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朋林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革命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铸就的一种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党的自我革命、科技革命等新内容是革命文化的延伸和发展。同时，革命文化也是在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吸收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化打破了中华文化长期以来自成一体、独立封闭的文化状态，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的突破发展，赋予中华文化开放性与时代性，处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间过渡，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深厚的思想根基。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革命文化是凝聚人心团结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必须加以传承发展。

一、科学性：革命文化蕴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在中华民族5 000多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正统文化自秦汉以后长期占据主流地位。鸦片战争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自成一体、独立封闭的状态，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化的第一次伟大尝试。革命文化正是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生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性成为其最鲜明的文化品格。

(一)马克思主义为革命文化注入科学理论

革命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天然地根植于革命文化之中。

首先，革命文化的科学性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生活本质的揭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3他科学地揭示了社会运动的本质在于实践性，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8把人类对社会规律的把握从抽象缥缈的“绝对理性”中解脱出来，从而回归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本身。革命文化通过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唯物论将人民群众从宗教的“精神鸦片”中解脱出来。毛泽东曾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通过革命文化教育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3]33。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和实践观是深深植根到革命文化之中的，铸就了革命文化的科学内核。

其次，革命文化的科学性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揭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工具罢了。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编辑时，明确指出，在人的意志和行动背后存在着社会关系的作用，也即存在一定的阶级利益的作用。他认为每一个阶级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进行实践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总是制定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和制度。革命文化吸收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指出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归根到底是维护军阀和财阀利益的工具，认为军阀和财阀代表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革命文化中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分析也是建立在吸收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本质理论基础上。

最后，革命文化的科学性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对革命依靠力量和革命前途的揭示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9-10强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仅仅依靠理论批判是不够的，还要依靠人民进行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这就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找到了依靠力量和现实出路。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正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从而走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依靠农民、动员农民和武装农民的工农联盟革命道路。此外，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两个绝不会”的社会形态更替理论，也准确判断了中国革命必须区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使革命文化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为革命文化注入科学性品格。革命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是对中国革命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其科学性集中体现在对社会运动本质和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把握。

(二)马克思主义为革命文化注入科学方法

仅仅有“革命的理论”还是不够的，更需要分析问题和灵活运用理论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方法是革命文化科学性的重要体现。

首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5]128列宁在认识到社会生活的实践性本质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及其运动规律。这种方法在革命文化中也得到不断传承发展。毛泽东曾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3]310。毛泽东指出，只有对事物进行艰苦的具体研究，才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他把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应用于中国现实国情，创造性地开辟了不同于俄国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其次，阶级分析法。这种方法改变过去以职业、性别、宗教、种族、国籍等将人进行划分归类的传统做法，而是深入到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利益之中，从根本上揭示出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布道者”虚伪的宣传教育。无论资产阶级思想家何等巧舌如簧“能言善辩”，无论他们的思想如何“虚无缥缈”“晦涩难懂”或“高深莫测”，都改变不了他们站在自己的阶级之上，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本质属性。阶级分析法不同于以往社会学家关于社会阶层的理论，它从根本上揭开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丑陋本性，将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的思想桎梏中解脱出来，为摆脱以往一切旧哲学提供了有力支撑。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更正补充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4]400。列宁也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人们能在这种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6]587革命文化中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有非常生动的体现。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3]3“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3]283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渗透到革命文化的血脉之中，正是这种分析事物或矛盾的科学方法铸就了革命文化的科学性品格，成为革命文化重要的历史性内涵。

总之，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所铸就的革命文化是在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性是革命文化区别于5 000多年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内核，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重要标志。革命文化的这种科学性不仅是中国革命不断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的精神力量，而且是推动革命文化自身不断发展并被人民所传承的内在动力。因此，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革命文化历史性内涵的重要内容，也是革命文化最鲜明的精神特质。

二、革命性：革命文化凝聚着内容丰富的革命精神

革命文化包含物质形态的革命文化和非物质形态的革命文化，而革命精神是革命文化非物质形态的核心表达，“它集中体现了革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根本品格”[7]。毫无疑问，革命精神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之一，是革命文化历史性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

