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 耀 宗

月令是传统中国社会认知自然、总结规律并指导生存的成果，其产生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以往学界研究在涉及先秦月令流变问题时，常将《管子》中《轻重己》《幼官》《五行》《四时》等篇目作为基本资料来看待和使用。事实上，《管子》对先秦月令的意义远不止此，它以其宽宏的覆盖面、深邃的思考和极强的工具性，对此后月令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考虑到周秦之际社会失序又重建的历史背景，这一切显得弥足珍贵。所以，《管子》对先秦月令变迁的促动问题，既有很强的学术价值，也存在进一步推进的必要。

一

春秋以降，王权衰微，诸侯并起，国家形态剧烈变动，社会结构更加丰满，生产分工愈发细化，社会控制的手段迅速更新，新的职官、制度和律令层出不穷，新的思想和学说激烈争鸣；同时，对天文星象的观测快速发展，物候气象经验的总结不断推进，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也更加深入。旧有的秩序体系在整合新因素方面表现乏力而快速崩溃，整个社会呈现礼崩乐坏的失序状态。诸多曾被视作“天经地义”的东西随之失去了“不言而喻”的资质。

就月令而言，周天子为彰显王权天授，曾将敬授民时作为一种政治权力强力垄断。但“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3]1258。周天子承天命以敬授民时的资格受到挑战，同时，相关典籍和人才不断流散，“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2]，周天子在事实上也逐渐丧失了敬授民时的能力。因不必囿于王权政治，知识群体对地理空间的探索、天文星象的观测、社会失序的反思、新型制度的设计等问题，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极强的创造力，“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3]，从而酝酿了多彩的内容。概而论之，这一时期月令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月令与道、阴阳、五行思想结合的尝试。道、阴阳、五行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新的社会秩序及其合理性“以何为据”的问题，诸子形上的追索有了起点，行下的建设有了依据；各种零散的经验、知识和思想在融汇时有了统一的基础，因而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月令也不断尝试与之融合。清华简《汤在啻门》云：“五以将之，水火金木土，以成五曲，以植五谷……六以行之，昼夜春夏秋冬，各时不解，此惟事首，亦唯天道。”[4]在这里可见“水火金木土”“春夏秋冬”与“天道”的关联。《黄帝四经》则进一步明确了天道、阴阳、刑德与四时的关系，“四时有度，天地之李(理)也。日月星晨(辰)有数，天地之纪也。三时成功，一时刑杀，天地之道也。四时时而定，不爽不代(忒)，常有法式，□□□□。一立一废，一生一杀，四时代正，冬(终)而复始，□事之理也”[5]。与这些理论的结合，提高了月令的文化品质。

其次，为了维系政权存续和个体生存，人们对各种零散朴素的月令经验和知识进行了积极的总结记录，如务时寄政、与时偕行、以时禁发等。孟子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6]5荀子也认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7]165有些朴素的月令经验和知识，甚至被纳入官府律令，如青川秦简云：“以秋八月，脩封捋(埒)，正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十月为桥，脩陂堤。”[8]人们所掌握的月令经验和知识，随着这种细致的总结和记录而不断增多。

月令与道、阴阳、五行学说的结合，虽然对提升文化品质意义重大，但这种结合仍处在尝试阶段，尚未圆融一体，且其中义理颇为玄远深奥，难以直接运用；对月令经验、知识的记录总结，虽然细致实用，可以为军政钱粮、政令刑狱、生产组织等活动提供有效的指导参照，但其零散细碎的弊端，难以满足统一王朝的需要。所以，如何取长补短，形成系统的月令图式体系，并强化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仍然存在巨大的用力空间。《管子》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激烈，使“得士则昌，失士则亡”成为列国共识。“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9]。因此各国非常重视对人才的招揽，“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10]236。为了实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6]16，齐国设稷下学宫，招揽人才，其名著者如孟子、荀子、淳于髡、邹衍等，他们的很多思想被保存在《管子》之中。其中《轻重己》《幼官》《五行》《四时》集中体现了《管子》对月令由浅及深的思考。

