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岚

(河南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孟母是亚圣孟子的母亲，是中国贤母形象的代表，是中华母亲文化的象征。孟母是较早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的中国女性形象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中国母亲乃至中国女性的典型为西方读者所知。孟母形象在英语世界的重塑从侧面反映了西方对中国女性的想象。目前，中华文化经典外译与中国形象对外传播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两者的结合研究比较少，特别是中华文化经典中女性形象的域外重塑研究还有待拓展。本文旨在追溯孟母形象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史，探究其流变，从译介行为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与译者身份的角度出发，挖掘孟母形象变迁的成因，为讲好中国女性故事和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启示。

一、孟母形象译介的底本来源

孟母名仉氏，战国时人。孟子成为“亚圣”，离不开孟母对孟子教育的重视和孟母过人的教子智慧，所谓“子之圣即母之圣”[1]173。据《韩诗外传》记载，孟母怀孕期间就十分重视胎教，“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2]395。关于孟母产子，清代施彦士《读孟质疑》曾记：“仉氏梦神人乘云，攀龙凤自泰山来，将止于峰，凝视久之，忽见片云坠而寤。时闾巷皆见五色云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3]186该传说沿袭了中国古代用神话衬托圣人降世故事的传统，虽不足为信，却反映了孟母对腹中之子寄予的厚望。

孟母教子的故事主要记载在《孟子》《韩诗外传》《列女传》和《三字经》等经典中，主要包括“三迁”“断织”“杀豚不欺子”(以下简称“不欺”)、“劝止孟子出妻”(以下简称“出妻”)和“去齐”等，其中最著名的是“三迁”和“断织”的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孟子》是记录孟子言行的著作，作为“四书”之一，历代经学家都曾反复对其作注阐释。东汉末年，经学家赵岐在《孟子题辞》曾提到孟子“幼被慈母三迁之教”[4]4。《韩诗外传》是西汉初年韩诗一派的创立者韩婴所编，汇集历史故事与传说，行文简洁，先讲故事，后引诗为证，主要是用故事来解释诗义，其中包括“断织”“不欺”和“出妻”三个孟母故事。同样以先讲故事后引诗记录孟母故事的作品，还有刘向的传记体史书《列女传》。刘向作《列女传》主要是为了告诫君王警惕外戚干政，同时劝导后宫恪守妇德。其中《母仪传》有《邹孟轲母》一篇，首先采用了“孟母”的说法，记录了“三迁”“断织”“出妻”和“去齐”四个故事。较之于《韩诗外传》，刘向《列女传》对孟母故事的记载较为详细，人物刻画的手段更加丰富，其中的孟母形象更为生动、具体，后世许多相关故事包括《孟子》副文本中的孟母故事也都基于此。南宋时的蒙学读物《三字经》也有孟母的身影，“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短短十二字就道出了“三迁”与“断织”的教子故事，国人耳熟能详。孟母循循善诱、智慧贤良的形象借此广为传播，深入人心。

除此之外，东汉女史学家班昭的《孟母颂》，西晋女文学家左芬的《孟母赞》，以及明清不同版本的《三迁志》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孟母形象的传播。英语世界的孟母故事随《孟子》副文本、《三字经》和《列女传》的英译而广为流传。本文考察孟母形象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主要以《孟子》《三字经》和《列女传》中译介的孟母故事为主线，以探寻孟母形象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痕迹，从点到线，再从线到面，以管窥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译介历史。

二、孟母形象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程

孟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源于19世纪初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他们迫切需要学习汉语，也希望通过翻译了解中国文化以更好地完成在中国的传教任务，而包括《孟子》在内的“四书”是他们重要的译介内容。因此，孟母形象也随之进入英语世界，或隐身于传教士编写的汉英辞书中，或侧身于《孟子》《三字经》等经典的译本中，亦或跻身于《列女传》和其他女性传记的译文中。

(一)隐身于汉英辞书条目中的孟母

1815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出版了《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汉英词典部分的第一卷，其中译介了“三迁”的故事。马礼逊在“孟子”这一词条下介绍了孟子的生平，并引用了施彦士《读孟质疑》所录孟母产子的传说，而后介绍孟子的母亲母有贤德(his mother was eminently virtuous)，并附上了《三字经》中关于孟母的两句，中英对照，之后详述了孟母的故事，主要讲述了“三迁”“断织”和“不欺”的故事，称其为贤母(a mother of excellent virtue)[5]730-731。由于其“字典”的特性，马礼逊为重点词句，如“此非所以居子也”“此真可以居子矣”等，标注了中文以方便语言学习者使用。

