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 佳， 朱蕴轶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合肥 230601)

一、引 言

美国现当代戏剧家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出生后两周便被亲生父母遗弃，后经由一对无法生育的年轻夫妇收养而成长于戏剧世家，其养祖父爱德华·富兰克林·阿尔比二世(Edward Albee II)是美国娱乐演出业的大亨，因此爱德华·阿尔比从童年时期便深受马戏、歌舞和戏剧等多种艺术表演形式的熏陶，得天独厚的艺术环境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爱德华·阿尔比一生创作了三十多部戏剧，获奖无数，曾凭借作品《微妙的平衡》(ADelicateBalance,1966),《海景》(Seascape,1974),《三个高大女人》(ThreeTallWomen,1990-1991)三次荣获普利策奖,又因作品《谁在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WhoisAfraidofVirginiaWoolf？1961-1962),《山羊，谁是西雅维亚》(TheGoatorWhoisSylvia，2002)两度夺得托尼奖最佳戏剧奖(Tony Award for Best Play),和托尼奖终身成就奖(Special Tony Award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1996年，爱德华·阿尔比获得肯尼迪中心终身成就奖(Kennedy Center Honors)，克林顿总统在颁奖辞中这样评价他：“爱德华·阿尔比的生命可以概括为反叛的艺术精神……在你的反叛精神中，美国戏剧获得了重生。”[1]34毋庸置疑，爱德华·阿尔比是美国现当代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

1958年，爱德华·阿尔比仅仅花费三周时间就在一台破旧的打字机上创作完成了处女作《动物园的故事》(TheZooStory)，该剧“是关于一个年轻的流浪者和一个富有的陌生人，相遇在一个孤独的公园长椅旁的故事”[1]108，它取材于作者的现实生活,剧中流浪汉杰瑞的原型正是作者爱德华·阿尔比本人，杰瑞的悲凉身世和同性恋身份是阿尔比人生境遇的真实写照。整个剧本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杰瑞对彼得的好奇和提问；第二部分是杰瑞的自我言说；第三部分是彼得与杰瑞关于长椅的争夺之战。随着三个部分的连贯发展，彼得和杰瑞的互动也在不断地推进加深，两人的对话从简单的寒暄到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最后杰瑞以死亡惊醒彼得麻木冷漠的灵魂。

英国著名学者克里斯托弗·比格斯比(Christopher Bigsby)曾称赞该剧为美国戏剧家的处女作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部[2]。目前，学界对《动物园的故事》的解读集中在作品的荒诞派戏剧风格、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异化主题、中产阶级的身份危机和彼得的男性气质分析等多个方面，尚未出现对《动物园的故事》的福柯式解读。本文主要从福柯的疯癫理论和主体理论出发，聚焦于彼得与杰瑞两人所形成的理性与疯癫的二元对立与消解，探析在以“国家理性”为核心的治理原则下，理性如何利用知识和权力机制形塑现代人的主体，以及对非理性的异己所施加的压迫与监视。剧中杰瑞作为疯癫的代表以善意打破理性与疯癫的二元对立，驱使彼得走出理性的樊笼，而他自己也以死亡的方式宣告其追求主体自由的决心。

二、彼得与杰瑞：理性与疯癫

17世纪初，法国启蒙运动开始兴起，这场运动的核心思想就是理性主义，即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倡导人们运用自身的理性力量以科学客观的精神重新认识世界，指引人们走出蒙昧的黑暗时代，他们赋予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确立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因此自启蒙运动后，理性开始清除和排斥所有与理性思维不相符合的异己力量，压抑非理性，人们将理性演化成“一种基于激情和自私自利之上的卑劣的个人主义精神，而没有看到除了自由和自律这一合法需要以外，理性还应有善意、集体性、献身于崇高和神圣等高级的需求”[3]。