《轻重己》记载了一种自冬至日始，以四十六日为基本时间节律的月令模式。以春季为例，“以冬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冬尽而春始”[10]413。此时阳盛阴衰，天子应当“东出其国四十六里而坛，服青而絻青，搢玉总，带玉监，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千百姓”[10]413，并且以鱼为祭祀牺牲，然后发布春季政令，“教民樵室钻鐩，墐灶泄井，所以寿民也。耜、耒、耨、怀、鉊、鈶、爻、橿、权渠、繉紲，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为酒食，所以为孝敬也。民生而无父母谓之孤子。无妻无子，谓之老鳏。无夫无子，谓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众，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遗。多者为功，寡者为罪，是以路无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也”[10]413。这一模式以天子为核心，循阴阳衰长，配以五行五方，安排相应的祭祀典礼、生产组织、社会保障等事务。然而五行缺土，自然节律不以四时或十二月为准，表明各类学说理论、四时、社会事务的匹配尚显粗疏。

《幼官》设计了以“三十时节”为时间节律的月令模式。它将全年分为三十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为十二日，并系之以各类具体的社会事务。以春季为例，它首先强调了时政不可错行；否则“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霜，行夏政阉”[11]67。随后以十二日为节律，分别叙述了戒春事、出耕、赐与、修门闾、发禁、合男女等事项。再后，对天子的服饰颜色、所对应味道、声音、数字等加以规定，“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藏不忍，行驱养，坦气修通，凡物开静，形生理”[11]67。夏、秋、冬与之相类。这种三十时节的月令模式，虽然缺乏相应的天文、气象、物候匹配，忽略了月份在月令图式中的作用，实用性有限，但是它以四时融汇五行，并着力匹配天子日常起居、行政运作、生产组织、生活管理等，是月令图式化的一种积极探究。

《五行》一篇则是以五行为基本框架所构设的月令模式。五行各配七十二日，各种事务被系统嵌入其中。以“木行御”的七十二日为例，首先“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师内御，总别列爵，论贤不肖士吏，赋秘。赐赏于四境之内，发故粟以田数。出国，衡顺山林，禁民斩木，所以爱草木也”[10]43。随后系统描述相应的物候、气象，“冰解而冻释，草木区萌，赎蛰虫卵菱”[10]43。在这一时间段内，人们应当“春辟勿时，苗足本”[10]43，在采择自然资源时，要注意“疠不雏鷇，不夭麑麇，毋傅速。亡伤襁褓”[10]43。为了凸显“时序”的重要性，《五行》还强调了时政错行的严峻后果，“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赋不赐赏，而大斩伐伤，君危，不然太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则长子死”[10]44。这种月令模式内容丰富，不仅涉及天子、各级职官和庶民等不同社会阶层，也囊括了政令颁布、选贤任能、赏官赐爵、赋税征缴、自然资源开发等问题，并且匹配有天象、物候，是五行、四时与社会相结合更为系统的明证。

《四时》则设计了“五方四时”的月令模式。按五行德属，东、南、西、北配以春、夏、秋、冬，剩余的“中央”属土，无具体季节相应，但“实辅四时入出”[10]37。以春三月为例，《四时》首先梳理了方位、四时、五行及德属，“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喜嬴，而发出节时”[10]36，天子于此时督导民众“修除神位，谨祷弊梗，宗正阳，治堤防，耕芸树艺，正津梁，修沟渎，甃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10]36。若社会节奏能够与时偕行，则“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百虫乃蕃”[10]36；否则，会招致天灾人祸，“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10]36。所以，天子应该按时发布“论幼孤，赦有罪”“赋爵列，授禄位”“冻解修沟渎，复亡人”“端险阻，修封疆，正千伯”“无杀麑夭，毋蹇华绝萼”等五政[10]36。《四时》所展现的月令图式，既体现了阴阳、五行、四时的协调，也大体实现了与不同社会阶层、各类社会事务的匹配，并且凸显了四时的节律特征，所以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上述篇目集中体现了《管子》中月令的样态，反映了人们通过月令将抽象的理论资源与复杂的社会人事相结合的努力。因侧重不同，所以形塑出的月令图式也不同。在先秦文本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在一部典籍中却集中出现了这么多的月令类篇目，说明了当时不同地域和阶层对月令的普遍重视和积极探索。

