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佳良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093)

一、引言

截至2019年，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5.09亿，占网民整体的59.6%。我国已有297个地级行政区政府开通了政务微博、政务微信以及客户端等政务新媒体传播渠道，总体覆盖率达88.9%(CNNIC，2019)[1]。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政府-公众互动、政府内部互动的重要工具(陈强，2016)[2]。因此，在政府公共部门中社交媒体使用是公职人员(公务员)工作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与服务用户进行互动并增加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

研究表明，公务员使用社交媒体会对政府公共部门产生重要影响。它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并可以减少腐败(Ae Chun S et al.，2012)[3]。此外，社交媒体还可以提高政府公共部门的创新和技术采用率。一些研究调查了政府使用社交媒体是否促进了公共价值(社会的共同利益)。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务员自愿与同事、公众分享与工作相关的重要信息可以被视为一种组织公民行为，相关学者研究了这种行为是如何由利他动机或在公共部门环境下的公共服务动机塑造的(朱德米和刘小泉，2017)[4]。

尽管已有研究从组织层面考察了政府(公共部门)社交媒体的使用因素及影响，但从个人层面上看，研究样本大都关注的是企业员工，忽视了公务员、非企业组织员工等群体的研究，因此公务员群体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公务员群体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公务员群体社交媒体使用的组织因素等系列议题都有待探索和研究(陈强，20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