福柯在其著作《疯癫与文明》中开始了对理性的批判，揭示出曲折而隐秘的疯癫史，指出疯癫这一意象是由中世纪的麻风病演变而来，麻风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疾病，可造成患者眉须脱落、面容损毁、四肢畸形等可怕症状。在中世纪以宗教神学为主导的社会语境中，麻风病被认为是“因罪而由上帝所降下的惩罚”[4]，为了有效抑制麻风病的蔓延，病人被强制隔离在麻风病院中，病人因生理上的恐怖形象或宗教上的罪孽深重而遭受社会的排斥和遗弃。麻风病消失后，附着在麻风病人身上“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5]4却留存下来了，他们的角色被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接替，这些人继续被理性驱逐。福柯以考古学的方式考察了疯癫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近现代(19至20世纪)三段历史时期中呈现出的截然不同的现象和表征，“力图切入经验的深处，以便重新把握疯子及其疯癫体验在现代性进程中作为理性的他者的命运”[6]。在理性与疯癫的漫长斗争中，理性取得长期胜利，压制并驱逐疯癫，使其沉默失声。

在《动物园的故事》中，中年出版商彼得和青年流浪汉杰瑞两人在公园相遇后，原本素不相识的两人因为一场偶然的对话而产生了激烈的言语矛盾和肢体冲突，看似浅显单薄的语言背后却蕴含着理性与疯癫的对立，以及疯癫对理性的层层解构。在剧本对出场人物的介绍中，阿尔比对彼得和杰瑞两人的穿着打扮、年龄、体型，以及精神样貌都一一清晰交代。彼得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穿着，呢绒衣、雪茄和角质架眼镜都暗示着他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良好的学识及修养，虽已步入中年却因为精致的生活品味而使他整体略显年轻，而杰瑞却是衣着随意、体型发胖，一副不修边幅的流浪汉模样。作者不仅试图通过外化的身份特征揭示人物生存状态的差异，以及各自所属社会阶层的悬殊，为两人之后逻辑错位、信息杂乱的对话作铺垫，更是一种对理性和疯癫两种意象的直接隐喻。剧中彼得的生活完全被理性所包裹，他是已婚白人，家庭和睦幸福，工作稳定且高薪，有着固定的生活轨迹，是美国理想男性气质的代表。面对杰瑞的提问，他“得意地强调”已婚，“清清嗓子”说家中有两只长尾巴鹦鹉，“高兴自豪”地说出薪资，“过分高声地”说出自己的住所，令观众明显感受到彼得为自己所拥有的物质财产和阶级身份感到优越自信。

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写道：“自我丧失，伪自我取而代之，这把个人置于极度不安全的状态中……为克服丧失个性带来的恐惧，他被迫趋同别人，通过他人连续不断的认可和赞同，寻找自己的身份特征。”[7]彼得身上充满着中产阶级的迂腐和沉闷，他内心潜在地渴望自己的消费能力和时尚品味得到杰瑞的赞同。而杰瑞的身世处境却十分疯癫离奇：母亲放纵性欲，其去世后不久，父亲也因车祸离开人世，青春期的杰瑞被寄养在姑姑家，姑姑整日面无表情，沉默寡言，最后毫无征兆地死在家中。正如福柯所说的，“诸如酗酒、无限制地乱交、冷漠麻木等恶习都会逐渐地败坏理性，最终导致彻底的疯癫”[5]242。杰瑞如被命运暗中诅咒过一般，不仅亲人都是理性社会的他者，而他本人同样也是不被理性社会接纳的同性恋。同性恋者长期被视为病态的、不完全的人，换句话说，剧中彼得和杰瑞两人的公园相遇，象征着理性和疯癫的正面碰撞。

在两人的对话中，彼得沉浸于阅读高级刊物中，极少主动开口发声，在理性的现代社会体制中沉默失语，而疯人杰瑞却接二连三向彼得发问，颠覆了疯癫被理性长期压制的失利态势。当杰瑞面对彼得显露出的一系列阶级符号和文化特征时，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羡慕，反而发出阵阵叹息和同情。例如在得知彼得已经结婚之后，他大呼“上帝有眼，这可不是法律”[8]103。在了解到彼得家中饲养的宠物是猫之后，他立马猜测出这并非是源于彼得的喜好，而是由他女儿和妻子决定的。“不会的，先生。是你妻子和女儿的主意？”[8]104尽管彼得年收入不菲，却因为性格胆小怯懦，时刻小心提防，害怕出门时遭遇抢劫，每天仅仅随身携带四十元零用钱；他虽然居住在繁华市区的高档住宅中，却在阳光灿烂的周日下午的大好时光放弃陪伴家人，选择独自在公园阅读报刊，可见他的高档住所内并没有承载幸福的家庭生活。家庭、宠物、薪资、高档住宅这些标志着中产阶级的物质财富和身份象征的符号，在杰瑞看来却是无法摆脱的沉重枷锁，杰瑞的层层解构让彼得感到无所适从，逐渐地丧失理性的支撑。