(一)革命精神是革命文化理论品格的核心表达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革命文化天然地具有革命精神。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109。可见，革命文化赖以生成的哲学基础就具有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也是根植于革命文化的血脉之中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4]136列宁也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8]70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质，也一脉相承地蕴含于革命文化之中，也正是这种革命精神造就了革命文化的勃勃生机。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以及国内反动派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仇恨，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9]1484。因此，在革命文化生成发展过程中昂扬向上的革命精神是其主旋律，更是其理论品格的核心表达。在谈到党内存在的党八股的文风时，毛泽东认为，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10]840。要坚决抛弃“又臭又长”的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的革命文风来解放思想，营造健康向上斗志昂扬的革命氛围。革命文化离不开革命精神，没有革命精神，革命文化就会暗淡无光毫无生机。总之，革命精神是革命文化历史性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革命文化最鲜明的理论品格，同时也是革命文化最基础最深厚的文化内核。

(二)革命精神贯穿于革命文化生成发展的始终

革命精神是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也是纵贯革命文化生成发展始终的精神主线。在党的创立时期形成了敢于担当、甘于奉献的先驱精神和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红船精神；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了依靠群众、敢闯新路的井冈山精神和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苏区精神以及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在解放战争时期形成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西柏坡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两弹一星”精神和爱党爱国、乐于助人的雷锋精神等。革命精神是党进行实践活动的精神支撑和思想动力。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文化中的革命精神还体现在党的政策方针方面，表现为破除老旧、推陈出新的坚决态度。如1949年毛泽东批阅外交文件时指出，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所承认的帝国主义的大使馆、领事馆以及所属的外交机关与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11]77。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也指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11]80。同时，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报刊、媒体等，新中国也一概不予承认，改革原有不合理的海关制度，管制对外贸易。这种翻天覆地暴风骤雨式急剧转变的对外态度也是革命精神的重要体现，构成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革命精神是革命文化理论品格的核心表达，其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时期，构成革命文化最鲜明的内在品格和精神标识，是革命文化历史性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崇高性：革命文化蕴含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体现的是革命文化的视域上限，构成革命文化历史性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与理想追求，这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农民阶级对大同社会的追求，也不同于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对西方议会民主制或君主立宪制的过分“崇拜”。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时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这种崇高追求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远大胸襟和高瞻远瞩的开阔视野，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展现出一定的递进性、层次性和逻辑性。

(一)递进性：由“兼济天下”到“解放全人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革命文化的重要思想来源，革命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萃取。自古以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仅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追求，也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实践坚守，表现出古人家国一体的崇高情怀。但不得不说的是，受科学技术发展条件限制，古人眼中的“天下”与现代观念的“世界”存在较大差异。如《孟子·公孙丑下》中的“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出师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唐诗《别董大》中的“天下谁人不识君”，《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众多文字记载中，“天下”都是对中国或中华民族的一种称谓。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人的崇高理想主要是体现为对国家、社稷和人民的家国情怀，仅限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一体情怀进一步升华为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文化理论品格，体现出共产主义理想追求的递进性。如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指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12]459《共产党宣言》指出：“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头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13]504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既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契合性，又进一步升华了家国一体的思想，构成革命文化重要特征。因此，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实现了从“家天下”到“解放全人类”的发展升华，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突破和现代性转化。

(二)层次性：由最低纲领到最高纲领

革命文化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价值追求，这种崇高追求在理论认识和理性实践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过程中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指出，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目标。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奋斗目标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这种认识与当时中国经济基础和政治矛盾状况并不相符。在当时条件下，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才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随着中国共产党理论认识能力的提高，中共二大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并将党的奋斗目标分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最高纲领。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党内一部分人认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能共存的问题，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回应说，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14]367-368。可见，党对当时国内状况和阶段任务已经有科学理性的认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矛盾的变化和理论认识水平的提升，将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和共产主义目标，再一次实现对党的奋斗目标的理性科学认识。因此，在对党的奋斗目标的理论认识方面，先后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从机械挪用到纯熟运用的层次性过程。

