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静仪 桑宁霞

(山西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由于距今甚远，有人认为黄帝、蚩尤只是传说，有人认为其是个人，有人认为其是群族部落。黄帝、蚩尤确有其人，他们大概是部落首领，由于先民对世界认识的局限性及生存的精神需要，他们被分解重构，成为了具有特殊能力及文化内涵的神话人物。黄帝战蚩尤最早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山海经》是先秦一部描绘创世神话的书，其非一时一人所作，杂乱疏略，在流传过程中多有增补，其战争神话黄帝战蚩尤描述了蚩尤作乱、黄帝平乱的故事，展现了黄帝以神异之能治世安民的图景。除此之外，记录黄帝战蚩尤的典籍众多，大多记载了黄帝与蚩尤之战的过程及结果，突出强调了黄帝的仁爱贤能与蚩尤的好战凶猛，如《初学记》引《归藏·启筮》、《太平御览》引《龙鱼河图》、《黄帝玄女战法》、《志林》，以及《述异记》、《史记》、《通典·乐典》等。这些典籍基本上都带有神话的色彩，但其中好战暴虐的蚩尤形象、仁爱的黄帝形象以及民众爱好和平的心理偏向已甚是明确。

一、炎黄时期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分析

炎黄时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原始部落众多，文化多元发展，形成了黄帝文化、蚩尤文化等不同的部族文化。“文化”是指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同思想倾向及行为风格，具有多元性。文化不分高低，但有强弱之别，强势文化能力较强、效率较高，包含的价值较多。[1]炎黄文化是炎、黄两个部族在原始社会末期形成的，是当时最发达的文化，不仅影响其他各部落的文化，同时也吸收其他文化加以融合，不断丰富自身，在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原始社会时期，各个部落聚居于不同的地域、占据不同的资源，割据与独占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争夺之战难以避免，融合与共享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炎黄时期最大的融合性战役就是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的逐鹿之战，促进了史前第一次民族大融合，自此奠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化基础。战争的冲突离不开文化的冲突，黄帝文化具有先进性、包容性，被历史和人民所选择，黄帝部落成为战争的胜利方；战争的胜利反过来又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发展，使黄帝文化在社会中占据主流位置。一般情况下，在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具有一定的文化霸权，使得自身的文化被大众所接受，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文化霸权理论是由葛兰西提出的，这种社会控制力是非强迫非暴力的，是被统制或被征服者自觉认同领导者的道德观念和文化，自愿服从其统制。[2]文化霸权理论虽是针对西方文化革命提出的，但其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每个时期都有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获得“霸权”的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客观因素的制约，有其先进性与科学性，是被大众选择的文化，其胜出及获得普遍认可也具有历史必然性。黄帝文化正是如此，它顺应天道的生存法则、仁者爱人的修德之基、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和而不同的共生伦理在数千年后的今天来看，仍有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具有跨时代的科学性。

在历史的进程中，黄帝文化的先进因素不断被不同时代的人民所选择，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因谱系，在民族的发展中起着长久的作用。文化基因是文化传承和发展中最基本的要素，凝聚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态度，是以语言文字为依托而形成的特定思维方式。[3]原始时期，在文化冲突中胜出的“黄帝文化”烙印于中国人的基因之中，是中华人民数千年来集体无意识的精神内核，产生了巨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以炎黄文化为源头形成的中华文化基因谱系，存在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是中华人民数千年来不竭的精神动力，使中华文化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繁衍力。中华文明在历史的变迁中几经周折，经过数次征战融合、改弦更张，却因其文化中强大的人文精神和无限的包容力保持着恒久的延续性，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虽在曲折中艰难行走，但存在于文化基因中的精神内核却不曾改变。远古神话中包含着原始先民的生存情况和思想观念，其衍生故事中包含着古人的价值倾向和精神世界，探寻黄帝战蚩尤叙事中展现的中华文化基因谱系可以发现远古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共同点，看到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能够以更广阔的视角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思考，以便更好地传承文化，塑造国民的精神世界。

