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涛，佟坤达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始终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与历史同步与时代共鸣，勇于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伟大政党的百年华诞正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伟大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的传播不仅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实课题，也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历史问题。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形象传播为抗日战争时期，乃至如今新时代的海外形象传播奠定了基础。重新梳理挖掘这段历史，有益于为当下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构建与传播提供新的借鉴和思路。谨以此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一、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传播的实践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围绕党组织的创立和发展这一中心任务向海外开展了大量的政党形象传播工作，通过共产国际的支持和自身的不懈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一）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时期的海外形象传播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在共产国际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早期党组织的成立离不开一个个来自共产国际的红色身影。在建党过程中，通过与共产国际的紧密合作，向海外传播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和建党的基本政策纲领。

维经斯基作为首位来到中国的共产国际远东支部代表，承担着在华考察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重要任务。1920年7月，中俄通讯社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努力下成功开办，在进行中国新闻报道的同时，也向海内外传播了有关苏俄、共产国际方面的资讯，并把中国本土的报刊进行翻译后传至共产国际。随着传播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中俄通讯社更名为华俄通讯社，先后在《新青年》、《民国日报》等30余家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报道。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来源于其它国家共产党党报。华俄通讯社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促进党的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向共产国际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全国各地如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为了加快在东方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开展革命运动的步伐，1920年8月，共产国际派遣执行委员会委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来到中国，作为共产国际专门委派前来帮助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位代表。为了能够进一步向共产国际汇报在中国的工作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进程，马林在1921年《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信》中介绍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生活、工作情况，以及当时中国各地党小组的革命活动。同年9月4日，马林向共产国际递交了《马林远东来信——中共成立初期的情况》，这是第一个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文本，使得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消息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随着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在共产国际的历届重要会议上都能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身影，“这一舞台为我党阐述政治形势、革命理念以及经济状况等提供了机会，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实践的了解。”①吴赟、蒋庆胜：《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国际传播：历史经验与未来展望》，《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19-129页。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共产国际先后派出过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明那兹、李德、越飞六名代表来到中国指导党的建设和革命工作，他们活跃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舞台上，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来自遥远苏俄的红色战士为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党的建设和内外传播工作奉献出了宝贵的力量。他们向共产国际和海外媒体成功传播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实践者的形象，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演播了“预告片”。毋庸置疑的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代表们通过一次次会议和非正式的会晤，向共产国际和西方国家宣传了当时中国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他们成为中国革命运动初期党的建设的骨干力量，向世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

（二）中央苏区时期和长征前后的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传播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旋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对共产党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和大屠杀，在对外宣传领域也对共产党进行严密封锁，对中央苏区和各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围剿，并且对中国共产党形象进行污蔑丑化宣传。

早期共产党人意识到中国革命和自身形象宣传不能单纯依靠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也要自我主动地开展对外传播活动。为了加强与共产国际和世界各个共产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系和沟通，1928年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应运而生，打开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联系、合作的新局面。代表团利用莫斯科较为安稳的局势对中国共产党的档案资料进行大量的整理、总结和出版工作，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革命史。此后一直与共产国际和苏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直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为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及反对日本侵略作出巨大贡献。瞿秋白以在中共六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为基础，进一步丰富、编纂了建党以来首个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通俗读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到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和经验教训，该书于1928年出版。瞿秋白还在担任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师时曾多次宣讲中共党史。邓中夏于1929年出版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该书回顾和总结了辛亥革命后8年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②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页。。可以说，宣传中国的革命情况一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重点工作。

1929年底，中国革命涌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为适应这种革命形势的发展，党中央认为有必要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0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根据中央通告精神，发表了《全国第一次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传纲要》，其要点是：“各地召集群众会议，由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代表出席报告大会的经过，作热烈的鼓动，号召群众造成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拥护共产党的群众广泛运动……这一宣传，同时要扩大到全世界，取得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援助，这是中国革命彻底胜利的保障。党需要用极大的努力，完成这一任务。”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4-342页，第654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在对外宣传上有着明确的政策。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对其外交宣传政策就有明确的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全面阐述了党的对外政策，并将自己的对外政策贯彻在外交实践中。《宣言》向全世界发出庄严的声音：中国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新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4-342页，第654页。从此，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红色政权以国家的身份出现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