三、彼得的理性：主体的被动形塑

福柯曾在晚年时总结道：“我研究的题目不是权力，而是主体。”[9]他对以笛卡尔-康德为代表的传统主体哲学持怀疑态度，将主体研究推向另一个极端即解构主体，否定存在拥有自主权力的主体。福柯认为“主体不是实体，而是受到不同时期知识型与权力机制塑造的历史存在”[10]4。主体在各种权力关系的运作中被动形成，是由近现代生命权力机制建构的“形式”。彼得的主体正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国家理性”下塑造而成的理性存在，他享受着现代的物质文明，毫无异议地接受社会体制的规训，默认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并将其内化为行为规范以监督自身，对周围环境和他人保持冷漠和疏离。阿尔比在剧中展现了彼得的主体是如何被理性所塑造的。

1.知识对主体的塑造

福柯用考古学的方法考察了知识在主体塑形中的作用，他认为权力将部分知识合法化并且将其上升为真理性知识，从而成为权力的作用形式，成功掩盖权力运作的轨迹，两者形成共谋关系，“权力制造知识，知识生产权力”[11]，从而实现对主体的有效监禁和控制，以此规范人们的生活，因此“主体的人从出生开始就处于各种井然有序的文化观念的暴力性构序之中”[10]4。剧中，彼得从事着“出版教科书的工作”成为一种典型意象被反复提及，先是介绍彼得日复一日地沉浸于枯燥乏味的阅读，并且因为“出版教科书总是让我们发财”[12]而感到沾沾自喜，接着安娜回忆起母亲对自己婚姻的质疑：“你干嘛要嫁一个出版教科书的男人？”[12]其次，在安娜询问彼得是否知道熟睡时的身体处于瘫痪状态，彼得简单明了地回答说：“是的，我知道的我们出版过那本关于睡眠的书。”[12]91最后，彼得向杰瑞介绍自己工作时说：“我在一家小出版社……管事。我们……嗯……出版教科书。”[8]104

教科书象征着现代社会的权威性科学知识，权力关系通过它实现对主体的支配，使人们内在地服从于权力机制。彼得因为工作原由，整日沉迷于阅读教科书中，不断被动地接受教科书中程序性知识的输入，被驯化为被动的接受者。剧本此种对于彼得身份的设计，“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的人已经不再是绝对的自由主体，而是在知识和科学的大厦中被塑造出来的个体。”[13]彼得的主体经受知识和权力关系的塑造，导致他无法自主地选择生活方式，丧失了个人的独立判断和观点，成为资本主义理性的附庸。

2.权力对主体的塑造

20世纪70年代，福柯逐渐意识到考古学方法的弊端，他在《尼采、谱系学与历史》这篇文章中确定其今后对主体的研究方法将由考古学转为谱系学，同时增加了权力分析的维度用以揭示权力关系对主体的塑造。现代国家治理作为现代权力机制的核心以人的生命为权力目标，并且“提出生命权力这一概念以说明国家治理理性的现实表现”[10]64，其中生命权力包括了“身体”和“人口”两种对生命控制的权力技术，“性”成为“国家理性”治理现代人的主要权力通道。

在《动物园的故事》上演五十多年之后，爱德华·阿尔比将其由独幕剧改编为两幕，增加了一幕新戏《家庭生活》，并将原剧名更改为《在家，在动物园》(AtHome,AttheZoo)，对此，阿尔比解释道：“《动物园的故事》有些失衡，剧中杰瑞一直在诉说，彼得无暇开口。我希望对彼得有更深的了解。”[14]这幕新戏是彼得在去中环公园之前，在家中与妻子安娜围绕着婚姻及男女关系话题而发生的一系列循环反复、意义破碎、沟通无果的对话。彼得仍然如原剧《动物园的故事》中一样，沉浸在阅读中消极应对与他人的交流，他先是以平淡简短的回答应付着安娜接二连三的提问，最后直接强制打断和试图终止安娜关于两性关系的无所顾忌的自由言谈。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指出：“西方文明十分独特之处就在于它长久以来，一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反对性的‘罪恶’。”[15]