二、黄帝战蚩尤叙事中展现的中华文化基因谱系分析

黄帝战蚩尤的神话传说以及相关叙事中明确展示了早期中华文化的内涵和不同时代先祖的思想倾向，其中的共性有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仁者爱人的修德之基、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和而不同的共生伦理，这些共性是远古先民根据自然地理条件摸索出的适合中华民族繁衍发展的生存经验的存在与传承，这些经验与思想不断被不同时代的先贤赋予更加丰富的意义，印记入中华文化的基因谱系之中，影响着后世的行为和选择，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发展的高度。

(一)顺应天道的生存法则

顺应天道讲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始祖在原始生产生活中认识自然界的思想结晶，表现了先民对自然天道的敬畏，对规律、真理的追求。在数千年前，老祖先仰望天，他们相信物质世界之外不可见的自然力量与精神力量，敬畏自然，认为万物有灵，并以超越自然界的“神”寄托情感、约束自身；其次，始祖在天道中看到了万物运行的法则，努力找寻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治五气”“度四方”，他们认为，只有了解了四时阴阳的变化，知晓了山川草木的状况，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更好地发展生产力。

顺应天道的生存法则暗含于“黄帝战蚩尤”的叙事中。首先，顺应天道的生存法则体现在敬畏自然之中。《山海经·大荒北经》中“黄帝战蚩尤”神话的相关角色除了平蚩尤之乱、为人类消灾解难的黄帝之外，还有旱魃神“女魃”、风伯雨师等能够支配自然力的自然神，他们是先民们初步认识自然界的成果。先祖们在与自然界的交流中感受到了天道的“神力”与自身的有限性，于是将自然力神化，这体现了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和与自然交流沟通以安现实的愿望。其次，顺应天道的生存法则体现在认识自然之中。《史记·五帝本纪》中记录了“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4]的故事。在《史记》中，黄帝以远古时期部落首领的形象出现，与颛顼、帝喾、尧、舜同称为五帝，列于全书之首，其事迹是后世帝王效仿的榜样。黄帝时期部落众多，摩擦不断，纷争无数，蚩尤部落最好战暴虐，无人可敌。黄帝于是修身立德，研究自然规律，教民稼穑，丈量土地，安抚百姓，教习部落民众使用兵器，加强军事武装。在蚩尤作乱之时，黄帝联合各路诸侯征讨蚩尤于逐鹿郊外，斩杀蚩尤。可见为解决部落纷争、救护万民，黄帝在军事上、农业上、社会上做了众多准备，其中“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体现了远古领袖顺应天道的生存法则。“五气”是五行之气，春季属木，夏季属火，秋季属金，冬季属水，土生万物，五气分布在四季，故“治五气”为研究四时变化，“蓺”，艺，树也，“蓺五种”即种五谷。民以食为天，黄帝研究自然规律，丈量四方土地，发展种植业，体现了原始首领认识自然规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

顺应天道的生存法则与黄帝战蚩尤发生的地点有关，因当时生存环境较为安稳、物质资源丰富，所以民心安定，好和平而恶争战，黄帝故能感知天时顺应天道，求得天人合一。黄帝战蚩尤发生的地点《山海经》中说是“冀州之野”，此冀州是中土之义，具有特殊神话内涵，与创世有关，如女娲补天“杀黑龙以济冀州”。《述异记》中说黄帝战蚩尤的发生地点在南朝时的冀州，当地有蚩尤神，冀州的“蚩尤戏”百姓头戴牛角相抵竞赛为此遗存，此冀州主要指今之河北中南部地区。《志林》《史记》《通典》中黄帝与蚩尤战于逐鹿，逐鹿的地点众说纷纭，《史记集解》中有说逐鹿在今北京西南之涿县，有说在今河北燕山北边的涿鹿县；钱穆先生疑逐鹿为山西解县之浊泽，《安邑县志》中记录山西运城盐池东南大概一公里的地方有蚩尤村，逐鹿即山西运城盐湖一带。虽众说纷纭，但故事发生的推测地点大都在黄河中游地区。据文献与考古学推测炎黄时代处于新石器时代，具体来说大概是仰韶文化时代，距今7000至5000年左右，黄帝时代大概距今6500年至5000年之间，[5]在此期间，黄河中游地区气候温和，降水充沛，温暖潮湿。[6]黄河流域水源丰富、土地肥沃，良好的地理环境和适宜的气候孕育出了农业文明，百姓聚群而居，以农耕生存。农作物的耕种需要百姓守住土地，顺应天时，根据四季劳作，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注定了这方居民与土地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样的自然环境和相应的生产方式也是百姓喜好和平稳定、安土重迁的重要原因，是故在争夺物质资源的战斗中，相较于好战掠夺、不停奔波的蚩尤，“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的黄帝无疑是众望所归的部落领导者，黄帝因此得天助、得民心，在黄蚩大战中取得胜利。