二、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传播的基本特征

系统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对海外形象传播工作，呈现出受共产国际影响、受国民党新闻封锁和通过国共合作平台传播的特征。

（一）受共产国际影响形成的被动传播

自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并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以来，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纵向管理关系正式形成。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并不适应这种关系。时任中共中央书记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曾经多次发生冲突，冲突主要原因是不习惯共产国际与对中国共产党的过度控制。这反映了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体制与早期中国共产党要求独立自主之间的矛盾，也导致了在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处于相对被动和弱势的局面。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形象传播工作大多借助于共产国际的宣传渠道“借口说话”。此间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社情、民情缺乏深入的了解和自身的过度自信，对中国革命进行了不切实际的指导，致使中国革命蒙受了较大损失。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于共产国际代表不正确的指导曾有过一定抗争，但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力量较弱，离不开莫斯科的物质帮助和指导，传统儒家文化和君臣理念，也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领导的服从甚至盲从心理。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重影响下，当时中国共产党海外传播工作出现了相对被动的局面，具体表现为传播渠道单一、宣传经费紧张、宣传渠道有限。

（二）对国民党新闻封锁的主动突破

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处在偏僻的湘鄂边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加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新闻封锁，使得中国共产党用于宣传的载体和手段匮乏，传播渠道极不通畅。另一方面，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又别有用心地损毁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企图误导全国民众。为此，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中针对开展海外形象传播工作，指示各地要“创立中央日报及某几个大城市的（如广东、武汉、天津等）地方小日报，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及加强对于敌党的政治反应之速度。目前尤其特别注意于揭破民族资产阶级各派（蒋派、汪陈派、第三党等）的反革命假面具，加紧宣传党的政纲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统治之必要，加紧反军阀、反帝、抗租、抗税、反白色恐怖及争取一切民众运动之自由的鼓动与宣传。”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623页。这一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及封锁，中国共产党旨在通过海外报刊、机构和向国际社会宣传国民党的反革命、白色恐怖行径，为保卫苏维埃政权争取到更多国际社会的正义支援。

（三）通过国共合作进行“借口传播”的大胆探索

建党初期，斯大林针对国共合作，特别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并在国民党的一切组织中和拥护它的群众中，为改变国民党的政策和改组其领导机关人员进行坚决的斗争”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08页。。由于共产党是以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进行联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仍需尽力保持着自身的无产阶级政治属性，避免被国民党吸收同化，并利用国共合作提供的的资源和条件进行自身的发展。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多数高级领导人都与国民党的传播工作有着合作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利用在黄埔军校的工作岗位，借用国民党的机构、人员和媒体进行对外交流和传播，进而向海内外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形象、政党形象。总而言之，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纠偏和调整了共产国际的一些错误指示，使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权益得到基本维护，也使这个年轻政党的行动策略更加符合国情、组织能力逐渐趋于成熟，②姜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共自主决策考察》，《红广角》2017年第6期，第56-62页。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大革命的独立自信、立场坚定、不惧危险、不怕牺牲等正面形象逐渐为共产国际和国际社会所了解。

三、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的传播效用及意义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传播的实践具有探索性，尚不成熟稳定，但却为抗日战争带来了积极的效用，也为中国共产党当下以及未来的海外形象传播提供了借鉴价值。

（一）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传播工作打下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传播工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建党初期情势的影响。由于从建党之初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全民族抗战伊始中国就不断地受到共产国际和来自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同时共产国际还团结了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对中国抗战伸出援助之手。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为其他国家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所学习和借鉴，特别是在苏共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其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苏联为榜样来开展工作，③刘威：《中共建党初期新闻宣传工作探析（1921-1924）》，《长白学刊》2018年第5期，第122-127页。当然也包括抗日战争期间的对外宣传。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积极与共产国际合作，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共产国际对共产党初创的指导、国共合作的促进和中央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支持，为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争取共产国际的军事、医疗、生活物品等援助打下了良好基础。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海外形象传播也在海外广受好评，有利于日后建立和巩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并取得抗战的胜利。④李玲：《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长白学刊》2020年第6期，第130-136页。

