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昕宇

（南开大学，天津，300071）

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文体，选本是词文体重要的传播媒介和保存形态，是词史发展的一种见证。词选的编撰和批评传达出各自的词学观念和审美理想，选本批评也是词学批评的重要方式。民国时期是中国词学批评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关键时期，是词学批评史的重要环节。对民国词选的研究有助于全面把握民国词学的成就和特点，进而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词史和词学批评史，对当下的词学研究和词选编撰具有直接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界定与文献整理

明晰研究对象的文献目录是开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考察新近出版的有关民国词选研究的相关论著，不同的研究者因对民国词选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不尽相同、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全面程度有所差异，因而对民国词选的目录梳理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如曹辛华在前人基础上广泛搜求查考民国时期出版的词选，“第八章民国时期宋词选本考录”梳理了确知在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收入宋词的词选共计195种，未知其各出版项等信息的词选27种；“第九章民国时期清词选本考录”搜求了在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收入清词的词选共计129种，分断代专选27种、地域类词选26种、通代杂选61种；“第十四章民国词集版本考录”排列了民国人选民国词99种①曹辛华《民国词史考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以下简称“曹著”。。刘兴晖以编成时间为序，开列了道光十二年（1832）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的唐宋词专选71种②刘兴晖《晚清民国的唐宋词选本研究——以光宣时期为中心》，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以下简称“刘著”。。此二书的重心不在竭泽而渔地搜求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一切词选，着眼点在于选录词作的时代归属，因而对民国词选的梳理范围过宽、重出互见、分类混乱。胡建次、邱美琼《民国时期词学理论批评衍化与展开研究》一书附录了民国时期主要词作选本55种，显然不是民国词选的全貌，且其认定何种选本为“主要词作选本”的标准也语焉不详[1]。由此可见，至今学界仍未对民国词选进行精准明晰的界定和目录梳理工作，极大地影响了相关研究的水平。

“民国词选”作为一个组合概念，包含着“民国”和“词选”两个概念的整体属性，进而确定民国词选的内涵和外延，以此作为民国词选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民国时期，即指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起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时间范围。词选概念的界定则相对复杂，肖鹏总结了词选基本要素：

部分作品，部分词人。也就是说，词选必须既选人，又选词。部分词人的全部作品、全部词人的部分作品、全部词人的全部作品，都不构成词选。从刻与合刻尽管有选人，但没有选词；单个词人的选本尽管有选词，但没有选人；纯粹的词谱既不选人也不选词，所选的只是体。这些类型的总集都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对象③肖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年，第3 页。以下简称“肖著”。。

所论精辟地指出了词选的本质特点，但未能将与词选相关的各类总集做出全面区分，因此需从出版物形式、编撰方式、文体和词作的独立性等层面对萧著进行完善和修正：

以出版物的形式划分，词选应属“总集”，即收录不同作者部分词作的图书文献，有别于收录多为词人全部作品的“丛刻”、收录一位词人作品的“别集”和以存人存词为目的的“钞”。曹著、刘著均将巴龙编撰的《二晏词》与《秦黄词》视为词选，实际上这两书分别对晏殊与晏几道、秦观与黄庭坚全部词作的汇集，应视为词集丛刻④即巴龙编《二晏词》，上海：启智书局，1933 年；巴龙编《秦黄词》，上海：启智书局，1934 年。。曹著将单选一位词人的选本也视为词选，因此包含了如杨铁夫《清真词释》《梦窗词释》，胡云翼编“词学小丛书”中的《李清照词》《辛弃疾词》等，但从古代典籍分类惯例和古典文献学学科界定来看，这类著作只收录了一位作家的作品，应属于词别集。曹著还将叶恭绰《全清词钞》、陈乃乾《清名家词》等以保存文献为目的的著作列入考察范围，就更值得商榷了。总集编撰的最初动因不是为了保存典籍，而是便于读者翻检和作者的取择，即《文选序》所谓“略其芜秽，集其精英”。叶恭绰《全清词钞·后记》也明确说该书与“只限于若干家之词集”的《清名家词》和“只限于若干人之作品”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体制截然不同。“主便于省读，未及综合贯穿，以供源流正变之推寻。此编之出，或可为研求近三百年词学之一助手”[2]。图书发行者和读者也明确将此书与词选进行了区分：“叶恭绰氏编辑此书，创始于1929年。其时词坛耆宿朱村方寓沪，为之发凡起例，二十八卷前所收各词，大致皆村所手定。村之意以为清代时近，广收必滥，但过严又嫌类乎词选，故定书名为《词钞》，使宽严适中，疏而不漏。此编辑之大旨也。”[3]