顺应天道的生存法则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基因谱系之中。首先，顺应天时是敬畏自然，在永恒的天道中找寻自然规律，寻求人与自然的共生。《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指出古人长寿的原因是知道自然的规律，行为合乎阴阳变化的法度，根据养生保健方法饮食起居，不过度操劳，[7]这体现了古人顺应天时的养生思想。孟子强调农作物的耕种要不违背季节；荀子认为天道有其自身的规律，顺应自然规律才能更好地生活；老子亦提出万物有天道规律，认为顺应天道则不争抢也能有所得，不言语也能有所回应……种种思想都体现了古人顺应天道、遵从自然的思想，不仅与当今“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观一脉相承，也与现代中医养生热的健康观契合。同时，中华民族的顺应自然并不消极，是对神的仰望、对天道规律的遵从、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三位一体的，只有充分地了解客观条件，利用或借助外物，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其次，先人在顺应天道中找到了生而为人的目标与精神。天中蕴含着道与义，包含着万物变化的规律和不变的坚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先祖从天的运行规律中看到了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了执着与坚守，认为君子当效法天，顽强执着，不断完善自身。顺应天时不仅是古人在与自然相处中感悟到的生存法则，更蕴含了古人从自然界中获取的精神力量。

(二)仁者爱人的修德之基

“仁爱”是中华传统美德，是由孔子、孟子等儒家代表在前人仁爱思想的基础上发展提炼出来的。[8]“仁”本义是相亲相爱，早在《尚书》中就有“克宽克仁，彰信兆民”，即商汤宽恕仁爱，百姓信服。《易传》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亦是古人从地中看到了对万物的包容与奉献，看到了承载万物、给予万物的胸怀，这种宽厚包容、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是仁爱之心的体现。春秋时期，孔子指出仁的根本为孝悌，爱亲所以爱人，孟子提出同情恻隐是仁爱之心的起始。《论语》中“仁”字出现了一百零九次，强调修身爱人、重视人的内在价值，确立了“仁”在社会道德中的核心地位，其本质是人内心中存在的良善之心、奉献精神。仁爱之心是修德立身的根本，心存仁爱之心、重视道德修养，才能把握人生之路的正确方向。

“仁者爱人”体现在仁民之中，早在神话传说《山海经》中就已展现。《山海经·大荒北经》中黄帝平蚩尤之乱，阻止风雨、治理洪水，照拂百姓，这其中就蕴含着仁爱的良善之心，是一种“泛爱众”的大爱。“蚩尤作兵伐黄帝……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女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9]。其中，黄帝的仁爱之心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不主动攻击掠夺、不以危害苍生为代价谋求战争的胜利。“伐”义为攻打，《公羊传》曰“伐人者为客，见伐者为主”，可见蚩尤是挑起战乱、主动攻打的一方，《初学记》引《归藏启筮》也有蚩尤“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10]之描述，蚩尤八个手臂八个脚大脑袋的怪异形象与侵略好战的特性可见一斑。另一方面，黄帝治水治旱，稳定社会秩序，使风调雨顺、农种丰收、百姓安宁。“女魃”指“女妭”，“秃无发，所居之处，天不雨也”，即其有使天旱之能。在此次战役中，蚩尤请风伯雨师作大风雨，混乱天地，似与远古时期危害人类的灾难洪水有关，这场战役以蚩尤作乱、黄帝平乱而结束。而后因女魃所在之地干旱无雨，造成旱灾，影响耕作，所以田祖叔均将此事告知于黄帝，黄帝下令使女魃居于赤水之北，黄帝此时又是解决旱灾之神，是爱护万民、稳定社会秩序的创世之神。

