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彦君

关于二战时期医学暴行的历史记忆、当代反思和社会教育，理应成为当今国际医学界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在历史与现实交相呼应中，既需要历史学界持续深入调查史证，藉以保存真实的历史记忆，也需要生命伦理学界在医学与道德层面不断反思，积极采取有效的社会教育实践，防止人类社会历史悲剧的再次上演。正如德国学者米勒[1]所讲：“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里，谁注入了记忆、定义了概念、解释了过去，谁就赢得了未来。”因此，我们既要关注日本国内对医学暴行的历史认知，也要面对国际社会对医学暴行历史的淡忘和忽视，更要在思想层面和实践层面都积极地采取行动，促使未来的医学能够沿着人道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行。

围绕二战时期的医学暴行，笔者试以德国作为“他者”来观察，希望阐明德日两国的历史记忆和反思实践，梳理同一时间、不同空间下的“互视”现状，进而在“苦难哲学”视角下体察中国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国家记忆。

1 纳粹医学的反思与实践

1938年～1945年，纳粹医生在奥斯威辛、达豪等集中营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绝育试验、海水试验等数十种医学试验，导致不计其数的“受试者”死亡。在纽伦堡后续审判的“医学案件”中，有23名纳粹医生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根据纽伦堡法庭1947年8月的判决，16名医生被判处死刑、无期和有期徒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医学犯罪者”的公开审判，广为人知的《纽伦堡法典》(NurembergCode)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