1874年，英国外交官、汉学家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1831―1878)的《中国辞汇》(或称《中文阅读手册》，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一书中有“孟母”词条，其中介绍孟母为母仪的主要代表之一(one of the chief patterns of maternal wisdom)，并简单译介了“三迁”和“断织”的故事，说明孟母善于用实际行动教育孟子[6]154-155。

1898年，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在其《古今姓氏族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中“孟轲”这一词条下，译介了孟母及“三迁”的故事。介绍了孟母的姓氏“仉”，称正是在孟母的抚养下，孟轲长大成人，她的名字至今家喻户晓(His mother＇s maiden name was 仉Chang.It was under the care of the latter that he was brought up,and her name remains a household word to the present day)[7]582。

由上可知，隐身于汉英辞书条目中的孟母在此得到了粗略的译介，这些译介并没有统一的底本，形象来源以相关传说为主，并用“贤母”这一标签来标记这一女性人物。

(二)侧身于典籍英译中的孟母

作为圣人背后的女性，孟母形象也随《孟子》各英译本的副文本得以译介。这里列举几个译介孟母形象的典型译本。1828年，柯大卫(David Collie，1791―1828)英译的《四书译注》(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出版。这是首个《四书》英译本，其中包含《孟子》的译文。柯大卫介绍了孟母的名字仉氏，称其为谨慎、智慧的女性，是父母养育儿女的典范，认为孟母的教育理念与中国哲人的理念相同，即“好人不居恶所，以免近墨者黑”(a good man will not dwell in a bad neighbourhood,lest,as they express it,all the pollution of the place should flow to him)[8]161-162，其后译介了孟母三迁的故事。译文中并没有出现孟母的语言描写，只是从第三者的视角描写了孟母对孟子行为的警觉与担忧，以及对其寄予的殷切期望。

19世纪另一个典型的译本，是1861年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中的《孟子》译本，其中也译介了孟母教子的故事。该书第二章简要介绍了孟子生平，并译介了《列女传》“邹孟轲母”的部分内容。理雅各参考了汉代学者赵岐的注解以及《四书经注集证》序言注释，译介了孟母“三迁”“断织”“出妻”“去齐”和“不欺”的故事，并介绍道：孟母在中国十分著名，至今仍被认为是母亲的典范[9]16。虽然理雅各认为部分故事很有可能是杜撰而来，但他仍相信孟母是一位具有高尚人格的女性，孟子后来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的影响与引导，也肯定了孟母形象在中国人心中的重要地位[9]18。

20世纪以降，不少华人译者也加入文化典籍的译介中，仅《孟子》就出现了刘殿爵(D.C.Lau，1921―2010)、赵甄陶(1921―2000)等人的译本。其中，刘殿爵在1970年出版的《孟子》译本的附录2里分别译介了《韩诗外传》和《列女传》的孟母故事，将母子的对话、孟母的心理活动、“诗”与“颂”的全部内容译得十分详尽。刘殿爵的译本在海外传播较广，孟母形象也借此得以广泛传播。不同版本的孟子生平事迹为读者了解孟子的成长环境及孟母对孟子的影响提供了参考，是深入理解《孟子》思想的必要补充。

蒙学经典《三字经》是孟母形象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媒介。《三字经》的英译肇始于马礼逊，据统计目前译本已有32种之多[10]。继马礼逊《三字经》英译本后，裨治文、翟理斯等西方汉学家的译本以及新世纪以来王宝童和赵彦春等中国译者的译本都颇受关注。作为《三字经》中广为人知的典故，孟母形象随着“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译文而得到译介。