另一方面，在理性实践中同样遵循一个由民族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层层深入不断递进的过程。从建党之初起，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奋斗目标。但实现这个目标不是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曲折递进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斗争重心并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而是围绕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阶段性目标而进行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和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抗日战争都是围绕最低纲领而进行的目标，最终是服务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考虑到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并科学理性地认识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改革开放之后，围绕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并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发展实际不断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调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作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来抓。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总之，在理性实践中实现共产主义也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最低纲领到最高纲领不断发展层层递进的过程。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实现，不管是思想认识还是理性实践都是一个循序渐进、螺旋上升不断深入的过程，并在实现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层次性。

(三)逻辑性：客观实际决定阶段目标

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之所以要经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不是人为设定的，而是基于已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而限定的，并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所以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确定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主要是基于当时中国社会面临外来帝国主义的残酷侵略、国内封建主义残余势力反扑和官僚资本主义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基于当时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迫切渴望以及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从而将奋斗目标确定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这也是基于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消除和我国当时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的客观实际决定的。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非一日之功，切不可好高骛远脱离实际，而是要基于每一历史时期的具体条件和主要矛盾，确定符合实际情况的阶段性目标，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逻辑所决定的。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5]252同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也是基于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客观实际而决定的，共产主义的实现要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因此，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实现要遵循社会生产力状况和现实社会客观实际，要在尊重客观实际和实践逻辑性的基础上实现。

四、人民性：革命文化蕴含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有文字记录以来，过去的一切王朝都是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而服务的，从奴隶制、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度，从古希腊、古罗马到古印度，从夏商周到元明清，没有一个统治阶级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也没有一个统治阶级是真正为劳苦大众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革命文化区别于以往一切旧文化的重要精神标识，革命文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以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文化使命。这种人民性既是革命文化区别其他一切旧文化的根本标志，也是革命文化的性质宗旨的集中体现，还是革命文化被人民群众所认可接受的底气所在。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革命文化区别于一切旧文化的根本标志

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14]66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不仅体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更体现在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劳苦大众谋福利的文化特性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追求，谁不懂这种新文化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直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所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14]665。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革命文化区别于以往一切旧文化的根本标志，因为不管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儒家文化，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文化，以及“限制王权，议会至上”的维新思想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都是为特定的阶级、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而服务的，它们不过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和压迫的思想文化统治工具罢了。革命文化在形成之初就把维护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利益作为价值追求，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当家作主为文化使命。这种人民立场是革命文化与其他旧文化相区别的根本标志。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革命文化宗旨性质的集中体现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有的价值倾向和目标追求，这是由其文化性质与宗旨决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集中体现了革命文化性质宗旨。没有人民立场，革命文化就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群众土壤，就难以在群众中传播开来也难以获得群众的接受和认同。一种文化是资产阶级文化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取决于它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革命文化的性质同样取决于革命文化所服务的对象，也即为谁的利益而服务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决定了革命文化是为劳苦大众和无产阶级所服务的，早在革命文化形成之初就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其重要价值追求。这与封建统治者和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的本性不同，表现出鲜明的人民立场，是革命文化性质宗旨的集中体现。革命文化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宗旨体现在革命文化形成发展的全过程。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武器，选择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纲领和奋斗目标，并开始带领人民走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伟大征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持“打土豪，分田地”，将土地分给无地的贫苦百姓；在抗日战争时期带领人民群众攻坚克难，最终赶走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公开表明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10]809。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构成革命文化历史性内涵的重要内容，贯穿于革命文化形成发展的革命历史时期，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革命文化的底气所在

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传承发展，不仅在这种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更多的是其能够被人民群众所接受，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辩护。革命文化历经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和改革开放新时期而历久弥坚蓬勃发展就在于其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这是革命文化的底气所在。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文化正是以人民为中心，以群众的利益为导向才赢得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支持和拥护。革命文化中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有诸多表述。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3]136，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3]139。它不仅强调将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作为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而且教育党员干部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现实需求作为进行革命动员工作的行动指南。“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他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3]138要求党员干部对于人民群众的一切生活问题和遇到的现实困难都要当作大事来抓，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进行讨论和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革命文化历史性内涵的重要内容，正是革命文化这种人民性立场才使得其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接受，这是革命文化不断传承发展的底气所在。

总之，革命文化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内涵丰富的革命精神、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革命文化区别于以往一切文化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构成其历史性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革命文化的历史性内涵是传承发展革命文化，推进党的建设和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学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