在后人记载的“黄帝战蚩尤”的相关叙事中，这种“仁者爱人”的心理偏向更加明显。一方面，古人对仁爱的重视体现在蚩尤反面形象的塑造中，包括蚩尤的个人形象及部落形象。首先，蚩尤的体态特征是兽性和坚固性。《龙鱼河图》中记载“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在这则叙事中蚩尤以兽身的形象出现，远古时代，野兽严重威胁先民生命，其牙尖力大极具攻击性，兽身以及极具坚固的铜铁加持，表明了蚩尤强大、难以制服的特性，使先民畏惧。南朝《述异记》中也描述了蚩尤的形象，“人身牛蹄，四目六手”，骨头坚硬如铜铁，牙齿两寸坚不可摧，耳鬓如剑戟般锋利，且头上生有角，与人搏斗的时候用角抵人，使人无法靠近，强化了蚩尤坚不可摧的战斗形象。其次，蚩尤的行为特征是攻击性强、残暴不仁。《龙鱼河图》中，蚩尤“诛杀无道，不仁不慈”，还创造了杖、刀、戟、大弩等兵器，加强了部落的军事武装，威力无穷，天下百姓震惊。最后，蚩尤部落规模浩大，如“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龙鱼河图》)，古人以九为至阳之数，九九八十一兄弟虚指蚩尤部落人数众多。蚩尤部落战斗力强、人数众多，且暴虐无道，攻伐无理无度，迫害百姓，是仁爱修德的反面教材。另一方面，古人对仁爱的偏向体现在对黄帝正面形象的塑造中。《龙鱼河图》中，蚩尤残暴不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爱，不能禁止蚩尤”，[11]于是上天派遣玄女传授黄帝兵信神符，帮助黄帝战胜蚩尤，制服八方。铲除蚩尤、平定天下是万民的愿望，而仁爱的黄帝是众望所归，但在军事实力上，黄帝不敌蚩尤，故有天女玄女下凡以助平定天下之事。《龙鱼河图》关于黄蚩之战的叙述既有部落争战的真实性，又有妖魔化的蚩尤形象与天女助黄帝的神话性质，是黄帝战蚩尤在历史流传中的衍生故事，强化了黄帝的仁义之心，并将皇权神授的观点引入传说，以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这种现象和汉代的谶纬之学有关，《龙鱼河图》成书于汉代，西汉初期休养生息，崇尚“黄老之说”；汉武帝时期加强皇权，废黄老学说，积极治国，独尊儒术，董仲舒将神学融入儒学之中；西汉哀、平二帝时期，谶纬之学兴起，它是“有文献体系的政治神话”[12]，谶纬即谶书和纬书，谶书是假借神仙之口预测未来祸福，纬书是以神学解释儒家经典，如《龙鱼河图》借黄帝、尧、舜等圣人对儒家经书做阐发，使神话与政治贯通，奠定了天子“君权神授”的观点。如天女玄女授黄帝兵信神符，用天神之力约束君王以儒家道德规范施政，促使百姓服从君王之治，虽政治意味强，是政治禁锢民众思想、愚昧民众、约束民众的畸形产物，却也保存了大量神话记载，表明了古人的重视和平、仁民爱物的思想偏向。其后出现的《黄帝问玄女兵法》(约成书于六朝)也叙述了黄帝九战九败，后得玄女相助传授战法战胜蚩尤的故事。虽在战争方面，黄帝不及蚩尤，但“得道多助”，决定了这场战役黄帝胜利的必然性。

“仁者爱人”也体现在无我与奉献之中。《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与蚩尤大战后，依旧平定各方之乱，“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开通道路，造福百姓，以天下为己任，不辞辛劳，不曾休息；郑樵《通志》中述炎帝不顾己之安危尝百草，“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希望改变百姓患病无医无药的状况。炎帝与黄帝无私无我、甘愿奉献的伟大人格促进了远古社会的发展，为远古民众带来了和平与安宁，成为后世人们敬仰的先祖，亦是后人树立修德仁爱之心的榜样与寄托。