通过梳理《三字经》的主要译本可以发现，其对孟母故事译介的详细程度各有不同，诸译本对孟母典故的译介方式可分为三类：意译不加注释(如马礼逊1812年译本)，对应原文语句翻译加注释(如马兰1856年译本、翟理斯1900年译本、王宝童与李黎2008年译本、赵彦春2014年译本)，以及意译为长句，甚至扩充整个故事(如马之騆2013年译本)。因为篇幅有限，《三字经》译本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受到一定限制，不同的文内逻辑、注释甚至是扩写造就了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马礼逊译本折射出的孟母形象行事古怪、缺乏逻辑。他的译本在没有任何注释的情况下，将“三迁”与“断织”的故事合二为一,“In ancient times,the mother of the philosopher Meng-tsi lived in a neighbourhood,where the boy did not learn;in consequence of which,through grief,she cut asunder the web which she was weaving ”[11]5(古时候，哲学家孟子的母亲选了一处居所，但孟子在那里不思学业；因此，她非常伤心，剪断了自己正在织的布)。上下两句用“in consequence of”衔接表明一种因果关系。熟悉孟母故事的读者都知道，“三迁”与“断织”是两个不同的故事，虽然都是为了促进孟子的学业，但并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因此，该译文没有说明这两个故事的意义，反而出现了逻辑上的错误，即因为孟子住在某处不学习，所以孟母剪断了她正在织的布，进而导致孟母形象扭曲，成了行事毫无逻辑甚至古怪的东方母亲。第二类译本中，马兰的译本将两句分开翻译避免了易被误读的逻辑关联，并给出了关于孟子和孟母的详细注释，称孟子的早期教育来自于孟母，甚至在他出生前就开始了，暗示了胎教的存在；为了孟子，孟母选择住在一所学校旁边；见孟子无所事事，孟母剪断了自己的织物以实际行动告诉他，如果不学习，就不能完成自己的目标，正如织物剪断了就不能再继续织下去一样。这种教育模式起到了她预想的效果，其子的作品《孟子》广为流传[12]16。第三类译本采用了扩写的方法，以马之騆的译本最为典型。该译本将“昔孟母，择邻处”与“子不学，断机杼”分而译之，并在每段译文下面分别完整扩写了“三迁”和“断织”的故事。故事中没有以译者或其他第三方的身份评价孟母，而是通过细致的情景与人物描写，突出人物性格与行为目的。如孟母剪断织物后的一段话：“Yes,boy.You＇re right that the silks are wasted by the cut.Just compare it with your study.Only when you persevere can you make progress in your study.Now you＇ve stopped learning and do you think that＇s like my cutting the silks in the middle?”[13]10(是的，孩子。丝绸剪断了就浪费掉了。学业也是如此，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取得进步。现在你中断学业，不就跟我剪断织了一半的丝绸是一样的道理吗？)译文生动刻画了母子二人日常对话的情景，面对顽劣的儿子，孟母没有一味指责，而是剪断自己织的布，观察儿子的反应，在言语中首先肯定儿子的说法，然后提醒他将学习的中断与“断织”进行比较，引导他认识到持之以恒的重要性。这些细节描写使一位善于利用生活实际循循善诱教育孩子的中国传统母亲形象跃然纸上。

侧身于典籍英译文化注释与故事扩写中的孟母形象进一步深入人心，为其以主角身份进入英语世界奠定了基础。

(三)跻身为英文女性传记传主的孟母

女性传记《列女传》作为儒家女史典籍也获得了西方汉学家的关注，孟母作为“母仪传”的代表人物得到译介。《列女传》所记载的孟母事迹较为详尽，并通过“诗”和“颂”进一步阐释了孟母事迹，虽然带有女德教化色彩，却树立了中国传统母亲形象的典型。《列女传》收录中国古代女性传记最多、流传最广，至少从19世纪起就引起西方汉学家的关注，随后又产生多个节译本和全译本。译者将其看作是中国古代妇女生活的缩影，展开对中国女性的想象。下面着重介绍诸《列女传》译本及其对孟母形象译介的概况。

1884年，《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刊登了德国外交官、汉学家阿恩德(亦译作阿伦特或阿兰特，Carl Arendt，1838―1902)的《邹孟轲母》译本。译者在标题之下列出理雅各《中国经典》译介孟母故事的文献来源，其下分为序言、译文和评论三部分。序言中，阿恩德表示，缩略的译本不能体现出故事的典型特征，因而给出一个完整的译文；译文的参考底本来自刘向《列女传》第十一篇及朱熹《小学》第四卷内容，译者简介了孟子和孟母其人及故事背景，并推荐参考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的《汉籍题解》(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14]。译文主要译介了孟母“三迁”“断织”“不欺”“出妻”和“去齐”的故事。译文流畅，可读性较强，各文化空缺项均有文内及文外注释说明。文后评论主要解释说明了原文包含的历史风俗和思想内涵，包括“入私室”的生活习惯、胎教的重要性等，并解释了部分语言文字的内涵。

