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双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00)

长期以来，孔子第76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多被认为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狂热追随者，在复辟闹剧中“充当了不太光彩的角色”[1]129。但揆诸史实，其历史本事原非后人叙述的这般简单，孔令贻对于袁世凯复辟的态度变化实际经历了一个由徘徊观望到竭力拥戴再到悄然失声的过程。究其本质，孔令贻态度的前后转变是其洞察时势，为维系家族利益而灵活作出选择的结果。

目前，学术界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史实及历史责任已有诸多研究，但对于衍圣公孔令贻与袁氏复辟的关系则鲜有关注，其研究成果亦尚付阙如。鉴于袁氏复辟事件处于中国近代政制变迁的关键路口，而衍圣公孔令贻作为儒学旧道统具象化存在的象征符号亦对时局发挥着一定影响，因之，探究前后两者的关系，特别是衍圣公孔令贻之于袁氏复辟帝制的真实态度，对于管窥民初政治文化面貌显得尤为重要。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孔府档案、报刊资料等相关文献为基础，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其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1 从“瞻前”到“顾后”

孔令贻(1872年11月29日-1919年11月8日)，孔子第76代嫡孙，1877年袭封“衍圣公”。孔令贻生逢清末民初历史改制的亘古未有之大变革时期：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动摇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根基；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在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动，可以想见这必然对与封建制度有着特殊胶合关系的孔子嫡裔造成巨大的冲击和震撼。

新旧交替时期，令孔令贻颇为欣慰的是，在民国肇建之初甚嚣尘上的讨孔声中上台的袁世凯，全面推行尊孔祀孔和优祀圣裔的文化政策。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向全国发布了《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1913年11月26日，颁布《厘定崇圣典礼令》，宣称“所有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祀典，均仍其旧”[2]。1914年2月20日，袁世凯以“教令”的形式颁布了由内务部厘定的《崇圣典例》。后由于该典例中的部分条款严重损害了衍圣公府的切身利益，在孔令贻申诉后，袁世凯复于1915年1月18日，公布了修订版的《崇圣典例》。

袁世凯政府接连不断地优遇圣裔的举措，孔令贻不能不为之心动。1915年8月14日，作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御用机构的筹安会于北京成立不久后即致信衍圣公，向其介绍筹安会的宗旨、组织结构以及人员构成等基本情况；不久，筹安会又多次公开通电各省区军官、官吏、商会，请求派遣代表来京参加讨论国体的相关会议，衍圣公孔令贻亦在受邀之列。抑或正是由于此前袁世凯表现出的种种善意，衍圣公孔令贻才对受袁世凯操纵的筹安会所进行的活动多持支持态度，故而在接到筹安会请求派代表赴京参加讨论国体会议的邀请后，衍圣公孔令贻即“委派陶、金、范、刘四君代表到会”[3]。根据筹安会与衍圣公孔令贻的往来信函可见，四名代表在京“议论宏通”[4]，表现非常活跃。

颇具吊诡意味的是，彼时孔令贻虽有逢迎袁氏之举，但此间却并非一味附和筹安会的各项复辟活动。1915年8月，筹安会理事孙毓筠致信衍圣公，邀其“在筹安会襄理一切”[4]，但衍圣公以“颇觉忙碌异常”[4]为由予以婉拒；9月上旬，当筹安会在向参政院呈递国体变更请愿书，欲敬推孔令贻作为名誉理事并列名其上时，孔令贻又一度心存顾虑。然而，其内弟陶文瀛写信称，“若不于请愿时露名，以后恐难加入”[5]，故擅自主张将衍圣公“大名列入于六理事之后，并代填表决票一纸”[5]。对此既成事实，孔令贻只好被动接受。照理说，为回报此前袁世凯的种种“善意”，急于维护家族利益的衍圣公自应借助上述机缘，向谋求复辟的当政者进行明确的政治表态，以期纾解民国肇建以来在反孔思潮冲击下衍圣公府所遭遇的困境。但如上所述，在袁世凯开展帝制复辟活动的初期，衍圣公拥戴袁氏复辟的热情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狂热，相反，他对袁氏意图复辟之事持格外谨慎的态度。究其原因，可以说与当时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生态密不可分。