三

《管子》对先秦月令的促动不仅表现在图式完善和数量增多方面，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了月令与现实勾连，扩大了社会历史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说，它所秉持的理念、采取的方式和取得的成就，在整个中国古代月令发展史上，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重大突破。

首先，《管子》极大推动了先秦月令图式的完善与成熟。《管子》中的月令，在知识资源方面可谓初步实现了集大成，不仅囊括了各种天文星象经验、气象物候知识，还包含了各类政令发布、律令颁行、人才选任、生产组织、社会保障等事务；在文本体例方面，纷繁复杂的内容按照一定的标准被加以类分，然后被分门别类地纳入阴阳五行或四时五方的基本架构之中，从而具有了整齐的体例结构；在各篇的叙述过程中，常按照由天及人、自官至民的顺序，次第展开，这使得月令具有相对规范的叙述逻辑。更为关键的是在内在理论方面，《管子》对月令与道、阴阳、五行的融汇作出了积极而有益的尝试。其中，道为万物本原，阴阳、五行是“天地之大理”，推动四时流转，进而决定社会节奏，“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10]178。因此，《管子》月令对天地自然、社会人事等内容的编排，就不再是简单的分类和堆砌，而是基于统一的宇宙自然观和理论依据所进行的系统匹配。成熟的月令图式中所包含的要素和特征，在《管子》中都有较为明晰的阐发和诠释。月令的文化品质和理论深度得以极大提升，这使其区别于《夏小正》《诗经·七月》等朴素零散的“经验记录”性质，推动先秦月令向成熟完善迈进了一大步。

其次，《管子》凸显了月令在廓清思想、重构秩序问题上的重要价值。如前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道术为天下裂”的复杂格局与统一的历史趋势是不相契合的。而《管子》月令以整齐的体例结构、相对规范的叙述逻辑、大体一致的内在理论，实现了对复杂内容的有效驾驭。复杂零散的自然和社会事项在《管子》所着力构建的月令图式体系中，被系统地分置于“应该”的位置上，在阴阳消长的作用下，遵循着五行或四时的流转而有序循环，整个世界不仅整齐有序，而且显得合情合理。可以说，《管子》月令向人们描摹了天道自然的基本法则，以及在这种法则支配下的人间社会所应呈现的状态。春秋战国以来混乱的思想世界，得以在新的统一基础上，按照相同的原理机制，进行秩序的廓清和结构的重建。据此，人们的疑惑得以解答，判断有了标准，行为有了依据，发展有了指导。这对于带领人们走出因礼崩乐坏而产生的普遍不安和疑惑，意义深刻。

再次，《管子》优化了月令与社会的协调，推动了理论向现实的落实。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论述多恢宏深奥，理论色彩很浓，但是对于如何具体落实于现实社会常语焉不详，造成思想与社会、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悬浮。而《管子》在提升月令文化品质和理论深度的同时，又细致安排了政治运作、生产组织和生活保障等事项，表现出很强的实用价值。而且，为了使得这些设计得到切实贯彻，《管子》强调通过制度建设、职官设置、法律颁布等加以配合和保障，如律令发布之后，“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专制，不足曰亏令，罪死不赦”[10]28。由此，不同的职业者各司其职，不同阶层各安其分，不同事务各得其宜。“故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则群臣得其义，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则子孙和顺，亲戚相欢。臣下不失其常，则事无过失，而官职政治。子妇不失其常，则长幼理而亲疏和”[10]177-178。在月令图式的指导下，天子、百官、乡民都能非常明确地知晓在什么时间应当开展什么社会活动，实现不先时、不后时。这可谓是当时条件下，人们所能掌握的既科学有效又方便实用的参照工具。所以，就《管子》月令而言，抽象的思想理论能够自然地演化出经世致用的细则规范，从而重新获得对社会现实的指导和解释能力，二者之间的靠拢和协调，也为汉代以经治国提供了借鉴。