1940年，《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以Fragments from Gallery of Chinese Women(《中国妇女群像拾零》)为题选译了《列女传》故事17篇，译者为S.F.巴尔弗(S.F.Balfour，生卒年不详)，该节译本包含《邹孟轲母》一篇。在译文之前，该文从考古学家奥里尔·斯坦因(Sir Aurel Stein，1862―1943)所挖掘的《列女传》竹简和武梁祠《金石索》所展示的图像考证了刘向《列女传》在历史上的重要影响[15]。巴尔弗的译文完整地译介了刘向《列女传》中《邹孟轲母》一篇，除了“三迁”“断织”“出妻”和“去齐”四个孟母故事之外，还翻译了《邹孟轲母》一文后的“诗”和“颂”，全文仅有一条注释(解释“六艺”)，可读性较强。

1945年，美国社会学博士郝继隆(Albert Richard O＇Hara，1907―1983)于美国华盛顿出版首个《列女传》全译本——《中国古代妇女之地位——〈列女传〉》(The Position of Woman in Early China:According to the Lieh Nü Chuan"The Biographies of Eminent Chinese Women")，其中包括《邹孟轲母》一篇。作为第一部《列女传》英文全译本，该译本为西方研究中国古代女性的汉学家和普通读者所关注。该译著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包括“续列女传”在内的《列女传》全译本，第二部分为郝继隆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妇女地位的评述。在著此书之前，作为一个社会学学者，郝继隆已在中国生活了8年，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十分熟悉。当时国际上对中国社会与中国妇女缺乏了解甚至带有偏见，因此他的译本带有“为我国的古代妇女一雪冤气”的意味[16]，向世界介绍这些中国古代的著名妇女，以回应这些偏见。译本每传末引“诗”为证的部分引用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诗经》译本的相应译文，韦利译本中所无的部分则引用理雅各《中国经典》中的《诗经》译本。基于原著在思想和事件发生顺序上的空缺，译者认为通过弥补空缺来增加译文可读性的方法并不可取，因此在避免混杂语言的基础上尽量让译文贴近原文[17]10。

2007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文系教授萧虹(Lily Xiao Hong Lee)等人主编的《中国妇女传记辞典》(上古至隋代卷)(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Antiquity Through SUI，1600 B.C.E.― 618 C.E.)也收录了孟母的传记。美国理海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教授柯鹤立(Constance A.Cook)参考刘向《列女传》和郝继隆译本，译介了《列女传》中《邹孟轲母》的内容，撰成《孟母》(Mencius＇s Mother)一文，其中包括“三迁”“断织”“出妻”和“去齐”四个故事。译文并没有采取逐句翻译的策略，而是重述故事，将重点放在故事本身，注重对其贤母形象的塑造，而非道德教化。

2014年，弗吉尼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与文化系主任，中文教授，《古代中国》书评编辑金尼(Anne Behnke Kinney)出版了第二个《列女传》全译本。作为“列女传模范妇女的传统”(Traditions of Exemplary Women)项目的负责人，金尼还带领团队创立了该项目的网站[18]，其中不仅包含刘向《列女传》的双语资料，还附有其相关典籍的古本资料，为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妇女史与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数据宝库。其译本《邹孟轲母》(The Mother of Meng Ke of Zou)一篇，注重凸显孟母对孟子的教育与引导，使其贤母形象更为生动，女性价值得以深化。

基于《列女传》的译本，难免将道德教化的成分呈现出来，容易使对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不甚了解的普通读者对中国女性产生片面甚至极端的看法，不利于中国女性形象在域外的正面构建，不利于拉近与世界女性的距离，但以《列女传》故事为材料的译介却能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译者的主体性在此得到很大的发挥空间。