彼时尽管筹安会众人极力鼓吹帝制，但社会上对复辟行为的质疑与指责之声同样不可忽视。筹安会成立后不久，梁启超即从法理、学理角度对杨度等人所支持的君主立宪制度提出质疑：“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已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制前途亦从可想耳。”[6]梁启超声斥帝制复辟的报道一经发布便引燃公众舆论。其时民间报刊中最具影响力的《申报》亦多次公开“呛声”筹安会，如“嗟乎！筹安会真无耻哉。微论其所持之说，其合法与否，其益国与否，其合民意与否，然既倡君主而毁共和矣，则自我倡之自我毁之，亦不失磊落光明之士，奈何展乞灵于外人，且乞灵日本之博士耶”[7]187。面对筹安会所遭受的舆论指责，衍圣公难免在列名名誉理事一事上心存疑虑。而且，给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上书请愿与派代表赴京参加讨论国体会议，两件事的性质不甚相同，若同意，此举即公开表示自己拥戴袁氏复辟的态度，而一旦袁氏帝制自为事败必将招致非议。正是由于事关公府声望及切身利益，孔令贻面对尚不明朗的外部环境以及复杂多变的政局走向，其心中不免彷徨踌躇，难以决断，故而在列名名誉理事一事上表示“未便列衔”[5]。但随着筹安会各项劝进帝制活动的展开，仅从表面来看，主张袁氏复辟的观点似又占据舆论的主导地位。或感于局势日益朝其所期望的方向转变，袁世凯遂逐渐开始公开发声支持筹安会的复辟行动。9月6日，袁世凯表示，“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8]，其言下之意在于，若国民拥戴其为皇帝，袁氏亦只能顺遂民心，变更国体。或被袁世凯的公开表态所迷惑，抑或被复辟舆论所裹挟，孔令贻内弟陶文瀛终在衍圣公陷于褒贬悬差甚异之社会舆论而未能决断之际，擅作主张将其名列于六理事之列并填写了关于国体的表决票纸。

2 从竭力拥戴到悄然失声

在各种名义的请愿团体纷纷上书劝进和为袁氏歌功颂德之声音不绝于耳的背景下，由帝制派成员掌控的参政院加速了复辟帝制的进程。9月28日，参政院做出组织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问题并另筹民意机关的决定，变更国体运动遂由筹备正式转入进行阶段。自此之后，关于拥戴袁氏复辟的话语表达一浪高过一浪，全国舆论似呈一边倒之势，一致支持帝制复辟。当然，从事后的眼光来看，这种所谓的“民意”并非普通民众真实意愿的表达，而是由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出于自身政治意图伪造的民意谎言。

因应形势变化，自复辟帝制运动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之后，衍圣公一改往日犹豫不决、骑墙观望的态度，转而调整为对袁氏复辟的随势拥戴，且其行为显得颇为主动。10月3日，衍圣公接受全国教育请愿联合会的“公举”结果，成为该请愿团体的会长。然而，据媒体报导，全国教育请愿会实为由“官迷”[9]为“别树一帜以求名扬一世”[9]而成立的请愿机构，并不能真实代表全国教育界之声音。诚然如此，衍圣公府上下对于此次“公举”结果却依然颇为受用，在相关信函中，公府人员将此事件描述为“教育请愿会敬推我公为该会理事长，具见我公位望之隆，曷胜欣幸”[5]；11月份，在看似表达民意的国体投票结束后，山东将军靳云鹏以及宪政协进会多次电函衍圣公，嘱其速速上书劝进。或是鉴于请愿运动声势日益浩大，袁世凯复辟帝制似已是早晚之事，衍圣公终于应前者要求上书劝进，复电称“认可推戴，同深庆祝，并望劝进，早日登极”[10]；不惟如是，此次劝进后，衍圣公又经政事堂再次上书，“令贻等受先圣尊王之意，输瞻云就日之诚，不胜欢忭，鼓舞馨香，庆祝之至。衍圣公臣孔令贻率朝廷各官，孔氏族众及各先贤儒奉祀官等谨奏”[11]。在行文中，衍圣公用词颇为高调，且是其首次以圣人后裔身份代表各先贤后人公开发电劝进袁世凯更定国体，恢复帝制。此外，应宪政协进会要求，衍圣公还派代表金葆桢等人为“庆贺专员”[12]，赴京参加袁世凯的登极大典以示支持。

除了积极配合帝制派成员的复辟活动外，急于进一步取悦当政者的衍圣公还于12月22日赴京运动，进一步向袁世凯输诚。抵京伊始，孔令贻即拟入宫觐贺，以示感恩。时至1916年1月1日，衍圣公孔令贻被袁世凯授予郡王衔之荣誉，“孔令贻著仍袭衍襄公并加郡王衔”[13]1，对此，孔令贻大喜过望，随即复文袁世凯“奏恭谢悃”[13]53，且表示“不日将蒙觐见”[14]。同时，此举也进一步鼓舞了孔令贻随势竭力拥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热情。加之部分媒体肆意鼓吹衍圣公支持复辟的行为，因此衍圣公漠视了时人对于袁氏推行封爵制的批评。其间衍圣公对自己所受之衔“尚未满所望”[15]，“运动晋爵甚力”[15]，以期获得更高层次的荣典。按诸史实可以发现，尽管此后衍圣公“晋爵”的期望落空，但其竭力拥戴袁氏复辟的热情丝毫未减。俟1916年2月中下旬，在北京呆了近两个多月的衍圣公方“公事完毕”[16]回到曲阜。一如前述，衍圣公府之安富尊荣端赖于封建帝制的维系，由是，相较于稍早时孔令贻态度的暧昧不清，斯时其竭力拥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举动实际上并不难理解。

