞普及其王室成员之夙愿和志向相吻合。如是考虑，尼泊尔直接划为赞普王室之领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总之，上引中出现的“赞普兄拉跋布（བོཙིནེ་པཀོ་གེཅེརྩེནེ་ལྷ་བོལ་པཀོ་）”视为都松芒布杰之某一位兄长较为合理，同时从这里可以窥见都松芒布杰和赤德祖赞当政期间，尼泊尔国仍然在吐蕃治下的事实。

四、文化交流通道

众所周知，松赞干布时期吞弥·桑布扎前往印度求学后创制藏文，他是公认的藏族第一位留学生，也是藏族历史上首位翻译家。[58]自松赞干布时期起，吐蕃与外界交往日益频繁，信使来往不断，吐蕃却没有文字而时常陷入尴尬境遇。于是，松赞干布派遣吞弥·桑布扎，赏赐一升沙金及许多礼品，前往印度学习文字和教法。他途经尼泊尔至印度，游历印度南部大部分地区后，拜见精通语言的婆罗门大学者李敬，奉献黄金，学习多种语言。他回到吐蕃后，遵照松赞干布的旨意，以梵文为基础，结合藏语言的特点，设计出藏文字母和拼音方案。虽然具体线路没有记载，但是可以确定，吞弥·桑布扎是经由蕃尼古道的部分路段前往印度的。尼泊尔赤尊公主入蕃后，为修筑大昭寺从尼泊尔国请来了尼泊尔人巴达蛤（བྷ་ཏེ་ཧ་）[59]和画匠赤瓦（ཁྲོརྩེ་བོ།）[60]等很多工匠，[61]包括石匠（རྡོཀོ་བོཟཀོ་བོ།）[62]在内。在这些工匠的技术指导和实际操作下，大昭寺、赤尊公主之居所扎拉九层宫室（བྲགེ་ལྷ་བོཀྲ་ཤེསྒྲིས་ཀྱསྒྲི་གེཞེལ་ཡེས་ཁོང་།）[63]、查拉鲁固石窟（བྲགེ་ལྷ་ཀླུ་ཕུགེ）①据后人研究结果现实，扎拉鲁固早期壁画受制于古印度、尼泊尔和犍陀罗艺术之影响。等建筑工程得以完成。赤尊公主到达吐蕃后，在她的提议和松赞干布的支持下，在红山上以军事防御为目的修筑了九百九十九室之城堡，并把城堡模板描绘在大昭寺的壁画中。[64]赤尊公主入蕃之时，其父王赐给她的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就是至今供奉在小昭寺的觉卧不动金刚佛（ཇྀཀོ་བོཀོ་མསྒྲི་བོསྐྱཀོད་རྡོཀོ་རྗེརྩེ་），也是最珍贵的礼物。其父王还给她赠送了以弥勒法轮（རྗེརྩེ་བོཙུནེ་བྱམས་པའསྒྲི་ཆཀོས་འཁོཀོར་）、旃檀度母雕像（ཙིདྔདྣ་ཇྀཀོ་མཀོ་སྒྲིཀོལ་མ་རང་བྱཀོནེ་）等佛像、法物为主的很多奇珍异宝。[65]从此，度母女神从喜马拉雅山南麓传至吐蕃。此前，从尼泊尔迎请的檀香木自然形成的圣观音像（འཕགེས་པ་ལཀོ་ཀོརྩེ་ཤྭོ་ར།）[66]，现供奉于布达拉宫，与释迦牟尼12等身像和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即觉卧金刚不动佛像并享大名，通称为吐蕃时期输入的三尊最珍贵的佛像。

赤松德赞（742-796年）时期，吐蕃从印度请来了寂护、莲花生和莲花戒大师等佛教高僧大德，修筑了吐蕃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桑耶寺，尼泊尔的造像师（གེཟུགེས་མཁོནེ།）、堪舆师（ཕྱཱཕྱཱ་མཁོནེ།）[67]、木匠（ཤེསྒྲིང་མཁོནེ།）、石匠（རྡོཀོ་བོཟཀོ་བོ།）和铁匠（མགེར་བོ།）[68]等参与桑耶寺的修筑。今人的研究表明桑耶寺的建筑样式、风格深受印度、尼泊尔古寺的影响。[69]吐蕃时期修筑的强准佛殿（བྱམས་སྤྲསྒྲིནེ་ལྷ་ཁོང་།）②此佛殿有几种说法，如：བྱང་སྦྲིསྒྲིནེ་ཡེསྒྲིད་འཀོང་དགེརྩེ་རྒྱེས།དགེརྩེ་རྒྱེས།མང་ཡུལ་བྱམས་སྤྲསྒྲིནེ་ལྷ་ཁོང་།བྱམས་སྤྲསྒྲིནེ་དགེརྩེ་རྒྱེས།བྱམས་ཆརྩེནེ་དགེརྩེ་རྒྱེས་ཀྱསྒྲི་ལྷ་ཁོང་།等等。遗迹，霍巍教授作了考古学分析研究后，印证了该佛殿受到了印度、尼泊尔早期古寺建筑风格的影响。[70]吐蕃时期，在拉萨等地还有一些尼泊尔人从事佛殿管家③在某些藏文传世文献资料中，赤德祖赞之前，大昭寺的管家是由印、尼僧人充任的记述，如同小昭寺的管家是由汉僧充任一样。和翻译官[71]等。更重要的是，在前弘期和后弘期扶持西藏佛教和参与译经事业的尼泊尔班智达，据《布敦佛教史》，就有希拉曼珠（ཤཱིསྒྲི་ལ་མཉྫུ།）、摩诃巴纳（མཧཱ་པ་ནེ།）、金刚称（བོ་ཛྲ་ཀོསྒྲིརྟསྒྲི།）、谷雅室利（ཀཱ་ཡེ་ཤྲྰིཤྲྰིསྒྲི།）、扎巴白（གྲོགེས་པ་དཔལ།）等。[72]