在日益标准化和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快感，激情，爱欲等放纵式的僭越体验遭到了压抑”[16]，人们不再在两性关系中追求快感和刺激，实现了理性对性欲的征服。安娜面对平静的，如一潭死水般的生活现状，她的内心不断涌起大胆与疯狂的想法，试图以此去惊醒麻木的彼得，打破生活中死寂般的沉闷，如她说想切乳以彻底避免乳腺癌，或者深夜走出家门在街角尖叫……而循规蹈矩的彼得对这些奇思怪想都置若罔闻，他将安娜视为疯子，对其予以否认和排斥。安娜与彼得的对话同样呈现出疯癫与理性的二元对立状态，在看似幸福美满的生活表象之下，掩盖的是彼得保守平庸的个性和空虚贫乏的灵魂，是无性的婚姻和郁郁寡欢的妻子。相比于安娜的坦诚和热情，彼得更多的是压抑自己的欲望和动机。在“国家理性”的治理原则下，所有不符合科学生育的事情都需要被约束。彼得早已被理性驯化，不再如大学时期那样自由与冲动。

四、杰瑞的疯癫：主体的自我重塑

19世纪开始，随着医学研究的发展，疯癫逐渐被视为一种精神性疾病，精神病院作为理性者的一种控制策略也随之诞生。福柯以法国精神病学家图克与皮内尔所组建的精神病院为典型案例，揭露看似仁慈友善的道德教育是如何对疯癫进行驯化和制服的。剧中杰瑞居住的简陋公寓便是现代社会的精神病院的象征，“禁闭的目的在于压制疯癫，从社会秩序中清除一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形象”[5]106，它将疯人禁闭在疯人的世界中，促使他们确认自己疯人的身份。公寓里的房间被纤维板一个个隔开如动物园的笼子一般，这栋公寓里的房客都是被理性遗弃和驱逐的疯人，如打扮怪异夸张的同性恋皇后、整日掩面哭泣的女人、油腻愚蠢的房东太太、还有少数族裔的波多黎各家庭，以及那些相隔咫尺却从未谋面的房客们。在杰瑞的生活中，无论是亲人还是互不相识的租客都是不被社会接纳的异己，他们被理性排斥，关进封闭的牢笼之中，局限在疯人的圈子中，他甚至因匮乏的人际关系而至于连相框都无照片可放！可见疯人被置于极度隔绝的状态之中。

1.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皮内尔的精神病院里，“疯癫能够看到自己，也能被自己看到。它既是纯粹的观看对象，也是绝对的观看主体。”[5]243疯人通过观察他人的疯癫和不断地自我对照，认识自己的疯癫，这种确认疯癫的方法被称为镜像认识。镜像认识分为两种阶段，第一阶段是“狂想亢奋的自傲阶段”，杰瑞长篇大论地痛斥公寓里的房东太太身上的荒谬与疯癫，她整个人又肥又丑，浑身散发着异味，如醉醺醺的傻子一样愚蠢、低贱。她倚在大门入口等候外出回家的杰瑞，她将杰瑞视为欲望对象，趁机抓住杰瑞的手，逼得杰瑞想方设法躲开她。“在这种谴责他人的观察中，疯人确认了自己的正确性和自己谵妄的正当性。”[5]247杰瑞通过对房东太太的这种自我陶醉式的权威痛斥来肯定自身的理智与行为的合理性。然而在杰瑞与狗的故事中，杰瑞从斥责他人转为自我审视，他也因此而进入镜像认识的第二阶段，即“妄想消沉阶段”。“由于疯人自以为与谵妄的对象同一，就像照镜子一样，他在这种疯癫中认识了自己，因为这种疯癫的荒谬性是他早已斥责过的。”[5]248在这座住满疯人的公寓里，狗也具有了疯癫的特征——浑身伤痕累累，眼睛布满血丝，在过道中等待回房间的杰瑞，无故上前追咬他。杰瑞为了能安全回到房间，先是用分量十足的牛肉饼向它示好，计划失败后，杰瑞只好用耗子药毒狗，狗大难不死之后与杰瑞达成了和谐共处的默契，二者互不伤害，相互理解彼此。就在此时杰瑞意外地发现自己爱上了狗，因为他体会出狗同样是出于对爱与温暖的极度渴求而追咬他，它渴望与他产生互动。