从编撰方式划分，民国词选的成书方式应是编述，即依据已有的词作，用新创的体例，重新加以剪裁、编次、整理的图书，有别于独立撰写的著作和抄录汇集的抄纂[4]。民国人撰写的词学史著和词话著作不仅是独立于词选之外的词学批评体裁形式，且较少直接继承前人著述，多为独出心裁的著作，因此曹著所列的谭正璧《女性词话》等著作应不在考察范围之内。刘著所论述的王国维《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虽是首次将此21位词人词作加以汇集，但并非为甄选词作，应是抄纂之作。

从选录内容来看，词选应突出词文体和词作的独立性。包含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选中选录词作的“包孕式”文本，严格意义上不能算作词选。朱志远、刘驰从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出版的苏渊雷《诗词精选》九编中“第四编”析出《唐五代两宋词》，并非独立的书籍形态[5]。对于词韵、词谱、作词法类的著作，虽然只探讨词一种文体，但词作已成为了词韵、词谱例证和附属文本。《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词曲类”下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之属，已明确区分了各种词学典籍，因此龙榆生《唐宋词格律》、刘坡公《学词百法》等作词法小册子，词作以引述论据的形式出现，已经失去了在词选中的核心地位，严格意义上不能当作词选来考察。有的著作虽未明言词体与词作的独立性，但实质上是一部词选。如季灏编著《两宋词人小传》收录宋代约200家词人小传并各附词一两首，小传多是抄录汇集前代文献，但既有选人又有选词，符合词选的本质特征。

从民国词选的文献载体形态来看，不仅有单本刻印发行的书籍，还有刻印的词社集，报刊固定栏目连载等形式存在。曹著将“民国词总集”“民国词别集”“民国词选类”“民国词社集类”四类民国词学文献平行，这并不符合民国词选的实际。如裴喆、李雪《民国人选民国词之三》收录了《南社丛选·词选》[6]。该书由胡朴安据1923年起出版22集的《南社丛刻》选编为《南社丛选》24卷选录词选2卷，1936年国学社出版，共收60人397首词作，对南社词作有“甄综芟削之功”[7]，应当视作研究南社词人群体的重要选本。民国时期除《词学季刊》这类专门刊登词学研究与创作成果的期刊以外，还有不少综合性期刊也刊登当时人的词作，可同样视为词选加以研究。如南江涛《民国旧体诗词期刊三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汇刊的《民族诗坛》《雅言》等期刊均设有独立的词选栏目。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查考各类民国图书目录、词学论著书目、词学工具书、各大图书馆藏目录和各类网络数据库，辨识排列、编辑序录、撰写提要将是当前民国词选研究的主要基础性工作。如林玫仪《词学论著总目》收录了1900-1992年近百年的词学论著，其中收录民国时期新编词选35种、翻刻与注释前代词选27种、民国时期的词选评论与研究论著26种[8]。《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收录民国时期新编的通代词选31种、唐五代选3种、宋词选17种、明清词选3种、民国人选民国词3种，翻刻注释前代的通代词选12种、唐宋词选8种、清词选6种[9]。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对前代词选的翻刻、笺注、丛刻、改编情况多有存在，如施蛰存《历代词选集叙录》多有说明⑤作者以笔名“舍之”署名，载《词学》编辑委员会编 ：《词学》第1-4 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1986年。。曹著把收入商务印书馆1919年影印的五种宋代词选，并命名为“新刊宋朝词籍五种”作为一种民国时期的宋词选本，似乎失之草率。将此类词选进行专门梳理，并由此研究民国时期对前代词选的批评和词选学理论建构也是民国词学研究的题中之义。

对民国词选的目录整理和重版新编工作当前也取得了一定实绩，但需格外注意民国词选的版本研究。民国时期现代传媒出版业的逐步建立，促使了民国词选出版的繁荣，一些独具慧眼的词选颇受读者青睐，因而不断修订再版，这类情况应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如刘著列举的胡云翼《女性词选》《词选》、夏承焘《宋词系》、冯都良《宋词面目》等4部词选的出版信息与曹著有出入，需要重新确认；陈匪石《宋词举》编选时间1927年和出版时间1947年重出。王宁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国学丛书新编”重新校订了曾列入“学生国学丛书”的叶绍均《苏辛词》《周姜词》二书，保留了原书绪言和原著所选的注释点，但选篇上并非“学生国学丛书本”，而是后来有所增订的“万有文库”本。唐圭璋编《宋词三百首》至今畅销，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但经过多次修订和印制，王兆鹏对该书版本做了详尽的版本研究，这类工作值得推广到更多的词选中[10]。