内地与尼泊尔关系由来已久，东晋高僧法显于隆安年即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经新疆至尼泊尔南部平原，朝拜了释迦牟尼诞生和圆寂的遗址，撰写了《佛国记》，记述了朝拜途中的所见所闻。对此陈翰笙云：“法显是访问尼泊尔最早的中国人，也是外国人访问尼泊尔留有真实记录的第一人。”[73]法显之后，游历于尼泊尔的内地高僧玄奘（公元596-）于635年游历过尼泊尔境内蓝毗尼、迦毗罗卫、拘尸那迦等地，但没有进入加德满都谷地。贞观十九年（公元646年）正月，玄奘回归长安，带回经论六百五十七部，奉皇上诏书进行翻译，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其中第七卷写了“泥婆罗”[74]。时值唐朝初期，由于唐蕃之间的联姻关系，路经蕃尼古道前往尼泊尔和天竺的唐朝求法僧人日益增多，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记载，就有几名高僧。沙门玄照法师（玄照赴印为贞观年627年—649年）起初从传统天山道前往印度，而前往途中折回至吐蕃本部，并在文成公主的帮助下到达印度。他回归故里时，又路经蕃尼古道到达吐蕃本部，拜见了文成公主，并在文成公主的资助下经过唐蕃古道归唐。[75]道希法师永徽年末（永徽即唐高宗年号，公元650-655年）归唐路线同玄照法师，似乎是从印度启程至尼泊尔、吐蕃、吐谷浑一道而归唐；[76]玄太法师于永徽年间赴印归唐均经过蕃尼古道；[77]道生法师贞观末年赴印后归唐，取道蕃尼古道这一事有明确记述。[78]《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还有这么一条记载：“復有二人，在泥婆羅國，是土蕃公主嬭母之息也。初并出家，後一歸俗。住天王寺，善梵语并梵書。年三十五、二十五矣。”[79]可见唐朝高僧在泥婆罗国寺庙学习梵文，并善于书写梵文。另外，“在十世纪后半期，宋太祖派赴印度去取经的高僧继业还带领了沙门一百五十七人往返都路经尼泊尔。”[80]足以表明公元四世纪法显留学至尼泊尔以后，来自内地的求法僧人到尼泊尔至宋代还没有断过，这些从尼泊尔和印度等求法后回国的内地僧人和被聘请至内地的尼泊尔高僧大德，在培养僧徒和翻译佛经等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推动了内地佛教文化的发展。