三、孟母形象译介变迁的成因

至少从19世纪起，孟母便进入英语世界，或隐身于辞书条目寥寥数笔的描述，或侧身于典籍英译注释，直到跻身为女性传记的传主被译介到西方，可以说孟母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经历了从边缘到焦点，从被动译介到主动译介的历程，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清末民初新教传教士及外交官以辞书编纂为途径，从语言透视文化，视汉英辞书为走近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渠道。19世纪初，中国国门被迫洞开，西方商人、传教士一涌而入，试图在中国寻找利益、传播宗教。英国人为在华牟取暴利，向中国走私鸦片，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东印度公司，马礼逊也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当时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中国并不受欢迎，马礼逊在回忆录里，也曾提到自己在中国受到的冷遇[19]87。以来华传教士为代表的侨居地译者迫切想要与当地居民拉近距离以达到自己经商或传教的目的。于是，他们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广泛阅读中国经典。在阅读的过程中，编写《华英字典》《古今姓氏族谱》等辞书类学习材料，以方便有着共同目的的其他西方人学习了解中国文化。其中对中国文化标签的译介相对比较粗略，内容包罗万象，仿佛要编写一部部英文的中国文化百科全书，恢宏如泼墨山水。以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为例，受宗教惯习影响，马礼逊将英译辞书视为了解异域文化、服务宗教布道的关键路径。译者在占有充足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基础上，通过翻译与编纂汉英辞书传递中国语言文化信息，满足了西方国家因殖民、贸易扩张而对东方世界产生的猎奇心理[20]。因此，这些汉英辞书呈现出的特征并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解释说明，更多的是传教士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探索与理解，百科全书式地展开于读者面前。他们迫不及待地揭开一个个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标签。孟母是众多文化标签中的一个独特的存在，标示着“杰出女性”“圣人母亲”和“教子典范”等关键词。马礼逊等传教士译者借助对孟母形象的译介，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展开了对中国女性的想象。

其次，19世纪典籍英译兴起，体现了传教士与外交官译者对中华思想类典籍的关注，他们的译介行为开始从广泛涉猎中国文化转向对中国人思想世界的探索，及至对圣人成长背景的关注，孟母形象随之得到译介。孟子是孔子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孟子》位列四书之一，奠定并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是仅次于《论语》的儒家经典。19世纪，来华新教传教士出于传教的目的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化典籍，其具体动因多种多样，或是适应传教策略翻译，或是索隐式翻译，又或是由于仰慕中国文化典籍的魅力而翻译[21]48。为了更好地完成传教任务，他们一方面想要了解中国人的思想，与之拉近距离以发展教徒，另一方面努力在中国文化典籍中寻找与其宗教教义的契合之处，或比较以得出基督教的优越性。他们对于中国人思想的了解始于儒家，自然就关注到了《孟子》。虽然孟子主张的“性善论”与基督教的“原罪论”相悖，但孟母教子的故事却显示，尽管孟子生性顽劣，但孟母的教育对其后天的成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三迁”的故事体现出后天教育环境的重要性，“不欺”强调了“诚实”，“断织”凸显了“恒心”。传教士译者似乎在此找到了中国文化与其教义的契合点，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仿作的基督教《三字经》便有“至诚实”“有恒心”等语句[22]307。理雅各认为在儒家思想主导的环境中，妇女地位低下，而基督教则可以弥补这种不足，并对儒教加以完善[23]。借孟母之口讲出的“三从”则印证了这一说法，传教士译者在此发现了基督教的优越性，以为宗教布道服务。传教士译者的《孟子》及《三字经》译本对孟母故事的译介也体现了对孟母教育智慧的欣赏。他们反复强调孟母“贤母”的身份，柯大卫和理雅各的译本还用大量篇幅介绍孟母如何教子，以彰显孟母对孟子人格与思想的塑造作用。

20世纪以来，中国译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典籍英译，其译本优势在于对原文的理解更为透彻、注释更为丰富以及人物塑造更为立体，力图全方位展现圣人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们的译介目的与中国现阶段的对外传播策略密切相关。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符号的对外传播具有强烈的价值整合功能，对内可以凝聚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对外有助于在国际社会诠释中国文化，形成共有知识和共有观念，提升中国形象[24]229。孟母是中国传统母教的文化符号，其教育理念亦带有普适性，其价值整合功能不言而喻。中国译者译本注重对典籍中文化典故的解释，对孟母故事的诠释更加完整，充满戏剧张力，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把握更加均衡，既注意避免给读者留下愚昧、落后的印象，又注重提高其普适性，以更好地建构“和而不同”的中国形象。