民国词选的印刷形式、版面设计、分段标点、注释眉批等形式对研究民国词学有重要意义，如胡适《词选》所采用的新式的标点与分行，预示着现代白话文运动对古典文学体裁的全面改造，而在当下新校订出版的本子中已不见踪影。曹辛华、钟振振主编“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丛书”（含历代词选整理4种、唐宋词选4种、女子词选6种、民国人选民国词14种）、文化艺术出版社“民国诗学论著丛刊”、广陵书社“国学经典读本”为统一版式、形成系列，已无法得见词选的原初面目。

为研究的便利和深入，对研究对象进行适当的分类已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现代科学研究的分类学，要求对事物的分类遵循排他性、同一性、穷尽性等基本原则[11]。早在民国时期，任二北即将选本分因词而选、因人而选、因时而选、因地而选、因题而选、因调而选六类[12]。对民国词选，毛建军把20世纪编纂的唐宋词选分为独具时代特征的选本、偏重学术研究的选本和旨在普及的欣赏性选本三大类[13]。陈水云也指出：“到了清末民初，词选的编纂岀现了四种动向：第一种是以词选来传达观念，为词坛引领新的审美风尚，如朱祖谋《宋词三百首》；第二种是以选词作为自娱的工具，也表达编选者的审美观念，如陈曾寿《旧月簃词选》、刘瑞潞《唐五代词钞小笺》、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等；第三种是在出版部门的邀约下，为普及词史或词的常识而编选的词选，如胡适《词选》、胡云翼《唐宋词选》、龙榆生《唐五代宋词选》等；第四种是为着教学的目的而编选的词选，如俞平伯《诗余偶评》、吴梅《词选》、孙人和《唐宋词选》、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等。”[14]曹著在前人基础上广泛搜求查考民国时期出版的词选，并从外部特征（包括形体、语言、选词对象、选此范围等）、编选功能与目的、编排与著述方式等视角区分选型。以上分类大略概括了民国词选的基本面貌，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分类的概括性与主观性强，精准性和穷尽性不足，仍需进一步思考。

二、研究回顾与反思

从研究方式来看，学术界对民国词选的研究以个案和专题为主要形式展开。如前所述，每一个选本都是独立的文献实体，选本研究的实质上属于文献学研究的范畴。很多选本编选的目的即在于表达编撰者的思想主张和审美倾向，这又和文学批评史研究密不可分。个案和专题研究的形式能够将文献学已有的分类编目、版本考证、校勘注释、影响流传等工作模式与文学批评史所关注的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互印证的学术旨趣相结合。以民国词选为研究对象的两部专著都以个案和专题组织全书，刘著对词选的类型及选词的旨趣转变等有细致的分析，对胡适《词选》、朱祖谋《宋词三百首》、陈匪石《宋词举》三部民国词选做了个案研究；许菊芳以专题形式对《宋词三百首》、胡适《词选》、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胡云翼《宋词选》、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和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六部词选分专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15]。

个案和专题研究成为民国词选研究的主要形式，最明显的标志即是单纯的词选专书研究和以词选编撰探讨词学家的词学研究业绩成为最流行的单篇论文撰写体制，也广泛地成为了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以影响力较大的胡适《词选》而言，研究者多将此书视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从多维视角展开专题研究。代婧烨从编选动机与经过、编撰体例与选词标准、《词选》所体现的词学观、传播与接受状况等方面全面而动态地考察了该选本[16]。符继成对《词选·序》提出的词史发展观进行了解析和评价[17]。朱惠国、李小龙敏锐地捕捉到了选本的选词特点，并从性格因素、审美情趣、词学主张和理论实践等方面探讨了《词选》推崇苏辛词的原因和意义⑥如朱惠国《论胡适对苏辛词的偏爱》，《中国韵文学刊》2005 年第1 期；李小龙《胡适〈词选〉的编选矛盾及苏辛地位的确立》，载郭英德、过常宝主编《庆祝聂石樵先生九十寿辰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等。。朱崇才对选本体现的重视归纳而忽视演绎的方法论进行了批评[18]。陆有富、崔微微、王星艳等从该选作为高中语文课外读物的编撰目的出发，评析了其对民国中学语文教育的影响及意义⑦如陆有富、崔微微《民国高级中学语文读本〈词选〉刍议》，《语文建设》2015 年第19 期）；王星艳《民国高级中学国语读本〈词选〉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18 年硕士论文等。。此外，谢桃坊、施议对、刘石、曾大兴、王兆鹏、陈水云、彭玉平、聂安福、曹辛华、欧阳明亮等从不同视角评析《词选》，以形成对20世纪词学研究特点的论述。