五、商贸通道

尼泊尔与西藏毗邻，西藏的西南部吉隆、定日、聂拉木等县与尼泊尔接壤，两地有交往的地理条件。《列国志—尼泊尔》说：“喜马拉雅高山区虽然地势高峻，但仍有许多被河流强烈下切而形成的峡谷和天然山口，成为尼泊尔通往西藏的通道。主要的山口有科达里山口（Godari）、拉苏瓦山口（Rasuwa）、拉卡山口（Rakha）、波底山口（Popti）、兰巴山口（Lampu）、那木扎山口（Namja）和平都山口（Pindu）等约20多个。其中科达里山口和拉苏瓦山口是尼中两国通商和人民进行友好往来的重要通道。科达里位于加德满都东北方向，约126千米。著名的阿尼哥公路将加德满都与科达里山口连接起来，并可经过此山口到达中国西藏的聂拉木。拉苏瓦山口位于加德满都的正北方，地势平缓，山口宽阔，终年没有积雪，距加德满都只有60千米，是尼泊尔通往西藏吉隆的捷径，也是中尼贸易的主要口岸。”[81]蕃尼之间虽然隔山隔水，但众多的通道和山口，是彼此建立商贸关系的有利地理条件。关于蕃尼产业等基本情况方面，《通典》叙述尼泊尔时说：“其器皆銅。多商賈，少田作。”[82]《唐会要》载：“土多赤銅。”[83]《新唐书》载：“土多赤銅、犛牛。”[84]可见尼泊尔国富有赤铜和牦牛等，善于经商，铜器制造业较为发达，这不仅体现在古今尼泊尔输入至西藏的工匠技艺及各类铜器方面，而且“尼泊尔青铜王（བོལ་པཀོ་ལསྒྲི་རྒྱེལ་）”[85]称谓上更能体现其意。尼泊尔王国作为内陆农业国家，“少田作”可能存在以偏概全之嫌。至于吐蕃产业等基本情况，《旧唐书》载：“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稞麦、䝁豆、小麦、荞麦。畜多犛牛猪犬羊马。”[86]表明吐蕃社会存在农业和畜牧业两种生产方式，其中畜牧业比重较大。《册府元龟》载：“其君长或居跋布川，或居逻些，有小城而不居。坐大毡帐，连帐张大拂庐，其下可坐数百人，兵卫极严，而雅府甚狭。”[87]“其百姓皆居小拂庐，而无分别。”[88]“惟有淬砺，罕务耕耘。”[89]作为内陆农业国家，尼泊尔农产品资源较为丰富；吐蕃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畜产品相对丰富，蕃尼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经济互补关系。在如此地理条件和经济互补性的有利条件下，彼此间早已存在以物易物的商贸交往。《佛说庄严宝王经》中所载：“一队尼泊尔商人在狮子商主（Simhasaethavaha）的带领下，到西藏去做金银珠宝生意。”[90]据藏文传世文献记载，《佛说庄严宝王经（མདཀོ་སྡེརྩེ་ཟ་མ་ཏེཀོགེ་བོཀོཀོད་པ།）》是吐蕃第二十七代拉脱脱日聂赞（本赞普出生年为公元424或公元474年）[91]时初传至吐蕃本部①藏文传世文献《奈巴教法史》《布敦教法史》《红史》《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等多有记述。，而该经的存在时间远远早于传入吐蕃之时间。古汉文史料也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册府元龟》记述女国情况时说：“出鍮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常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92]此处所指的女国地处怱领之南，尼泊尔国北面。由此可知，在前吐蕃时期（具体时间为隋代），吐蕃输入天竺等地的大宗易物为盐，尼泊尔国又地处天竺与吐蕃中间地带而涉足此类交易也是可信的。也就是说，蕃尼之间商贸往来由来已久，并延续至今。《新编尼泊尔史》中谈及古代尼泊尔谷地职业时说：“尼泊尔的药草、毛毯、毛织头盖和披肩、暖和的方格粗花布、象牙、木材、麝香、卡玛尔（用作蝇掸的牦牛尾）都是很驰名的。这些东西行销国外。尼泊尔同西藏和印度都有贸易往来：铜、青铜、布匹等向西藏输出；大米、荞末、母牛、公牛、象牙、麝香、木材、奎宁、药草等向印度输出；又从西藏输入食盐、西藏山羊、绵羊等；从印度输入布匹以及其他各种工业品。”[93]从中可以窥见尼泊尔国在印藏之间所扮演的商贸角色。有学者提出，尼泊尔盛产颜料，而氆氇是吐蕃重要的纺织物和衣物，为了染织氆氇的需要，尼泊尔经常向吐蕃输入颜料草，虽然在古藏文本吐蕃历史文献等原始资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不过可以从现今仍然存在的西藏与尼泊尔商贸活动中氆氇颜料草交易得到佐证。《西藏王统记》说：“西自索布（སྭོཀོགེ་པཀོ།）和尼泊尔开启食物财宝受之宝库。”[94]总之，蕃尼之间以物易物的商贸交易由来已久，吐蕃时期应当更加频繁，上述资料足见蕃尼古道具备商贸通道功能。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由于蕃尼联姻和唐蕃联姻的正式确立，唐、尼和蕃三方之间的关系趋向友好，取道蕃尼古道者日益增多，非常兴盛。对此季羡林先生曾感言道：“在短时间内这样多的人走尼婆罗道，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95]霍巍教授对此进一步言：“蕃尼古道的开通，使古代中印、中尼文化交流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过去中印间的陆路交通主要是采取‘天山道’和‘云南道’，蕃尼道这条新道一经开通之后，很快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国际通道。”[96]从两位先生所做的中肯的评语里我们能感受到蕃尼古道最兴盛之际当属松赞干布当政期间，又从印度、尼泊尔、悉立、克什米尔、勃律、突厥、唐廷等不同国度和地区的人往返于蕃尼古道的情景来看，蕃尼古道被称为国际通道有其较为充足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