仁者爱人的修德之基存在于中华民族的基因谱系中。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云“仁是施恩及物”，即关照万事万物，给人以方便，不损害他者的利益。孔子主张“仁爱”，重视他者的存在，认为在成就自己的同时应该成就他人，展现了早期集体主义的思想；孟子提出仁爱之心的先天存在论，并向政治方向扩充，将仁爱作为君王治国理政的有效途径；董仲舒认为执政者应“爱人”、重视百姓；程朱理学将仁爱扩大至整个世界，提出仁者应平等对待天地万物；孙中山先生重视仁爱，认为拥有博爱之心即能称为仁者。“仁者爱人”的良善之心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中都存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数中国人以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仁”的意义，大爱为先，杀身成仁，如文天祥、“戊戌六君子”以及近代无数舍身救国的革命烈士，正是因为众多先行者的仁爱良善之心，才有如今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可见“仁爱”之心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存在于中华民族的基因谱系中。

(三)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

抗争精神是面对困难永不言败，是积极进取不断发展，是人类改造自然、直面命运的能动性的体现，需要不怕困难的勇气与执着坚守的品格，在不可抗力中寻找人的价值和尊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积贫积弱到如今的繁荣发展，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13]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困难，民族的发展也一样，在困难面前积极抗争、永不言败是获得最终胜利的关键。这种抗争精神很早就存在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里，不同的时代又不断赋予它更加丰富的意义。

早期中华文化的抗争精神在于改造自然、反抗暴虐。在与自然的相处中，人类逐渐认识自然，在实践中学会顺应自然、改造自然。首先，抗争精神体现在先民面对自然灾害时的顽强不屈之中。远古时代，灾难众多，如洪水、干旱，都严重威胁初民的生命，故神话中出现了众多水神与治水之神，如大禹、后羿、应龙、女魃等，他们是原始先民与自然相处时渴望和平稳定意识的外化，先民们希望能通“神”，与神交流、寻求庇护，同时也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改造自然。如《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蚩尤制造大风雨，黄帝则令女魃止雨；女魃居处干旱，黄帝遂令其迁移。在干旱之时，先民则欲令女魃北行，据说“神北行！”即先民受旱灾而创作的祭祀之歌。除了通过祭祀希望天神护佑之外，原始先民还积极寻找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如“先除水道，决通沟渎”[14]，“除”即治理，“决”即疏通水道，使水流出去之义，远古先民在遇到旱灾时要先治理水道、疏通水路，使水流顺畅，防治干旱。可见先民防治水患、干旱，并非一味求得上天庇佑，而是发挥了自身的自主性，积极修建水利工程，体现了先民找寻自然规律、改造自然，与灾害作斗争的积极抗争精神。

其次，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除了与自然灾害做斗争外，远古先人还不断劳动、不断创造，积极进取，形成了史前文明。在《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重农，“治五气，蓺五种”，蚩尤重武，“造立兵杖、刀、戟、大弩”，这都体现了远古先民改造自然的创造力。很多远古时期的造物神话也竞相流传，如炎帝创造耒耜，发现谷物；黄帝发明了医药、指南车、文字、宫室等。炎帝“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15]，就记录了炎帝发明农业工具、教百姓耕种的故事。相传黄帝发明了众多早期文明。首先，医药方面，《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学著作，是古人对黄帝时代到唐王冰时代的医学成就的整理和总结，黄帝的医学思想经上古口口相传，在历代不断发扬光大，形成博大精深的医学体系。[16]其次，传说黄帝于发明文字有功，其史仓颉见鸟兽足迹初造书契，“书契”即为文字。再次，黄帝发明了宫室，黄帝时代是仰韶文化时期，考古发现人们当时建造房屋已经开始以柱架梁，墙壁以木材支撑辅以泥土，且室内两暗一明，由此奠定了中国民居的风格，此外还有“前堂后室”的大型建筑，是后世宫廷建筑“前朝后寝”的祖型。[17]不仅炎黄部落发明众多，蚩尤作为骁勇善战的部族首领，也贡献了自身的智慧，如发明兵器，发明冶炼技术。这些传说虽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却也表明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及军事力量的增长，体现了原始先民改造自然的能动性和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