从词学批评史研究的架构来看，民国词选研究是民国词学研究的子论题。晚清民国时期是千年词史的结穴，也是词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词学名家辈出、各类词选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词选的编撰目的、选词标准、批评形态等都折射出编撰者的词学观念和审美理想，也是社会变迁与文学思潮的反映，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曾大兴、朱惠国、曹辛华、杨柏岭等通过分析各类词选，彰显词学名家、研究者群体的研究业绩和利弊得失⑧如曾大兴《20 世纪词学名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曹辛华《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6 年；杨柏岭《晚清民初词学思想的建构》，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 年等。。陈婷婷《民国宋词学研究》梳理了民国宋词选的类型和背后的思想理念的转变，对《宋词举》和胡适《白话词选》做了详细的个案分析。21世纪以来以地域空间角度考察民国词学成为学术热点，如杨柏岭、谢永芳、袁志成、孙文周等⑨如杨柏岭《近代上海词学系年初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谢永芳《广东近世词坛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袁志成《晚清民国福建词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年和《晚清民国湖湘词坛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孙文周《民国四川词坛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9 年博士论文等。。为了凸显不同地域词学研究的特点和意义，对词选的研究多停留在出版发行和流传状况的介绍，更显得宏观而模糊。以上对民国词学的整体研究，使得宋词、清词传播接受史研究和词集文献研究相互交织，各种词籍选本重出互见、支离破碎，词选只是宏观把握民国词学的例证和附庸，未能占据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

从研究范式来看，民国词选研究是选本批评研究的延伸论题。中国古代的选本之学始于六朝人对文选的研究，词选之学自宋人评价《花间集》始，主要集中于笺注评点的文献整理和批评观念的概括与阐发。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词选研究虽成果斐然，但具有学理意义的开拓性总结最为精妙的仍是肖著提出的“辨其选型、观其选域、察其选心、列其选阵、探其选源、通其选系”六大视角评析词选。这六大视角全面掌握了选本的外部特征和内在观念，也广为研究者运用，形成了词选专书研究的稳定范式。但细究这六大视角的所指，选域和选阵是词选最为明确的外部特征，进而可以总结归纳选型，选源和选系分别牵涉到词选编撰的前期准备和后期影响，而选心的探求需综合以上因素，“以意逆志”进行深入剖析。傅宇斌就指出，六大视角不能平行而等同的生搬硬套，应需根据每部词选和每位词人特点有所侧重地适度运用[19]。

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包含研究方式的多样、研究架构的明晰和研究范式的独立等诸多要素，观照民国词选的研究现状，显然不尽如人意。如何突破既有单一性、附属性的研究状态，凸显并深挖研究对象的独特价值，应成为今后民国词选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三、研究设想与展望

基于以上思考和评析，我们不妨对民国词选的研究未来进行以下设想：

第一，全面占有文献材料的基础上，通过辨识与分型把握民国词选的特点，拓展研究深度。肖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对唐宋人选唐宋词的特征与价值的发掘与运用——作者以“群体的选择”概括了唐宋人选唐宋词作为当代词选的本质属性，并借此研究唐宋词人群体。肖著明确指出不局限于枯燥乏味的考证叙述、提供广阔的背景参照，确立了“开列清单、梳理关系、确立源流、分清角色、推举宗师”的研究路径，试图通过词选撰写“一部历代词人群的聚散演变史，一部词人群与词选的谱牒关系史，一部词选和它们时代的对话史。”而民国词选的情形相对复杂，具有阐发词学思想、发表文学观念、为旧式模拟填词或新式文学教育提供教材等多重功用。胡明、刘兴晖、邓乔彬等将民国词学研究者划分为以传播词学主张、指导模拟填词为落脚点的旧派和把词视为研究、欣赏对象的新派⑩如胡明《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刘兴晖、邓乔彬《“学词”与“词学”的分化》，《暨南学报》2010 年第2 期等。。旧派研究者与前代词选编撰者身份一致，多是词人和传统士大夫，选词重在规范；而新派的研究者多为大学教授和出版人，编撰词选多作为启蒙教材和普及读物，选词则贵浅显。