在杰瑞与疯狗的互动中，杰瑞看到了疯人们并没有因为身处恶劣的环境而互相珍惜，他们以他人的疯癫行径来证明自己的理性，最终却恍然发现两者的共同性，即都因自身的疯癫而被监禁在异化孤独的环境中，被理性切断了与外界的交流和沟通，最终他像照镜子一样，“在肆言放行后必然惊愕地发现自己是一个疯人”[5]239。在这所精神病院式的公寓里，杰瑞确定了自己的疯人身份。

如果说公寓中的疯人镜像让杰瑞确立了自己的疯癫，那么动物园之行中动物与人类的镜像则让杰瑞确定了疯癫的艰难处境。彼得与杰瑞的对话看似围绕着“动物园的故事”进行，但是如果重新梳理关于杰瑞的口中的“动物园的故事”的来龙去脉，会发现所有关于动物园的直接描述都十分简短和浅显。他首先明确地告诉了彼得他去动物园的目的，“我去那儿是为了更深入了解人和动物共同生存的方式，动物和动物以及动物和人的共同生存的方式。”[8]117动物园里动物被关进笼中受游客的参观，犹如疯人被关入疯人院中受理性的监视，杰瑞试图以动物园为人类社会的微观缩影，探寻同物种之间和跨物种之间的相处之道，从而以镜像的方式认识疯癫与理性如何共处，以及疯人之间如何相处，接着杰瑞关于动物园内的真实图景的描述罗列如下：

由于所有的生物都用栅栏彼此隔开，动物之间绝大部分是相互隔开的，人和动物也总是隔开的[8]117。

所有的动物都在那儿，所有的人都在那儿，这是星期天，所有的孩子也都在那儿[8]117。

天气很热，因此那儿臭气冲天，还有所有卖气球的，卖冰淇淋的，也都在那儿。所有的海豹都在叫，所有的鸟儿全在叫[8]117。

在狮房里，正好是喂食时间，管狮子的人到狮馆的其中一间狮笼里，去喂其中的一只狮子[8]117。

通过杰瑞的描述，我们可以得知周末的动物园天气炎热、臭气熏天，动物犹如疯人一般亢奋地嚎叫，无论是同物种之间还是跨物种之间都被栅栏隔开，它们无法触及彼此更谈不上如何相处，本应该充满兽性的森林之王也被驯化，在笼子里安静地等待饲养员的喂食，最后他在死前挣扎着对彼得说：“现在我已经把你想知道的告诉你了，对吗，你现在对动物园里发生的一切都知道了。”[8]122

动物园的景象与公寓内的现状，两者相互映射、相互重叠，杰瑞在动物园看到的是疯癫被理性完全控制在牢笼之中，安静温顺，被迫与理性隔离开来，并受到理性的否定和监视。而杰瑞与公寓里的租客们也如动物园的动物一般，被理性暴力控制在公寓这座牢笼之中，游离于理性社会之外，缺乏人际交往和发声诉说的机会。牢笼里疯人被栅栏隔开，彼此之间无法理解和沟通，就像纤维板把公寓隔成多个小房间，房客之间互不交流。而牢笼外的理性主体却人潮拥挤、喧闹嘈杂，理性作为主体势力力量强大，监视和管制疯癫的一举一动，正如福柯所说的那样，“疯癫被展示、被参观、被表演，疯癫丑闻没有封闭起来，而成为公开的娱乐，成为注意的焦点，成为隔着栅栏观看的对象”[17]。

无论疯人公寓还是动物园，它们都指向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狱，监狱作为众多规训形式的一种，仅仅通过看与被看的关系，“自动的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18]。