最后，《管子》还强化了月令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早期诸子论述因挣脱王权的束缚而迸发出蓬勃的活力，“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12]。随着历史发展，这种纯任议论的学术取向难以满足时代的需要。而《管子》月令则特别强调天子的核心地位。它认为普通民众循时而动的能力较弱，“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11]42。因此，生产的组织和生活的管理就需要统治者通过按时颁布政令和律法的方式来进行，“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10]184。天子敬授民时的资格和能力在《管子》月令中被再次确认。此外，稷下先生们“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1]1895，他们在探究学问、相互辩难的同时，也担负有一定的行政职责，在咨政、询议过程中，常以自身思想主张为凭，史称“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1]2346稷下先生身份和职能的特殊性，为月令与政治权力的结合赢得了契机，为学术思想向政治资源的成功转化开辟了道路，也为后世月令经学化指明了方向。

可见，《管子》对先秦月令的推动，不仅仅局限于月令本身的完善，更表现在月令对礼崩乐坏后整个思想世界的廓清，以及推动思想向现实落实，特别是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等方面。这一系列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为秦汉时期月令文本的成熟、影响的拓展、功能的演化以及地位的抬升，奠定了基础。

四

经《管子》的完善，先秦月令发展成一种系统的思想，在整个思想文化体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在《吕氏春秋》中，基本成熟的月令图式被割裂为十二纪首章，以之充当整部书的纲目，统摄其中诸家之说，“《吕纪》之首章犹似经，其所附论诸篇犹似传耳”[13]。其春三月所附者有黄老道家色彩，多宣扬养生、修身之学；夏三月所附者似儒家之说，强调礼乐教化；而秋三月所附者有兵家性质，阐释义兵取胜之法；冬三月所附者有墨家余韵，论述安死节葬之说。诸家思想在月令的统摄调配之下，呈现出整体的特征，可见月令地位的独立与重要。此后，《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四民月令》《荆楚岁时记》等一系列月令类文本不断涌现。月令以一种系统思想的身份，跻身历史长河，《管子》的开拓之功，实不可没。

从地域角度来看，《管子》对月令的完善受到当时社会的强烈关注，并随着人口流动迅速向各地传播。如银雀山汉简所出土的《禁》《三十时》《迎四时》诸篇，在文辞内容、框架形制、原理运用等方面，表现出对《管子》月令的继承。而在三晋地区，“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14]。秦国吕不韦召集各国学者，编撰《吕氏春秋》，其十二纪首章更是与《管子》月令一脉相承，郭沫若认为《幼官》“为《吕氏春秋》‘十二纪之刍形’”[15]。《管子》月令在不同地域间快速流传，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普遍的认可，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这也反映出人们对《管子》完善先秦月令所作贡献的肯定。

从历史角度来看，《管子》虽然最终未能实现月令的成熟定型，但是却为之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准备了基本的要素，昭示了发展的路径。在此基础上，《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迅速成文，标示着成熟月令图式的最终形成。汉代统治者在倡行以经治国时，意识到《礼记·月令》的独到价值，认为：“若夫用天因地，揆时施教，颁诸明堂，以为民极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备矣，天下之能事毕矣。”[16]因此将其纳入经学，《礼记·月令》拥有了明确的政治身份和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并对汉代的制度、司法、礼仪、行政、教育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管子》在已有月令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将先秦月令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使其在迈向成熟的过程中，前进了一大步，其影响旁及全国，余蕴远涉秦汉。在整个中国古代月令的发展历程中，《管子》可谓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考虑到这一工作完成于两千多年前，我们不能不对此寄予相当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