中华文化早期的抗争精神还表现在反对战争、反抗暴虐中。远古时期，战争是争取自然资源和劳动生产资料的重要途径，故战争侵略之事颇多，如蚩尤部落好战暴虐、黄帝大战蚩尤，但战争残暴，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为百姓所不愿。《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在诸侯征战的乱世之中，侵略暴虐的事总有发生，故黄帝反抗暴虐，学习兵法，讨伐不仁义之师，诸侯相从。这表明了百姓对战争的厌恶和积极抗争的精神。《龙鱼河图》《黄帝问玄女兵法》也记载了众人希望黄帝平乱的愿望和黄帝九战九败不屈服的执着。是故古人认为君子虽不可随意用兵，但不得不有所准备，正如“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周易·萃卦》)，是故在后世中，各个朝代皆重视文治武功，加强军事实力，防止别族入侵。

抗争精神一直存在于中华人民的基因之中。一方面，其体现在人民面对逆境时的不屈服，中国人历来对逆境和苦痛有深刻的认识，有不向不公命运低头的傲骨，认为困苦可以增强心志，激发能力。孟子提出忧患对人和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太史公感念先人于困境中取得成就、留名千古的发奋精神，于重刑之下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韩愈认为“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谭倡和诗序》)，逆境可以触发内心的深层情感体验，重视苦难对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中国人有审“苦”意识，是一种逆境之下的英雄气节，能于困苦中发现生命的坚韧、自我的珍贵以及渺小个体的巨大力量，是故古今于困境中发奋图强有所作为之人不可胜数，如屈原、孙膑、勾践、华罗庚等。也正是这种抗争精神，使饱受战争与压迫的近代中国在军事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依旧保持着积极抗争、顽强拼搏的精神，团结各族人民，不向暴虐之势低头，最终推翻清政府、战胜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抗争精神表现为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积极进取，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出现、当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全面建成、天问一号的成功发射都离不开劳动创造、拼搏进取，这种精神也将在当下我国发展制造业、实现伟大中国梦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坚韧不拔、拼搏进取的抗争精神自古存在于中华文明的基因谱系之中，使中华民族越战越勇，百折不挠。

(四)和而不同的共生伦理

“和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共融、协调发展，是先祖们在与人交往、认识社会环境的过程中所发现并认可的准则。“和”在甲骨文中为会意字，从“口”从“禾”，本义为吹奏乐器使其发出和谐的声音；“合”为象形字，如带盖器皿，容器与器盖相合，《说文·亼部》：“合，合口也。从亼，从口”，和合思想是一种包容共生、和谐相处的理念。早在《国语·郑语》中就有“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也”，即商始祖契能协调百姓之间的人际关系，使百姓和谐相处。但这种和合的思想并不是一味追求一致，而是包容发展，珍视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只有在矛盾对立中寻得和谐统一，寻找恰到好处的状态，才能不断发展。老子的道生万物观点也是看到了事物对立与统一的两面性，正反两方面相互作用，形成“和”的状态。和合思想认为事物之间皆是对立统一的和合体，有差异的东西才能在矛盾中产生新事物，这种和合的观念重视不同之声，重视包容共生，是有所守并有所通的多元统一。

“和合”的思想体现在黄帝对对手的包容学习上。《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为阻止部落纷争学习使用兵器,广修仁德、整治军队，教习士兵，征讨不仁义之师。虽黄帝不是兵器的发明者，但在部落相争、残暴百姓的时代，黄帝学习其他部落的兵器使用，训练军队，加强自身的武装力量以安百姓。这种容纳与学习的行为正是看到了他者身上的长处而有所通达，同时黄帝将自身的文化思想融入了武力的使用中，“习干戈以征不享”“修德治兵”，认为学习干戈并不是好战，而是拨乱反正，救民水火；治兵不是只教打仗，而是德武双重，将仁爱之心融入武力战斗中，这种兼收并蓄的学习思想是黄帝部落不断进步的关键。