最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从社会学、史学及女性主义的角度对中国女史典籍以及母教影响的关注，使得孟母的女性身份在译介中得以彰显。孟母的故事不再是译介《孟子》的“副产品”，而是由译者们主动选择进行英译，《邹孟轲母》成为《列女传》英译者们最为关注的一个故事，孟母也作为主角出现在《列女传》的译文中。译者们的翻译目的是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古代著名的妇女。19世纪末，阿恩德曾以孟母为题在北京教会协会(Peking Missionary Association)组织的活动中发表演讲，认为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堪忧，受到颇多礼教约束[25]。20世纪中叶，郝继隆的译本对此则有不同见解，认为该故事强调了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与权威。21世纪以来，汉学家们对《列女传》的认识逐步走向深化与全面，在重视其历史价值的基础上也能将其置于宏观的中国历史背景中审视。《中国妇女传记辞典》中的孟母即是这样的存在，其译介脱离了《列女传》特定时期特定目的的叙事背景，却吸收了《列女传》对人物、事件的细致刻画，重点突出了孟母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智慧与贡献，并将其置于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呈现给西方读者。金尼的《列女传》译本从历史学与文献学的角度考证源流，是典型的学者型翻译，目的是研究中国历史、妇女地位和妇女教育。她认为《列女传》刻画的女性人物多是中介者、劝谏者和问题解决者的形象，她们通过影响家庭或政治来获得其重要地位；王朝秩序(dynastics)是此书故事的共同主题，是一种强调顺从家庭秩序习惯的思想体系，以达到维系王权的目的[26]xxvii。孟母正是在家庭中拥有重要影响的女性代表，在家庭中享有绝对的权威。这种权威首先来自于她的母亲身份(故事中并没有出现孟子的父亲)，其次源于她是家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靠纺织养家糊口)，最后还因为她拥有过人的教育智慧和教子成才的决心。自古以来，孟母都被当作女子学习的典范，激励女子在家庭中发挥女性独有的作用，尤其是母教的作用。英语世界中国女性传记中的孟母形象逐步摆脱道德教化的原有目的，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妇女史、妇女教育和古代社会体系的重要参考。

四、孟母形象译介变迁的启示

总的来看，孟母远游的历史，折射出英语世界对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塑造的发展趋势，从粗略的形象描绘走向细致的形象刻画，在文本和文化理解层面都愈发深刻，副文本也越来越丰富，其译介历程给现阶段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典籍外译以重要启示。

其一，国内译者与对外传播机构要主动参与中国典籍的对外译介，努力寻找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恰当选择译介内容，注重典籍英译人物形象重塑的经典化。如果严格地遵照某一典籍中的相关描述进行翻译，有时会导致信息重点分散，或是与当今主流价值取向产生偏差，有目的地重述故事不失为一种权衡之后的优化选择。孟母形象渗透着中国传统母教的智慧与情怀以及超前的教育思想，在对外译介中对其形象的塑造便可重点突出这一特点，删减与此无关的部分，突出孟母殷殷教子的贤母形象，避免给西方读者留下负面印象。

其二，可以通过多角度、多方式、多领域的传播途径，形成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互文体系。在孟母的故事中，熠熠生辉的是中国传统母教的智慧与影响，因此它不仅能够通过经典、文化、文学得到译介，还可以从社会、历史、教育和女性的角度出发，衍生出相关的英文译介产品，如有关中国传统教育的学术研究著作和儿童英语绘本等。也可通过通俗读物、影视传播等对中华文化元素符号进行强化，同时坚持中国学术“走出去”，扩大国际学术影响力，从多个角度争取对中国文化的自我阐释权，为中国文化典籍对外译介营造有益氛围，并为其培养更为广大的读者群体。

其三，对外文化译介要关注中国形象在世界形象谱系中的融入问题，关注典籍中的中国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域外重塑。典籍翻译中的形象塑造是中华传统文化对外译介的重要途径。中国女性形象，以其天然亲和、无害的优势易于为广大西方受众所接受。女子之地位与态度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国之文明程度与形象。女性读者群体或者关注女性的读者群体也是典籍译者要争取的重要对象。另外，中国形象能否顺利融入世界形象谱系，关系着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程度。目前的世界女性传记书籍中收录的中国女性传记寥寥无几，像孟母这样颇具代表性的古代著名妇女并未收录其中。这些都是值得文化对外译介者关注的问题。

五、结语

长久以来，中国女性作为中华民族的隐喻，其国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孟母远游作为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域外重塑的一个缩影，其历程留给我们的启示值得典籍译者与学者深思。透过孟母远游的轨迹可以看出，以孟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在英语世界从边缘逐步成为焦点，经历了从被动译介到主动译介的变迁历程，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形象走向经典化与融入世界女性形象谱系的过程，为中国文化与中国女性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