然而，衍圣公孔令贻竭力拥戴袁氏复辟帝制的态度并未持续太久，迨至3月，形势遽然转变，反对袁氏帝制自为的护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各地反袁声浪也愈加高涨。22日，迫于多方压力，内外交困的袁世凯不得不在民怨沸腾中宣布放弃洪宪皇帝称号，“本大总统……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17]519，此亦预示着袁氏帝制自为日渐走向失败。袁世凯大势已去矣！至此，曾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积极背书的孔令贻心中不能不有所忌惮，为应对形势的变化和考虑到未来的出路，衍圣公一改往日竭力拥戴袁世凯之姿态，不再公然“发声”支持袁世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孔子儒学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深层影响依旧存在，因此，袁世凯政府基于维系自身统治的考量，在废止封建爵位时仍保留衍圣公之郡王衔，“北京电，爵秩已议决，一律取消，独孔令贻郡王衔留”[18]。该决定一经推出便招致诸多非议。《申报》杂评专栏就曾刊文道：“此次帝政之一番狂，无论何人皆无所得，而独有一人得焉，其人维何，即孔令贻是也……而孔令贻之郡王衔魏然独存，其以孔子道冠百王而王之欤，则圣裔未必皆有王德，将以示尊孔欤，则以此尊之，抑亦襄甚。然则独留此郡王衔者，其殆藉□帝制一线之纪念欤。”[19]然而，衍圣公却并未像其他受封者一样迫于压力而主动放弃爵位名号，这一看似对封建帝制留有余情的矛盾行为背后，实为其基于新的政治权力关系而做出的符合自身利益的主动选择。袁世凯政府应允衍圣公的请求，命令铨叙局为其办理敕书。不同于往日，一向谨小慎微的衍圣公对袁世凯政府的“善行”不再“感恩戴德”，以免受人诟病。不过，衍圣公的行为依旧受到时人讥讽，“封爵制将取消，请颁郡王衔饬书……奉批准，令铨叙局办理，京人士传以为笑”[20]。

3 结 语

衍圣公孔令贻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态度，前后经历了几次转变。初始，鉴于尚不明朗的局势以及社会舆论的批评，衍圣公在支持袁世凯复辟之余尚存疑虑；自1915年10月份前后，抑或由于被筹安会制造的“民意”所迷惑以及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孔令贻转而态度明朗，随势竭力拥戴袁氏复辟，且屡有逢迎袁氏之举；迨至翌年3月份，形势剧变，伴随着护国运动以及社会讨袁声浪日渐高涨，孔令贻遂权衡利弊，改以沉默态度应对。

孔令贻的行为体现了其作为“理性人”追逐自身利益的本色。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人作为理性的自利人，在经济生活中更倾向于做出满足自身利益的选择。在更广泛层面上，此理论恰好阐释了民初之际衍圣公孔令贻之于袁世凯复辟帝制态度几经转变的深层心理动因。孔令贻适逢近代中国巨变的关键时刻，自然对处于此种情境中维护自身利益的迫切性有着更直接而深刻的感知。民国肇建，孔子儒学失去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与孔子儒学命运息息相关的衍圣公为维护公府利益，亟需顺应时势，随势而变。斯时君主立宪派、革命派、旧官僚等多股社会力量在政治舞台上轮番上阵，且各派对于孔子儒学及利益实体的衍圣公府态度大异其趣。谙于世事的衍圣公为维系公府利益不得不在交织多重利害关系的格局中反复权衡，对局势进行综合判断后再做出符合自身需求的政治表达。饶是如此，在近代以来儒学命运急剧衰落的背景下，衍圣公孔令贻在波云诡谲的时局中左右逢源，却也始终左右为难。可见，衍圣公孔令贻对于袁世凯复辟态度的转变深受民初以来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态环境以及孔子儒学日益衰落的境遇等多方因素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此段历史，史家的叙述往往并非本事所呈现的那样，如有学者认为衍圣公孔令贻自始至终对帝制自为运动持“十分热心”的态度。[21]89这种看法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史学工作者在探究这一问题时未能穷尽相关史料，形成了片面之见；另一方面是深受彼时革命史观影响的结果。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衍圣公孔令贻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支持多为受现实掣肘而被动做出的迎合之举，故有其复杂性。然而，纵观衍圣公孔令贻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的种种行径，其身为圣人后裔不仅未发挥为政治谏言的功用，反依仗权势逆时代大潮而行，屡次逢迎上意，为袁世凯歌功颂德，日后更是大张旗鼓地支持公然违背民意的张勋复辟事件。由是观之，衍圣公孔令贻此种开历史倒车的荒唐行为对于造成民国初期的政治乱象而言必定难辞其咎。职是之故，在重新审视孔令贻于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的表现时，应当坚持唯物史观和历史主义的原则，将衍圣公孔令贻的政治投机行为置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整体脉络下，对孔令贻阻碍历史进步之过予以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评判，以期得出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