“和合”的思想还体现在黄帝的资源共享、战后怀柔政策上。据考证，山西运城盐湖区有个古老的村庄名“蚩尤村”，相传这里是黄帝杀蚩尤的地方，也有说这是蚩尤的出生地或蚩尤部落的聚居地，真实如何难以考证，但与蚩尤的联系是不容置疑的。《安邑县志》中记述蚩尤村原来是蚩尤城，是蚩尤居住的地方，在盐池东南二里许，后黄帝杀蚩尤解其尸，其血化为滷，故盐池名“解池”。[18]《孔子三朝记》中记载黄帝杀蚩尤后解其肢体于中冀，今解州由此得名。[19]《运城市志》中记载东郭镇的从善村是古时候的蚩尤城，黄帝战胜蚩尤后村名改为“服善”村，明万历年间更名“从善”村。[20]有关蚩尤村的传说颇多，最为人们所信服的是黄帝与蚩尤争夺生存资料“盐”而在这里进行战斗。相传蚩尤强壮勇敢、聪明机谨，是当时的部落首领，带领族人发现了盐池，盐资源的发现和利用使蚩尤部落成为古黄河中游部落中的实力最强者，其所在部落聚居地后发展成蚩尤城。远古时期生产力发展缓慢，对资源的需求强烈，部落间的冲突不可避免。黄帝主张资源共享，而蚩尤主张资源私有，为争夺资源，黄帝部落多次战败，之后他们总结经验、学习兵器制造、结盟合作、重用风后，最终取得了胜利。[21]蚩尤战败，文史记载大多贬蚩尤，使蚩尤妖魔化，成为了“二元对立”的邪恶的代表，蚩尤村也被迫改名“服善村”、“从善村”，但蚩尤村以及周边的村民却感念先祖制造兵器、发现盐池的功劳，一直沿用着“池牛”的方言。每年农历六月初六蚩尤忌日、十月初十蚩尤生日的时候，蚩尤村都会在这时举办庙会、唱大戏，以纪念蚩尤。其实，战争的胜败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哪一方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蚩尤取得了资源、捍卫资源是维护部落利益的正常反应，但在部落大融合的形势下，黄帝主张的资源共享无疑会得到各部落的支持。资源共享、和谐共荣、协同发展的“和合”观念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也是蚩尤兵败的重要原因。另外，在黄帝取得了盐池的控制权后采取了怀柔政策，善待蚩尤族人，使人们继续原有的生活。在盐资源的开发利用上，黄帝也重用蚩尤部落的采盐工人，总结经验，提高开采效率，使蚩尤族人融入黄帝部落中，开创了部落大融合的局面。黄帝的战后政策也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展现了黄帝文化强大的和平与包容之力。

“和合”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原始时期部落融合的历史背景及以和为贵、安土重迁的生存理念。首先，中华民族是由远古时期的众多部落融合而成。远古部落在战争中兼并，在和平中交流，不断发展成为文化共同体，所以中华民族排他力较弱，具有很强的包容之力，能够吸收各种不同的文化丰富发展自身。其次，以和为贵的观念与和谐相处的追求也需要中华人民能够包容他者，以更冷静客观的眼光看待不同文化，兼收并蓄，吸收其有益因素不断丰富自身。所以中华文化在历史的变迁中、外来文化的冲击中绵延不断，将外来文化同化吸收，形成符合中华民族思想和需要的新形态，如佛教中国化，形成了讲忠孝的禅宗文化；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符合本国实际情况，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如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文化中国化，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使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实现了由物质匮乏到小康的飞跃。可见和而不同的和合伦理与兼收并蓄的包容之力自古以来便存在于中华文明的基因谱系中，这种和合包容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胸襟与气度，是“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源泉。

三、结语

中国神话是上古时代中华民族原始信仰与生活状况的反应。[22]神话的衍生故事也展现了不同历史背景下人类的思想倾向与精神世界。在这些神话传说与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发源时的文化与精神，看到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脉络，原来上古时期的文化与精神一直存在于中华文化的基因谱系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也是指引民族发展的智慧与力量。重视神话传说与衍生故事的文化资源，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让神话传说带着古老的精神力量重现于人们的生活中，有利于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服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提升人民的文化素养、促进中华文明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