建党初期的海外形象传播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党组织后的首次重要尝试，期间积累了对外工作经验和自主独立交往的姿态，赢得了国内广泛的群众基础，树立了一个以人民为基础的革命党和第三国际政党形象，激发了海外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浓厚兴趣。建党初期的海外形象传播工作大胆揭露了国民党反共、反民主、反革命的阴谋，也使得海外社会、政党、媒体开始客观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为抗战时期国际统战工作和进一步扩大在世界的影响力打下了政策、理论、渠道、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外宣工作经验也在斗争中不断地累积，经历了共产国际的被动传播和国民党的限制与反革命背叛，更加坚定了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对外交往姿态的决心。

（二）对当下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传播的历史借鉴

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①《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7/07/content_5622904.htm。。2017年10月，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向世界展示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0日。同时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这里的“样子”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中国共产党的“样子”和“形象”就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本质而表现出的行为状态和面貌，通过向外部展示和传输某种信息，然后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关于党的总体面貌的认知结果和价值判断。③李忠杰：《大就要有大的样子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设》，《新湘评论》2018年15期，第4-8页。在变幻莫测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通过传达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介绍中国经验，新时代中国显示了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展示了朝气蓬勃的政党面貌和立体多彩的大国形象，尤其是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出色表现更成为了全球各国抗疫的标杆，向海外展现了新时代众志成城的中国力量、一心为民的政党形象。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海外形象传播加强了我党的自身建设和与共产国际乃至国际社会的接轨。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努力争取共产国际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和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在海内外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威望和全新的政党形象，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因中国而改变。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强国，承担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任，中国“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④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1年第20号，第5-7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即将实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发展建设、改革开放的领导者，更应该通过自身的发展来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回溯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海外形象传播活动，有利于在世界历史前进的潮流中构建国际话语权，应对国际形象传播的新挑战，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的构建和传播，提高政党权威和执政合法性，是中国共产党稳定、高效执政的重要保障。

余 论

作为一个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不能没有自己强大、独特的话语权和优秀的政党形象。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海外形象传播工作的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在海内外构建了全新的政党形象。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也是塑造和传播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的重大历史机遇。中国正在重回世界舞台中央，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伟大复兴不能仅仅理解为军事、科技、经济等硬实力的崛起，同时也是政党形象、国际话语体系等软实力的全面复兴，因此需要将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行之有效地向外传播，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更加完美丰满、与时俱进。回顾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海外形象传播的历史，能够加深我们的党史学习，弘扬继承优良的革命传统，更加坚定改革开放精神，继续在创新的道路上向前努力奋进。激励我们坚持弘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思想品质，加强中国共产党伟大形象的传播能力，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和整体的国家政党形象，从而更加自信地走向世界，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战略价值的伟大课题。

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党海外形象传播工作的核心目标也不相同。建党初期的核心目标是完善我党的初创工作和与共产国际运动接轨。抗战时期的核心目标是抵御外敌入侵，实现民族解放。新时代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加强新时代我党的海外形象传播工作，首先要通过继续加强从严治党、转变执政方式和制定未来的科学发展目标等手段提高我党执政能力，从而全面提升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自我构建能力。其次，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强化我们党在大众传媒中的领导地位，让历史唯物主义贯彻于传播工作和进行传播工作的人员之中。再次，要创新中国海外传播的叙事方式和传播手段，将“线上”和“线下”、“官方”和“民间”、“传统”和“新潮”等方式结合使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的科技资源向海外传播我党形象。

身为一个百年大党，我党的海外形象传播工作需要在恪守政党形象传播规律的先决条件下，选用综合对策、多元渠道、多个方面、大手笔地对传播资源、方式和策略进行整合，如此才能达到百年大党形象传播的预期效果。

由于作者自身时间和自身水平有限，论文中还存在些许不足。论文中对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传播研究多沿我党自身纵向历史脉络梳理，缺少横向如与国民党海外形象传播的对比研究，日后可多与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的共产党进行横向对比研究。此外，针对海外形象传播工作的效用评估应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相结合，更多引入海内外报纸、网站和调查报告上针对我党海外形象传播工作的评价和报道等数据，进行分析整理，从而更好地为效用评估提供数据支撑。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形象传播问题，还可以从其他的特殊历史时期，如抗战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当下，对比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形象进行深入研究。