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衍玲

嘉庆六年（1801）在广州总巡口拿获羽纱走私一案。该案件虽部分见录于许地山所编《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下卷[1]，但对该案件更详细、全面的记载则收录于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部FO233/189系列档案①中。前人学者对该案件已有所关注，但只是简要提及。如粱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在论述粤海关对行商的勒索时提及该案[2]363。陈国栋在《经营管理与财务困境——清中期广州行商周转不灵问题研究》一书中介绍休业行商昆水官时亦提及该案[3]292-299。而前人对该案件发生之缘由始末，所论甚少；而案件中各方利益之牵连关系，更有待探究和明晰。因此，本文基于档案史料的解读分析，重现案件始末经过，并进一步探讨羽纱走私一案爆发的内外动因。并试图从中窥见广州贸易中英国东印度公司、行商、粤海关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粤海关体系下保商制度的弊端。不足之处，还望方家正之。

一、英国馆藏羽纱走私案档案及案件始末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部FO233/189系列档案中收录了四份与嘉庆六年（1801）羽纱走私一案相关的文书，该四份文书亦被编入《达衷集》下卷。分别是《粤海关因走私羽纱案下潘长耀谕》（嘉庆六年三月初十日）②44、216;196-198、《潘长耀因走私羽纱事致澳门红毛大班书》（嘉庆六年六月二十七日）③49、212；199-203、《英商为海关重罚保商事呈粤督禀》（嘉庆六年六月二十八日）④09；204-211、《行商因走私羽纱事覆大班及咽哋呅等书》（嘉庆六年六月二十八日）⑤52-54、207-208；203-204。依据上述四篇文书，我们虽对案件有所认识但不甚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