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旭

(河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自20世纪30年代起，师陀先后出版了《谷》《里门拾记》等小说集，为乡土文学开拓了一个新向度，师陀创作的初衷是“想把所见所闻，仇敌与朋友，老爷与无赖，各行各流的乡邻们聚拢来”，“选出气味相投，生活样式相近，假如有面目不大齐全者，便用取甲之长，补乙之短的办法，配合起来，画几幅素描，亦所谓‘浮世绘’也叫‘百宝图’”[1]47。解志熙教授认为师陀的乡土创作“最终成为对自成一体的乡土中国社会之更具整体性的观照和更富穿透力的透视，读者透过他的观照所看到的也就不只是乡土中国的这一点或那一面，而是一幅相当完整和本色的乡土中国社会生态画卷”[2]。如果将师陀与同时代的现代作家茅盾、巴金等相比，我们就会发现，师陀的确不太擅长对社会历史作“宏大叙事”和史诗性的描绘。在20世纪30年代，在很多“重大题材”如“丰收成灾”“军阀混战”“农民暴动”“东北事变”等盛行之时，师陀却把全部的目光聚集在中原故土之上，家乡那无边的旷野、浓郁的丛林、茂密的庄稼、浮土很深的街道以及被大雪覆盖的原野、大雨滂沱之下伫立的村庄，在他笔下或诗情画意或颓败荒凉，饱含了作者的诗意，达到了高超的艺术水准。与此同时，作者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既写他们身上守成不变愚昧麻木的固执特性，又展现了他们受侮辱受压迫的悲惨处境。正是这种“浮世绘”式的写作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