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霖 佟 矿

痛苦是所有人生命中的共同经历，具有普遍性。米兰·昆拉德(Milan Kundera)说：“我痛苦，故我存在。”也就是说，痛苦是生命的常态，而非生活的病态。苦痛并非完全是消极和负面的。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提出：“智慧唯有从苦难中才能获得。”痛苦这个生命常态，促使生命主体在极端时刻，以极端方式回应、表达和反思自己的生命进程。在叙事性反思中，生命主体顿悟到痛苦其实是一种警告、一种提醒，更是成长的必要磨练，能对生命和谐健康起到保护作用。

但苦难具有内向性，苦难的表达需要找到外向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隐喻与叙事。尼采[1]认为，使用隐喻的欲望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基本冲动”，是人性的基本条件(conditio humana)。德国文化哲学家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则在其《隐喻学范式》(ParadigmenzueinerMetaphorologie)一书中主张，人通过隐喻认识世界，隐喻存在，人类世界的秩序就存在。隐喻是人类在一个自我的命运完全被操控的世界里经历无法承受的事件时的第一反应，也是基本反应[2]。

在面对苦难世界时，人是无能为力的，只能让自己与经验的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保持距离的策略就是使用隐喻。隐喻性认知植根于生命主体的亲身体验中，唯有隐喻才能抵达并解释生命主体的深层思维结构。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3]在《无用的痛苦》中追问了痛苦“难以承受”的原因。痛苦直指生命主体心灵深处的“脆弱性”[4]，是一种耗尽心力的内在经验，关于痛苦的表述只能透过隐喻。

隐喻用语言的“在”代替无法捉摸的“不在”，借以照亮生命中不通透的幽黯面向[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