2.自我意志的表达

皮内尔的精神病院不但将理性与疯癫分隔开来，并将其运作为道德教育场所，“保证疯癫世界与理性世界之间的道德连贯性”[5]245。皮内尔采取的主要措施有缄默、镜像认识和无休止的审判三种，让病人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内心产生无限的悔恨，最后屈服于理性不可抗拒的权威。皮内尔首先以周围环境的冷漠和医护人员的缄默让病人陷入更为真切的禁闭，他“让周围的人对谵妄病人的自由呼喊、高亢表演无动于衷，保持沉默”[5]246，以缄默的精神束缚替代手铐脚镣的身体束缚。杰瑞坦率地承认自己除了日常用语，基本不会开口与人深入地沟通交流，他被理性话语否定，失去了诉说与聆听的机会，在喧嚣的社会中陷入禁闭，被周围的冷漠与缄默所束缚。所以他将彼得视为猎物，先是自说自话引起彼得的注意，随后又以“动物园的故事”为幌子激发对方的好奇心，让彼得感到大惑不解，出于礼貌便主动询问动物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杰瑞却又避而不谈，反而开始王顾左右而言他，随后又通过不断的提问控制着对话的主题和方向，毫无顾忌地盘问彼得家庭、工作、收入等个人隐私信息，让彼得感到越发难以招架，烦不胜烦，试图敷衍了事，尽快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对话。杰瑞虽然如疯子一般说话内容琐碎，态度傲慢无礼，但是他却以言辞犀利的发问和一针见血的评价直指彼得生活中的问题所在，让彼得不得不撕开遮羞布，诚实面对生活的无趣、沉闷和压抑。为了对话能够持续进行，杰瑞不断地以“动物园的故事”为诱饵，甚至故意制造身体接触，拖延彼得的时间。当他意识到彼得耐心耗尽，又借抢占长椅之机激怒彼得，使用侮辱性词汇指责彼得缺乏男子气概，激起彼得发起反抗以此延续对话。

在缄默中，疯癫与理性无法发生对话，长久地陷入了被遗弃和孤独的处境中，疯人杰瑞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与理性相对话的机会，他想方设法地延长谈话时间，最后甚至不惜以死挽留彼得。杰瑞身上的疯癫力量让彼得无法忽视，它是“某种非自然的，令人不安的荒诞的存在的东西”[5]17。杰瑞以扑刀自杀的极端方式震惊彼得空虚麻木的灵魂，并以抹除匕首上的指纹的巨大善意，打破理性与疯癫的壁垒，迫使彼得的主体走出理性的牢笼进入杂糅、凌乱、充满魅力的理性和疯癫的交汇地带，让彼得再也无法回归从前，死亡带来的恐惧让他开始反思那些建立在虚假文明和进步之上的理性桎梏。福柯对死亡也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迷恋，他认为死亡将原本被隐匿于黑暗角落的秘密暴露出来，“死亡离开了古老的悲剧天堂，变成了人类抒情的核心；他不可见的真理，他可见的秘密。”[17]194杰瑞的死亡揭示了他因为孤儿和同性恋的双重身份而被理性边缘化的黑暗，同时也是疯人自我意志的直接表达，从动物园回来的杰瑞意识到他无法以一己之力反抗理性的重压，只有以决绝的死亡才可以永久摆脱囚徒般的生存。死亡是杰瑞自由意志的选择，是他对无法操纵的命运的最后反击。他逃脱了单调枯燥的生命，而那时也是他生命存在的巅峰。

杰瑞先是以大段独白讲述公寓内的奇闻轶事表达了疯人被孤立的绝望处境，在封闭的空间内，主体无法“建立起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联系”[19]，后又以动物园的故事为载体，寓言式地讽刺了理性将疯癫的异己永远挟制在无法逃脱的牢笼中，全面监视且不予理睬。他寄希望于彼得能够听懂这一切，不再重返被理性驯服后的空虚悲哀的生活，不再成为理性者的一员，冷眼旁观疯癫的痛楚。

五、结 语

《动物园的故事》是一场关于理性与疯癫的悲剧，疯癫被理性恶意驱逐和规训，最后疯癫以颠覆性力量打破现代性的主体中心理性。彼得是理性的附庸物，他陷入知识和以性为权力作用形式的暴力控制中，缺乏人性的共情与温暖，无法找回主体的自由本性。而杰瑞的疯癫是被理性权威建构而成的，他清醒地认识到疯癫被理性压迫和监视的屈辱遭遇，以解构者的身份挑战彼得这一主体所依存的理性，最后他向彼得诉说疯人的艰难处境，以善良和关爱僭越了理性的界限，试图将彼得从理性的桎梏中救赎出来，并以死亡表达出非理性主体对不受理性规训的自由意志，以及寻求主体自由发展的决心。阿尔比以该剧作揭示了现代社会看似民主自由，实则以理性束缚主体自由，使其陷入精神困境和危机中而不自知，情感日益空虚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