我们可以依据选域对各种词籍选本进行相对科学的分类，并确定研究的侧重点。通代词选选域跨越多个时代，可明确窥见编者秉持并试图传达给读者的词史观念，一些休闲普及类选本也体现着编者的文学观念，如胡云翼《抒情词选》《故事词选》明显受西方叙事、抒情等文学观念的影响，选本具有专题词史的性质。断代词选专选同一时段的词人词作，表明编者作家和流派地位经典性的确认。民国时期的出版物受风云变幻的社会思潮影响，涌现出女性、地域、抗战救国等专题词选，对专题词选的研究可以探求社会生活对文学活动的具体影响。民国人选民国词以词社集和报刊栏目为文献载体，研究应当关注词人群体交游唱和心态，词籍的整体风貌，以及新兴的传播媒介对词学活动的影响。民国词选与词话、词籍序跋等传统词学批评形态关系密切，也和史著、论文、书评等新型词学批评样式形成直接的呼应，这些都可列入词选的选系，并探讨其间相互型塑的互动关系。

第二，从单一、静态的研究，走向“动”的、“活”的研究，进而探求民国词选的生成机制。词选的编撰既是文献整理活动，也是理论批评与阐释活动。对于民国时期的文献研究，传统文献学分类编目、鉴别版本、校勘注释、编纂典藏等工作模式，应拓展到文献的产生、流传、交流、利用等规律的探讨。民国词选不单是赖以存在的物质形式与载体，更是文化产品，应用动态的眼光加以考察。就编选者而言，“选心”包含编撰该选的直接目的和根本原因，如胡适《词选》的编撰直接为高级中学学生提供课外读本，实质是宣扬白话文学观念，前者涉及民国时期的教育制度、教学方式，后者则是编选者的学术立场、文学观念的反映。探求“选源”不只是追溯编选者的词籍阅读史，还要尽可能还原编选者的教育背景、学词经历和学术身份。词选的编选过程也十分复杂，包含素材搜求、编纂成书、整理出版等。词选问世后则涉及营销、宣传方式，读者的接受、批评等环节。若能细化每一部词选的文化流程，则会勾勒出一条条民国时期词学活动的“生产流水线”，进而探求出民国时期独特的经济、法律、教育、思想、生活以及文学的生产和传播过程等“国家历史情态”[20]，使“民国”不仅是以特定政权命名的历史阶段对“词选”的修饰和限定，更是一种独特的认知视角、研究方式。

第三，注意考察民国时期对前代词选的翻刻、笺注与批评，归纳总结民国时期词选批评方式与理论建构。民国时期的习词方式发生重要变化，读者更加注重词作文意理解和审美鉴赏，朱孝移《词释》鲜明指出了词籍笺注的迫切性：“历来解诗词的书实在是太稀少了。——虽然有着一些词的笺咧注咧的著述……但不能把词的内容的涵义详细的明白的赤裸的指示出来，在初学的人看了对于词的意旨仍然是不能了解的。为了指导初学起见，则详释词旨的写作是刻不容缓的了。”[21]丁放、甘松、张响等视野较为宏观，对词籍笺注划分了历史阶段，对笺注者身份和数量做了统计分析，并对笺注的载体、体例、内容和动机等问题做了概括性的陈述⑪如丁放、甘松《中国古代词籍笺注、评点的演变及功能》，《复旦学报》2012 年第6 期；张响《民国时期唐宋词笺注的新变及其意义》，《贵州社会科学》2017 年第2期等。。李静、代萍萍探讨了民国时期唐宋词选笺注的特点，并由词选对秦观词的选录和笺释考察了秦词的经典化历程[22]。孙克强、刘少坤指出了《花间集注》的现代学术价值和对《花间集》传播和接受上的贡献，体现了时人笺注前代词选的学术水平[23]。

民国词选问世后即得到读者的反馈与学人的评价，是此时期词选传播的一大特点，由此便出现了相关词选批评理论。词话著作如况周颐《蕙风词话》褒扬《宋词三百首》“便于初学，诚金针之度也”[24]；陈匪石《声执》评论历代词选的利弊得失，详论《宋词三百首》《宋词举》的编选旨趣。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出版徐珂《清代词学概论》专设“选本”一章。当时的推介和书评更能直接反映了图书编辑和出版机构等“第一读者”对词选的评价，如秋蓬刊登在1933年4月《词学季刊》创刊号的《词籍介绍》，吴俊虞在1930年7月《南音》第3期撰写的《评胡适词选》，睡禅、唐超评论陈匪石《宋词举》的评论等。民国著名词学家龙榆生撰写《论选词标准》一文，提出便歌、传人、开宗、尊体四大选词目的，“前二者依他，后二者为我”[25]。体现了民国词学家对词选学理论思考。

综上，当前民国词选研究已涌现出不少成果，但研究方式与方法仍需进一步开拓。具有理论高度、能够提高“词选学”理论水平的论著，即以词选为中心、以“词选学”为旨归的高质量研究则很少。如何在处处开花的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基础上，宏观把握民国词选的全貌进而完成理论升华，是民国词学研究者的新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